（謹以此文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
沙灘北街，是京城景山東側一條南北走向、長不足百米、極其冷僻的小街。北端與沙灘后街相交處一座小院，即是國內外聞名的沙灘北街十五號，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之所在。院門東向，與街左文化部大院后門相正對。我有幸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同年之十月，進入這座樸實無華的小院。驚異于其中人我關系之平等、尊重、友善，以及學術自由、思想自由之氛圍。遂浸淫其間，歷三十寒暑，雖衰發滿幘，亦不棄不離，不改其樂。回首往事，仍有感概于當初走進這座小院之匪易！
我于1962年在四川省眉山縣青神中學以全優成績畢業，在眉山縣中學考場參加高考。高考分理工、農醫和文科三類。當時風尚，重理輕文。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學諺。班主任倪海光老師動員我報考理工，說：你考理工一點問題都沒有，考文科就不保險，文科招生少。我不聽班主任的勸告，執意報文科。在填志愿表時，從北京大學中文系到四川師范學院中文系，凡可報的中文系全填上了，剩最末一個志愿，填四川行政學院充數。倪海光老師踱到我課桌前，低頭看看我的志愿表，皺了皺眉頭，沒有說話，用兩個手指頭點著我填的四川師范學院和四川行政學院，然后做了個交換的手勢。我心想：交換就交換，難道我真的就進這個學校不成！于是把四川行政學院由普通校最末換到普通校第一。殊不知就這一換，注定了我的文學夢的破滅。我真的收到四川行政學院的錄取通知。
因三年自然災害，國家實行調整政策，撤銷主管法律教育的司法部，把五所政法學院下放地方。西南政法學院下放四川省，改名四川行政學院，設政治、法律兩系，培養政治教員和政法公安干部。我被錄取在四川行政學院法律系政法公安專業。進校第二年，政治系撤銷，僅保留法律系。此后又恢復了西南政法學院校名。所學習的專業課程，唯憲法學和婚姻法學有正式教材。憲法學教材的作者是王珉、王叔文。作為專業基礎課的民法學，已經改名為“民事政策學”。同樣，刑法學改名為“刑事政策學”。自編的民事政策學教材和刑事政策學教材，薄薄的兩小本，是當時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資料匯編，既沒有法律，也沒有理論。本科四年真沒有學到什么法律知識。所幸畢業前有三個月實打實的實習。
1966年春季開學，即往江津縣法院實習，使我們這些法律系本科生多少對政法工作有所了解。當時的江津縣法院，在縣城法院住所設一個院內庭，另在各區設一區法庭。我被分派在院內庭，由庭長帶著辦理刑事案件。庭長姓廖，文質彬彬，富有審判經驗。教我怎樣閱卷，在閱卷中怎樣發現問題，怎樣寫閱卷報告，怎樣擔任書記員，怎樣做詢問筆錄，怎樣寫判決書，以及結案后怎樣裝訂案卷。到看守所訊問被告和下鄉調查案件，多數時候是和法警一道。法院僅一位法警，開庭時履行法警職責，平時也做與審判員一樣的工作。法警身材魁偉，待人很和善，一道下鄉調查案件，對我照顧有加。可惜已忘其姓名。三個月時間，我參予辦理的案件不少，因而對從事審判工作產生了濃厚興趣。
我和廖庭長辦過一個案件。因妻子與人有不正當關系，丈夫到公安局要求進監獄勞改。接待干警沒好氣地說：“你不夠條件！”問：“要啷個才夠條件？”答：“去把火車掀翻嘛！”認為此人有神經病。殊不知這個人真的去掀翻火車，搬幾塊大石頭堆在鐵道上，然后蹲在附近草叢中，當巡道工巡查過來發現時，主動跑出來承認。廖庭長認定被告不構成犯罪。另一次我被暫借到檢察院，隨檢察長下鄉查一件縱火案。因妻子與人有不正當關系，丈夫將自家住房點燃了，目的也是進監獄勞改。檢察長認為不構成犯罪，教育后把人放了，也把紅杏出墻的妻子教育了一番。兩個案件作案動機相同，都是妻子紅杏出墻，丈夫不是要求離婚，而是想自己進監獄勞改。令人難解！我還參予復查平反過一個冤案。解放初土匪暴動，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在山坡上一邊跑、一邊喊：土匪來了！土匪來了！鎮反時這個男孩被當作匪首判了重刑。我和法警去勞改農場宣布平反，當場釋放。服刑十多年，才三十來歲，完全一個老頭！我和法警一路唏噓不已！三個月的實習結束，想到不久就要走上政法工作崗位，真的有一股豪邁之氣。恰似唐人詩句：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
沒有料到，實習返校，馬上就傳達“五一六通知”，宣布停課鬧革命，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1968年底大學生分配工作，按照當時“面向邊疆、面向農村、面向基層”的政策，我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市。到昆明市革委會大學生分配辦公室，知道分配在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其時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局均已撤銷，即所謂“砸爛公檢法”。大約在元月中，被分配到市革委會人保組。到人保組報到，負責接待的軍人很熱情。我被確定在辦案組。然后是人保組負責人五十四軍某部張副政委接見。張副政委態度嚴肅卻不失和藹，真的語重心長：專政工作，需要知識分子，到了人保組就算到家了！一定要勤奮工作，一定要服從紀律，一定要講黨性，不能講派性！一定要向解放軍學習！解放軍是毛主席一手創建、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隊伍，從來最講黨性、最堅持黨性！還說了很多鼓勵的話。張副政委一席話，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聽后心里熱乎乎的，有一種在外漂泊多年后終于回家見到親人的感覺！決心好好工作，報效國家，不辜負黨的培養，不辜負張副政委的殷切期望！
張副政委接見后去食堂用餐，餐后要去辦案組與組長和同事們見面，次日正式上班。不料，剛吃過飯，負責接待的軍人前來宣布張副政委的指示：剛來的大學生，打那兒來，回那兒去！猶如晴空一個霹靂，人一下子就懵了！很快回過神來，自己警告自己：逐客令下，軍令如山！自己也是一條漢子，不能說半句軟話，露半點賤相，讓人看輕了！于是故作輕松狀，不遲疑地回接待室取了行李，同負責接待的軍人步出大院。跨出大門警戒線，回頭與軍人告別，淺淺一笑、揮一揮手！此處不留人，應有留人處！人保組大院在北京路，向北不遠就到了郵電大樓，右轉東風東路，很快就回到市革委大院，進到大學生分配辦公室，負責人一臉無可奈何的神態，顯然已接到人保組的電話，說：等過了春節再說吧！
待過完春節，市分辦負責人和顏悅色、試探性地問：如果分配到工廠，去不去？回答一個字：去！此日此時，距到達昆明也近兩月！五十多天，兜里揣著派遣證和工資關系、糧食關系證明信，沒有單位，不能報到，不報到就沒有工資、沒有糧票，沒有工資、沒有糧票靠什么吃飯？靠什么住店？靠什么活？！若非六八級李錫昆同學的父親母親收留我，真不知五十多個白天如何挨過，五十多個寒夜何處投宿？！此時此刻，且不說是去工廠，就是宇宙洪荒、虎穴龍潭，別人能去，我亦能去！別人能干，我亦能干！別人能受，我亦能受！恰似溺水之人偶抓漂木，豈有放脫之理！猶自慶幸天不絕我！于是到了昆明市重工局所屬農用軸承廠，廠在昆明東郊大板橋，距市區20公里。當地諺云：三尺長一座大板橋，這頭踏上那頭搖！又云：大板橋，一大怪，三個蚊子一盤菜！另據史料，長征紅軍佯攻昆明，先頭部隊抵達大板橋，省主席龍云急調滇軍回防，紅軍乘機奪路西進，順利渡過金沙江！
我在軸承廠十年，先后擔任政工干事、勞資干事和工會宣傳干事，而擔任工會宣傳干事時間最長。廠工會宣傳干事，負責墻報、廣播站、圖書閱覽室，組織職工體育活動、文娛演出，以及訂報刊、收發信件，等等。廠是新廠，1966年籌建，1969年投產，200多號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青工，一度文娛體育活動很活躍。常有車間之間的籃球比賽、排球比賽，與兄弟工廠和當地駐軍的籃球比賽、排球比賽。節日廠內有文娛演出，還到山下炮團和干海子炮四師師部慰問演出。一次重工局舉行田徑運動會，三十多家廠，三十多支代表隊，我廠隊獲得團體總分第二名和男子四百米接力第二名，在廠史上是僅有的最好成績。10年的工廠經歷，經受了各種磨練。對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工業生產實際有了感性認識，對社會底層的人們有了較深了解，同時也認識了自己。
回憶我在工廠，領導交給的工作，無論是否屬于本職，沒有講過條件，而且總是完成得很好，沒出過錯。我的稟性，不是心高氣傲的人，也不是愛提意見的人。獲得這樣一個為人民服務、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機會實在不易，自當積極工作、改造思想，夾住尾巴做人。豈敢恃才傲物，說話傷人！十年時間，真沒對誰提過批評意見。自覺與廠、部門、車間領導和班組長、老工青工關系頗融洽。全廠上下對我的評價都不錯，1971年很順利地加入共產黨。入黨介紹人是政工干事馬學書同志。其時黨章取消預備期，一經組織批準，即為正式黨員。但一次支部書記提名我擔任廠工會副主席，卻在領導班子未獲通過，使我對自己有了清醒的判斷。認識到做文字工作是我所長，也是興趣所在，與人交往特別是與領導交往是我所短。此所謂“短”，實是不得不然。因我有成見在胸：不與任何人保持密切關系，不做任何人的鐵桿。此是我20歲左右時，受當時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不結盟外交政策的啟示，決定于人我關系采不結盟主義。文革中的經歷見聞，更使我堅信不移，決心終生信守。注定我不適于官場。
工廠工會宣傳工作本就輕松。自己出身農民且正當青年，不怕吃苦，參加車間勞動自不在話下。個人生活也頗順利。1972年結婚成家，有了孩子。上班工作勝任愉快，業余時間開荒種菜，飼養雞鴨鵝兔。知足常樂，隨遇而安。辦廣播、編墻報、組織文體活動，也算黨的事業之一部，也算精忠報國之一途。心如止水，不生波瀾。孰料文革結束，公安、法院、檢察機關相繼恢復。中央要求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號召專業歸口。早已熄滅的希望之火，竟又死灰復燃。我想歸口到中級法院或者基層法院，經校友呂廷遠兄介紹見了中級法院鄧院長。鄧院長對我曾分配中級法院及到人保組報到有所耳聞，當即表示：很需要，很歡迎，只要工廠放人。但是工廠不放人。歸口法院的希望再次破滅。支部書記黃朝銑同志調出廠后透露：當時市委組織部來了調令，廠領導班子集體決定把調令鎖進抽屜，嚴密封鎖消息，終未泄露一點風聲。一個基層支部，保密如此之嚴，你不得不佩服！
西南政法學院復辦，張序九老師推薦我回校任教。張老師善于識人，校內有小伯樂之譽，推薦過不少教員。據張老師來信，學院領導已經通過，家屬安排亦有考慮，要我即向廠領導提出申請。廠長姓欒，從市標準件廠調來不久，為人十分直爽。我提出調回母校任教，欒廠長當即爽快答應，說：你去大學任教可以為黨多做貢獻，校方函來即可辦理調動手續，全家一道走，廠里絕不刁難。真是快人快語，令我感佩不已！慶幸遇到好人，老天助我！不久西政真來函調人時，廠長、書記一齊推翻前諾，一致表示絕不同意調出，理由依舊：工廠工作也是黨的需要！我廠先后分配來四位大學生，其中云南大學一位，外語專科一位，加上我的西政同學共三位，均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專業歸口名義，相繼先后調走。同一個政策，同一個廠，同一個支部！何以獨留我一人？！個中緣由，請誰人點撥？！
1978年國家決定恢復研究生招生，第二批招生專業目錄公布，其中有法學專業。這時母校張序九老師來信，鼓勵我報考，諄諄告誡：機不可失！當時政策規定，任何單位對于職工報考研究生不得阻攔。先自喜不自勝！我要考上研究生，縱是天王老子恐怕他也攔我不住！復轉念一想，頓生躊躇。全國招生，漫無限制，無論本科、專科，已經畢業、尚未畢業，工農兵學員，老三屆知青，工人、農民、干部、群眾及有無職業，均可報考，考生人數之眾多，可想而知！丟開書本，拋棄專業，十有余年，倉促應考，其困難程度，亦可想而知！雖然政策不允許單位阻攔，但工廠領導態度未變，我要考上了不打緊，若要考而不上，工廠領導將如何對我？我又將如何面對工廠領導？其難堪與尷尬，亦可想而知！是故瞻前顧后，反反復復，猶猶豫豫，遷延難決。
而時不我待，轉瞬之間，報名期間將過。報名最后日之前日，竟日心煩意亂，忐忑不安。是夜輾轉床榻，不能成眠。捫心自問：何以畏首畏尾？何以遲疑不決？縱然折戟考場、名落孫山，又有何可惜？冷嘲熱諷，尷尬難堪，又有何可懼？俗語云：佛爭一柱香，人爭一口氣！爭而不得，應承認自己無能，豈可怨得他人！張師認我有才，舉薦任教不果，復又鼓勵我報考研究生，一再叮囑勿失良機，我若臨陣畏縮、未上考場，將來如何面對夫子？如何面對自己？遂決定報考，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即喚醒妻子，告知我意已決！時在報名期限最后一日凌晨兩點。工廠起床號響起，頓覺一身輕松。趕早到辦公室請假、打證明信，乘11路公共汽車進城，到設在官渡區的省招辦填寫報名表。法學專業，僅北京大學和中國社科院兩個單位招生。謹遵張序九老師建議，填報了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民法學專業。
當時國家的政策，工作單位應當給考生一個月假期備考。斟酌自身境遇，未便向廠領導請求。好在張序九老師寄來50年代教材，并托云南大學屈野老師輔導。猶記周日進城去屈野老師家請教。其時屈師住在云大附近青云街，房屋老舊，居室局促。屈師自己尚待落實政策，且又胃病纏綿，身體虛弱。每次登門，屈師精神為之一振，仿佛重登杏壇，再掌教鞭，征引比喻，耐心講解，誨我不倦。復向故紙堆中，尋出50年代在人民大學上學時，蘇聯專家講授民法講義油印資料，供我參考。有時留飯，師母上班，屈師親做韭菜炒雞蛋，師生對食，情同父子，令我終生不忘！我一邊工作，一邊備考，感覺時間飛快！突發奇想：如果人類一日一餐，三日一睡，當可節省多少時間用于工作學習！
收到準考證后的一天，有重工局領導來廠，由廠政工干部陪同，約我在廠大門口商店對面小平房接待室隔壁房間談話。主題是：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使我專業對口，改任廠人保組干事，并漲一級工資。條件是：我放棄研究生考試。我暗自思忖：現今恢復研究生招生，恰似歷史上皇帝開科取士，此是國家急用人才之時！有志之士理當踴躍應試，各顯其能其才，但憑國家挑選！盼能有幸得中，竭忠盡智，報效國家。利鈍成敗，在此一舉！如因領導許諾漲一級工資、換一個部門，就放棄考試，鎩羽而返，我拳拳報國之心，豈不化成謊言虛話！從此往后，將如何做人？！如何面對廠長、書記、車間領導與全廠員工？！于是答復：報考研究生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我已經報名，不能不考！
考生之進考場，猶如將軍臨陣。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試，更是如此。昆明市研究生招生考場，設在官渡區小學，教室桌椅均很破舊。頭天已經探場，熟悉路徑。開考進場仍極緊張。我的課桌靠墻，瞥見右手鄰桌考生帶了兩個藥瓶，其緊張程度更勝于我，于是緊繃的神經稍稍松弛。兩天四場：作文、外語、法理、民法。考完回家，即癱倒在床，四肢無力，渾身酸痛，腦子一片空白！待稍緩過神來，逐科回憶，自覺法理、作文、民法均可，而外語很差，是在預料之中。猶記民法考試論述題：“論合同制度”。孰料研究生期間到重慶調查合同制度試點，1980年在法學研究雜志發表第一篇文章《關于重慶市推行合同制度的調查報告》；1981年畢業碩士學位論文題目《論合同法律制度》；畢業留法學所參加撰寫第一部合著《合同法》。1988年起首次參加國家立法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1993年起參加設計起草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冥冥中疑有定數！
收到法學研究所的復試通知。考試成績：作文88分；外語37分；法理70分；民法90分。與自己估計吻合。于是向廠里請假，進京參加復試。乘坐62次特快，行駛61個小時，于第三日晚9時30分抵達首都北京。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聯翩。通過長長的地道，走出北京站，放眼望去，夜色朦朧，路燈黯淡，車少人稀。社科院復試在北太平莊北京師范大學，今夜如何得到？稍事躊躇，即決定露宿街頭。用兩張報紙鋪地當床，行李袋做枕，仰臥在位于北京站街與北京站東街交叉街口的一家餐館檐下。環顧兩側露宿者，無非失路之人，盡是他鄉之客。旅途勞頓，一夜無夢。北京之夏，四時天曉。于是起身，收拾報紙，讓出人行通道，手提行李袋，出北京站街，轉建國門內大街向西，過東單，沿東長安街前行，過王府井南口，過南河沿、南池子，抵達天安門廣場，見神圣城樓兩側紅旗在晨風中輕輕擺動，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花壇邊公用水管龍頭洗漱，然后到位于正陽門城樓東側22路公共汽車站，乘車經新華門、西單、西四、新街口，至北太平莊北師大社科院復試報名處報到。
中國社科院借北師大復試研究生，后研究生院亦借此辦學。考生不分專業，依報到順序，入住北師大校園東大門北邊一棟教學樓。沿著教室四周墻壁鋪草薦打地鋪，被褥清潔，與北京站口街頭露宿，判若天壤。來自四面八方的考生，互通問訊，其樂融融。我左臨考生，來自廣西，是中學教員，儒雅帥氣，講起所教學生送其離校時之依依不舍，很動感情。還談起電影劉三姐主演黃婉秋受迫害的情況。右臨考生是我同鄉，四川樂山人氏。文革時期，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取消餐廳服務，用餐顧客須先到一個窗口交款購牌（票），然后持牌（票）到另一窗口端菜、端飯。這位同鄉就一直在樂山一家面館售牌（票）。緊挨同鄉的考生來自新疆，是一個煤礦挖煤工，身材黑瘦結實，自謂干半個月即可完成工作量，剩下半個月用于看書和睡大覺。言談之間，頗帶豪氣。睡在我左邊稍遠的一位考生，也來自廣西，告我正按照美軍在越南叢林對付蟲氓的高科技，制造一種電子驅蚊器，其發出的超聲波，可致有效范圍內的蚊子心臟爆裂而死。這位老兄自謂特喜歡釣魚，可傳我制魚餌秘方，就在復試期間，竟還偷空去頤和園垂釣，真是個奇人。報考歷史專業的陳祖武兄，睡在另一間教室，身體瘦弱，文質彬彬，自述一直在昆明鐵路局涼亭貨場做搬運工，扛每個百十來公斤的貨包。涼亭貨場在昆明城東，地名八公里，距我所在大板橋僅十余公里。其余考生也大抵相若，非處江湖之遠，即在草萊之間。國家恢復研究生考試，猶如歷史上之大開恩科，多少豪杰之士、不逞之徒、彈鋏之輩，藉以脫穎而出，乘風而上，踔厲奮發，遂其盡忠報國之志，成就一世英名！
法學專業復試，分筆試和面試。筆試在北師大，考法理和民法兩科。面試在城內沙灘北街15號法學所院內。院門向東，進門南邊一溜平房，兩間駐車，幾間住人。北邊一棟曲尺型三層灰磚平頂樓房，為法學所各研究室及機關所在，樓門南向。此樓為建筑大師梁思成早年設計作品，有南墻根碑記為證。樓前一大石碑南向，碑座烏龜和碑身體量甚大，碑文應是滿文，估計小院原是一家王府。院內有幾株老樹，臨近辦公樓門口是一株楊樹，石碑西側一株老榆樹，一株老桑樹。另有幾株雜樹。西墻根也有一排平房。辦公樓北還有一棟曲尺形三層平頂灰樓，是圖書樓，樓門南向。西邊一棟二層小樓，樓上住人，樓下是會議室。圖書樓、西小樓與辦公樓圍成后院。據介紹，原是老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之所在。建筑老舊，墻壁斑駁，頗有歷史感。民法專業一位江蘇考生，談起作文中描繪心目中的法學研究所，“紅墻綠瓦，雕梁畫棟，金壁輝煌”，一時傳為笑談。面試在各個研究室分別進行。導師王家福在外地未歸，由黃明川老師主持民法復試。先抽取口試題，依次進去面答，并回答主考老師隨機提問。在我面試中途，一位慈祥如鄰家姥姥的老人進來聽考，聞是副所長韓幽桐，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第一位女法學博士。同事多以韓老太太呼之。老太太突然問我愿不愿意改學法理學。我報民法乃是張序九老師建議，怎好中途改變？遂勉強作答：我還是學民法吧！老人聞之，并不以為忤，復加以溫言勉慰。恰如春風細雨，潤我心田。此情此景，如在昨日！
復試回來，照常工作，靜候錄取通知。不料政治審查又生波折，幾乎斷送我讀研究生的一線生機。因文革后期，發生林彪事件，中央號召學習五本馬克思主義原著。工廠黨支部指派我擔任學習馬列著作輔導員，參加市里舉辦的輔導員學習班，回廠輔導全體干部職工學習馬列著作。幾位青工自發成立馬列著作自學小組，用業余時間學習馬列原著，邀我參加。自學小組成員十多人，除我是唯一黨員外，均是共青團員和青年積極分子。定期集中，學習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反杜林論，結合各自思想和工廠實際，談學習體會，斗私批修，提合理化建議，批評壞人壞事。所謂壞人壞事，包括一些工人自由散漫，上班出工不出力，“明八、暗五、實干三”，及個別領導干部的多吃多占問題。自學小組得到黨支部書記黃朝銑同志的勉勵。其存在不過兩三個月。文革結束時，重工局黨委向各廠派駐清查整頓工作組。被自學小組批評過的人，向工作組揭發，認為成立自學小組是政治錯誤。工作組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最后認定自學小組“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并在全廠職工大會上公布此結論。我報考研究生時，支部書記黃朝銑同志尚未調走，工廠支部出具的政審意見是正面的，要不然法學所不會準考。
我收到法學所寄來的復試通知書，法學所收到工廠寄去的一份新的政審材料。法學所黨組派劉海年、葉維鈞兩位老師赴昆明進行政審，下榻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招待所。次日高級法院院長決定派車并派六七級校友唐代洪法官陪同劉、葉兩位老師，于上午9時左右到廠。后據劉海年老師說，工廠黨支部堅持認為自學小組是政治問題，直到中午，不變態度。兩位老師已經失望，擬在工廠職工食堂用餐后返城。食堂女管理員楊慧仙是部隊轉業的老同志，聽客人說從北京來政審，順口說了一句：小梁可是個好人。聽了食堂女管理員這句話，兩位老師頗受觸動，于是改變計劃，重又進廠找支部書記，要求再開支部委員會，不談政治結論，而逐一列舉自學小組做了哪些事情。也就是：自學小組曾經揭發批判個別領導干部多吃多占的問題。問：被揭發批判的同志有無多吃多占的事實？眾支委誠實回答：有這樣的事實。遂使僵局緩和，出現轉機！
下午4時左右，廠黨支部慎重研究決定，更改先前的政審意見。命運之神終于向我敞開了通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大門。不久收到法學研究所正式錄取通知書。就這樣，我離開了生活工作十年之久、至今仍魂牽夢繞的昆明東郊大板橋的小小國企昆明市農用軸承廠，走進了紫禁城北景山東側沙灘北街十五號，由此踏上了從事民法學術研究的漫漫長路！
（2009年2月28日完稿，3月1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