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出獄，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著名愛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解放后一直背著個沉重的“反蘇”包袱。1957年被“欽定”為大右派，歷經磨難；“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折磨再次升級，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終被慘死于鬼魅之手。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王造時被徹底平反，其“反蘇”真相才昭然于天下。
王造時是江西安福縣人，出身于平民之家，1930年畢業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獲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他拒絕從政，在上海光華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時值九一八事變爆發，王造時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與國民黨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作斗爭，是我國抗日救亡的先驅者之一。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王造時不懼于威，不誘于譽，兩次遭到逮捕，兩次坐牢，一次暗殺，多次失業，但他為真理而戰，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一
建國后，聲名中外的“七君子”，除鄒韜奮于1944年病故和李公樸于1946年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外，其余5位“君子”有4位陸續調去北京高就。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沙千里任商業部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部長。惟獨學位最高，年紀又輕，功勞更是不含糊的王造時卻被冷落，無人過問，一直在上海“待業”。直到1951年，下半年，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聞訊，才聘請他去任政治系教授，算是找到個安身吃飯的地方。
這是為什么？朋友們一直在議論著。其實，就連王造時本人也覺察不到是什么原因。后來他聽史良透霹說：據說中央某領導可能對你執筆給斯大林寫信的問題有看法。其實這是個很容易說清楚的問題，有機會你得主動找有關領導說明一下，消除誤會。1956年初，張孟聞從北京開會回滬后也對他說，中央某領導說是一個什么條約問題，對你有誤會，有看法，還點了你的名。就是這些誤會和看法，使王造時白璧成冤。
那是1941年4月1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與日本天皇陛下，為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締結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共4條：
第一條 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條 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沖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三條 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準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
第四條 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準。批準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更為使人不能容忍的是，這個條約還附了一份《共同宣言》：
遵照蘇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的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
二
“條約”和“宣言”公布后，中國人民震驚，世界輿論嘩然。
眾所周知，1941年是中國抗戰最困難、最危險的時期。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我國半壁江山，大漢奸汪精衛在南京建立了偽政權，國內又發生了“皖南事變”，國共兩黨關系再度緊張。在這樣的關鍵時刻，世界上反法西斯大國蘇聯，突然出現這樣的舉動，實在令人震驚。“條約”的簽訂，就意味著日寇侵華，蘇聯將不顧國際準則，不分是非地保持“中立”。任何一個有著正義感的國家和人民都是難以理解的，特別是在“宣言”中還居然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真是荒謬至極。
所謂“滿洲國”，乃我國東北地區三省的神圣領土，那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略強行占領后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堅持斗爭。除日本及其幾個法西斯盟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正義的國家承認過，而蘇聯怎能“尊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的神圣領土還要承認“滿洲國”呢？理所當然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
蘇聯的這一舉動，給法西斯分子及其日偽漢奸以極大的鼓舞。南京汪偽政權的報紙在刊發這一消息時，以大字套紅出版，還配以斯大林與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并立握手的大照片。他們無恥地聲稱“日蘇條約的成功，是以證明和平運動的正確，將使渝方抗戰之日益失其根據。”德國原駐蘇大使舒倫堡也得意地說：“這一條約對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將是加于中國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國屈膝求和”。事實表明，后果是極其嚴重的，使親者痛、仇者快。
而為抗日救國戰斗不息的“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同仁聽到這個消息大為震驚，反響強烈。當時在重慶的“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等人相約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請大家對此事談談看法。這些人中，不少就是政治法律、國際外交方面的專家，他們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分析，蘇聯當局如此舉動，問題是非同小可的。
早在兩年前，蘇聯與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為了“禍水”西引，使自己置于所謂帝國主義戰爭之外。一時間，它不僅沒有受到戰爭的威脅，反而成了戰爭的受益者。不過，蘇聯與德國這種“蜜月”關系只維持了一年多。1940年冬，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訪德期間，根據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的建議，蘇聯應當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國同盟之一邊，4國訂立一個為期10年的合作協定。只要訂立這個協定，德國便完全承認并尊重屬于蘇聯現在所有的領土范圍。蘇聯當時也很想簽訂這個協定，但又有很大的風險。這是因為，美國尚未參戰，戰爭的勝負還沒有真正地顯露出來。一旦戰爭的最終勝利在英、美一方，與3個法西斯國家簽訂同盟，不僅使自己完全喪失其“中立”的立場，而且還將處于極端危險的境地。蘇聯經過仔細考慮之后，向德國提出了“協定”的4個附加條件：一、德國軍隊立即從蘇聯的勢力范圍芬蘭撤出；二、蘇聯同保加利亞締結互助條約，并長期租借達達尼爾海峽的陸海軍基地；三、確認巴統及巴庫以南至波斯灣地區為蘇聯領土所希望的中心；四、日本放棄在庫頁島開采石油的權利。蘇聯的上述擴張要求，對于一心想統治全世界的希特勒來說，不僅不會接受，而且極為憤怒。1940年12月，德國一舉作出了對蘇聯作戰的決定。
德蘇談判破裂后，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為了日本既定的戰略目標，緊步德國后塵，以調整日蘇邦交為由，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蘇日兩國為了各自利益的需要，背著中國達成了《蘇日中立條約》，使中國成為這兩個國家互相妥協的最直接的受害者。
三
參加座談會的各位先生認為，蘇聯是我們的友好鄰邦，在援華抗日方面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有過幫助。但是，當其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之際，而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作為選擇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實在令人遺憾。它不僅妨礙了中國的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而且對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抗日救國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確有對他們發表意見的必要。
對此，國民黨政府也很快作出了反應。外交部隨即發表聲明說：“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于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并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于中國，絕對無效。”
會上，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推舉王造時執筆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王造時挑燈夜戰，急就信稿，交給張申府斧正。第二天大家在史良家里再次開會，集體討論修改定稿，簽上名字。公開信全文如下：
“蘇聯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請轉貴國領袖斯大林先生勛鑒：
我們以中國公民的立場，謹以最懇切的熱誠，致書于閣下。貴國援助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及積極援助我中國抗戰的事實，使我國民眾對于貴國具有至高的景仰，與無限的希望。今貴國于四月十三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并發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謂“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于我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而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我們很殷切的希望，閣下對于該項協定，能就下列三點，在相當的時機，用相當的方式，作一補充的說明，以祛除我國國民及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疑慮。(一)尊重所謂“滿洲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滿洲偽國？(二)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一九二四年中滿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的規定發生抵觸？(三)對于我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積極援助是否有所影響？
中國抗戰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則，認定日本帝國主義為唯一敵人。對于友邦的援助固然極端歡迎與感謝，但對于友邦一時的苦衷所造成不利于我的表現，除表示否認外，亦莫不寄以極端忍耐的期待。我們深信，我們的抗戰，不僅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深信我們必然全國團結一致，經過長期奮斗，獲得最后勝利，恢復我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
我們為主張抗戰之人。我們亦為景仰貴國主人。對于中蘇兩大民族攜手向人類解放途上邁進，尤其無限的期望。故謹以致誠，略獻數語，以供閣下考慮。此信雖系我們數人簽名，但我們相信能代表中國最大多數民眾意見。
專此，并致革命敬禮!
沈鈞儒 章乃器 王造時 李公樸 沙千里 張申府 劉清揚 胡子嬰等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七日簽字”。
四
此信簽名之后，由沙千里謄寫了兩份，并由沙送至蘇聯駐華大使館潘友新大使轉交斯大林，一份由王造時送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杰。第二天王造時便離開了重慶，回到江西吉安繼續辦他的《前方日報》。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接到信件后，轉由中新社發表。大陸和香港不少報紙、雜志、電臺不僅作了報道，還進行了評述。肯定了他們寫信的動機是一種愛國的表現。
蘇聯和日本簽訂的這個“條約”和發表的“宣言”，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尊嚴，助長了敵人的侵略氣焰，打擊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忱與決心，任何時候看都是錯誤的。然而，王造時執筆寫的這封信，他既站在中國人民和愛國的立場上，對蘇日條約及其宣言中關系到我國領土主權問題表明了態度，感到“莫大的遺憾”；但又考慮到蘇聯是我國的友好鄰邦，支持了中國的抗戰，這次與日本簽約也許有戰略上“一時的苦衷”，因而在信件的內容上十分克制，擺事實，講道理，語言和措詞都很客氣友好，心平氣和地表明自己的正義立場，任何時候看都是沒有什么錯誤的。
公開信見報之后，正在重慶的中共某領導找沈鈞儒、章乃器等談看法時說，救國會的朋友們寫這封信的出發點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考慮到與斯大林的關系問題，而且也容易被那些反蘇反共分子所利用。沈鈞儒當時表示說，我們考慮問題不全面，有些欠妥。而章乃器則堅持說，為了維護國家的神圣主權，此信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
后來，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也提及此事。他答復斯諾說：“如果這樣一個條約會妨礙蘇聯支援中國，那它就不會簽訂。然而，如果不妨礙這種支援，那就可以簽訂而不致產生有害的后果。”(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系》第240頁)以后發生的上述這些事情，因王造時早已回江西了，他一直不曾知道。
解放后，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的建交，兩國友好關系有了新的發展與加強，使這封公開信的性質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時中央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按照蘇聯《真理報》所定的調子解釋說，蘇日條約的簽訂，這是斯大林的“策略”，其目的是讓日本侵略者的矛頭向南不向北，免得蘇聯腹背受敵，讓蘇聯集中力量在西線對付德國侵略者。也就是說，要以犧牲中國主權的代價來牽制日本，保護蘇聯。按照這個邏輯，“公開信”自然成了反對蘇聯，反對斯大林了。
當時的所謂“反蘇”，實質上就意味著“反共”。有關方面負責人聽到風就是雨，不作認真細微的調查研究，對王造時抓住不放。一位說，這封信是給斯大林的抗議信；另一位說，這是一個攻擊斯大林的聲明。甚至還有更離奇的說法：這封信是王造時事先起草好了的，是他強迫救國會負責人簽字的。這些說法雖然絕對與事實不符，但卻沒有及時地負責任地澄清，使這位執筆人成了“反蘇”的罪魁禍首。王造時感到極大的冤屈，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五
1957年2月，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作為全國政協常委的王造時特邀列席了這次會議。借此機會，他向有關方面提出了關于寫“公開信”的問題，要求澄清事實，分清責任。組織上對此事很為重視，上海市統戰部長劉述周會同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詳細聽取了王造時關于寫“公開信”的經過，29日又找到在京的當事人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回顧了這件事的全過程。他們說當時寫那封信，是我們召開座談會后共同商量決定的，信的內容也是大家共同修改定稿的，即使寫那封信是錯誤的，也應該由我們9個人共同負責，不應該由王造時先生一個人擔當。
周恩來總理是中國知識分子和愛國民主人士的知音。他總是設身處地想到他人，關心他人的冷熱痛癢。他對王造時的“包袱”早有所聞，但對整個過程又不完全清楚。他在日理萬機之中，決定抽時間單獨找王造時談談心。
3月27日下午，周恩來派秘書前往政協招待所接王造時進中南海，并與之一起進晚餐。周恩來一邊與王造時碰杯喝酒，一邊回顧著早年兩人在重慶的小飯館里吃陽春面、抗戰時期在江西吉安夜晚約見的不少往事。周恩來談笑自如，氣氛融洽輕松。晚飯過后，周繼續與王促膝長談，仔細地傾聽王陳述這不白之冤。周恩來一面問明某些過程，一面向王作些解釋。周對這場誤會表示完全理解，說歷史問題大家說清楚了就好了，歸咎了先生一個人負責那是不公平的。周恩來風趣地說：潘大逵先生說你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我看你并不憔悴，還長得很胖呢。希望從此放下思想包袱，大膽地工作，眼睛要朝前看。
交談結束后，周恩來把王造時送到門口，他緊緊地握著王造時的手說，對于王先生為革命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其學識才華，應當妥善地安排工作。如果王先生愿意的話，待會議結束后，將考慮調到北京來。
對周總理的知遇之恩，使王造時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他覺得共產黨了解他、信任他，非常高興，從此卸下了背了多年的思想包袱，感到一身輕松，決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要為國家和人民竭盡綿薄之力。
王造時一回到上海就給總理寫信說：“是非問題，相與澄清，多年來私衷，的悶惑，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的是你在萬機待理之中還邀我作一懇談。你那沖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你提出我來北京工作等問題，我定當從祖國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慮。”
不料王造時返回上海只有兩個多月，一場政治運動如急風暴雨劈襲而來，王造時被點名打成了大右派。自然，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定為“歷史上的反蘇反共罪行”，成了他的滅頂之災。6月22日，王造時再次給周總理寫信，表明自己愛國愛黨的心跡。也是求助的最后一線希望。然而，這封信不管周恩來收到沒收到，在那種情勢下，恐怕也是無能為力的。“文化大革命”中，當時的中蘇關系已成敵對狀態，可當權者為了整人的需要，再次拋出這顆“重磅炸彈”對王造時進行狂轟濫炸，并于1966年11月2日由上海市公檢法以“反革命”罪將其逮捕入獄。王造時百口莫辯，有冤難申，只好背著那個沉重的“十安架”而含冤于九泉。
王造時1930年經蘇聯回國。同年受聘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創辦《主張與批評》半月刊，后又創辦《自由論壇》雜志。同時王造時參與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積極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接著又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擔任同盟的宣傳委員、執行委員，參加援救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里的革命者和進步學生的活動。1933年11月，他參加了“福建事變”，發表《為閩變忠告當局》宣言，公開了他的反蔣抗日主張。1935年底，與馬相伯、沈鈞儒等共同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并擔任執行委員。1936年王造時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國聯合會中擔任宣傳部長，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國情報》，主張停止內外，一致對外。1936年6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同年11月被國民黨逮捕，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員。1938年3月，王造時擔任江西省政治講習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負責訓練抗戰時期江西省干部。9月，在江西吉安創辦《前方日報》，并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后在上海創辦自由出版社，同時兼任私人法律顧問。
王博士雖博，他的惟一的‘缺點’竟是‘不是本黨的同志’，奈何！奈何！”
王造時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學家，生性耿介，為人為文均十分坦率。早年在清華讀書時期，對學生運動甚為熱情，參與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后來赴美國、英國留學。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王造時師從著名學者拉斯基，成為一名堅定的費邊社會主義者。1930年王造時學成歸國，起先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并在其他各大學兼課。其時胡適、羅隆基等自由主義者組成的《新月》雜志，風頭甚健，王造時亦參與了大量的討論。從留學開始，王造時便打定主意，五年內不從事實際政治活動，以便著書立說。
九·一八事變之后，國土淪陷，王造時改變了五年內不從事實際政治活動的初衷。這段生涯中最重要的活動就是組織抗日救國會、上海各團體抗日救國聯合會。
抗戰的全面爆發讓王造時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以言論政救國的道路。是時，國民政府軍方、政界方面，都極力通過各種手段拉攏王造時。據王造時在其“自述”中回憶，僅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的拉攏，便至少有三次：抗戰爆發后，熊式輝邀請李烈鈞、王造時和羅隆基出席全省總動員會議，會后熊式輝約羅隆基、王造時密談，可以留他們在江西從事行政工作，也可以在當時發行的江西省建設公債中每人撥二十萬元，用來開辦實業；此邀請被王造時婉拒。還有一次，熊式輝通過盧作孚約王造時和羅隆基任何一人，回江西省擔任新近擴編的保安團政治訓練處處長；此亦被王造時婉拒。第三次熊式輝電邀晏陽初、羅隆基、許德珩和王造時回南昌，商談開辦江西省政治講習院事宜，由于此事關乎訓練抗日干部，王造時等終于同意從事相關工作。國民參政會成立后，王造時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王造時對于當官、發財等等，并沒有多大興趣。
1940年王造時前往重慶參加參政會途中，接到江西省政府轉來中山大學代理校長許崇清的電報，邀請王前往曲江擔任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及至王造時到了桂林，又接到江西省府轉來的第二封電報。正好此時國民參政會延期，王造時便前往曲江，與許崇清會談，表示出任院長一事可以考慮，但必須要到回江西之后才能最后決定。許崇清在王造時剛離開曲江之際，出于滿足學生要求和維護學校穩定的考慮，便向外界公布了此事。
對此消息，中山大學法學院的學生當然歡天喜地。但是，對于國民黨廣東省黨部來說，這卻不是個好消息。在當時國民政府治下，王造時絕對算是掛上了號的敏感人物，國民黨廣東省當局生怕王造時制造出什么事端，因此便借口中山大學是紀念先總理孫中山的大學，認為非國民黨員不宜擔任行政一把手。隨即，中山大學突然出現了以法學院“全體同學”名義拒絕王造時出任院長的標語和傳單，而反對的主要理由便是王造時“不是本黨的同志”。
中大學生對此大為憤慨，真正的法學院全體學生看到此標語和傳單也都非常詫異，于是于2月13日召開了第一次全體學生代表大會，所有在校及學校附近的同學通通都來參加，大會決議鄭重否認以法學院“全體同學”名義發出反對王造時的標語和傳單，同時以留坪全體同學名義電請王造時從速來院，并派六個代表到吉安迎接。此外，還請許崇清校長徹查假借“全體同學”名義的分子。
正在此時許崇清也給王造時發來一電，表達了兩個意思：一個是希望王造時盡快前往就職，另外一個是懇請王造時入黨，以資表率。王造時對此電回復說：
明晨首途赴渝，頃又奉到二月十七日來電。弟原擬如前電所云，入黨事俟與中央洽當后到校，蓋入黨與講學似不必相提并論。弟之入黨問題，中央早在接洽之中。今已不能稍待，弟又誠恐因此貽誤院務，妨礙同學學業，謹專此前來辭職。敬請另聘賢明。區區愚誠。希即見諒。
在婉拒許崇清校長同時，王造時也致法學院全體同學一封信：
明晨赴渝開會。今日忽又奉到校長二月十七日電及我留坪全體同學簽名慰問及催促之電。展讀之下，私衷感動不可言狀！早擬首途來院，但情形如此，深恐有誤院務及我同學之學業，已致函校長辭職。尚望我同學在許校長領導之下，致力于高深學術之研討，蔚成抗戰之柱石，勿以時之辭職而稍有介意，以上慰總理在天之靈，領袖殷切之望，而無負于父老同胞之所期。則時雖不克前來服務，亦永覺與有榮幸……
王造時婉拒先入黨再做院長的消息傳到香港，鄒韜奮先生慨然嘆曰：“王博士雖博，他的惟一的‘缺點’竟是‘不是本黨的同志’，奈何！奈何！”
（原載《法制日報》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