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論語》--“君子坦蕩蕩。”
該說說我的那副挽聯了。其中的一些背景故事是從別人那里得來的，因為林老師一向不談自己，尤其不談那些傷心事，那些不公正的待遇和難以忍受的屈辱，但我敢保證故事是真實的，如果有些出入那只是敘述的細節，屬于筆者的責任。
林老師的所謂“臺灣問題”，老西政職工無人不知。他自己在《楊主任，安息吧！》一文中第一次以文字形式談到這個問題，但具體細節一字未說。最近由弟子們公開的《記我和朱老在臺北的交往》一文，使世人第一次知曉他于1948年9月至1949年4月在臺灣大學哲學系求學期間參加中共的“臺灣工作組”的經過和從事學運的具體情況，但只字未提他回大陸后長達36年中因所謂“臺灣問題”而遭受的種種不白之冤。
林師的“臺灣問題”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期間已經生成了，因此而在1958年畢業時，遠遠分配到西南政法學院。此后，隨著“左”的思想的愈演愈烈和“階級斗爭為綱”的不斷提升，這個原本是光榮參加革命但一時缺乏證人的問題被向妖魔化的方向越放越大，到“文化大革命”中干脆被設想成潛回大陸長期隱藏的“臺灣特務”。西政是政法類院校，屬絕密專業，按黨校性質辦學，這種定性和定位一直延續到了改革開放之初。不難想象，在全國的政治大氣候下，在政法專業這種校內環境中，背著“臺灣問題”的他是一種什么處境。林老師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的是蘇聯專家任教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生班，到西政后因“臺灣問題”失去教法律專業課的資格，先還讓他到“國家與法權理論教研室”，再放到“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最后清除到“語文教研室”。總之是離法律政策課程越來越遠。
正是在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語文教研室，他遇到了他后來稱之為“老領導”、“結下了篤厚的友誼”的“老友”楊景凡先生。楊師因為川東地下黨問題加上常常秉公直言犯忌而受到過錯誤的黨內處分，1960年代初撤銷處分后先后叫他到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語文教研室任主任。
在我進入西政之初，還常能聽到“你們楊主任就是太愛才了”的話。1950—60年代，在知識分子和大、中、小學中普遍提倡走“又紅又專”道路，我這樣年齡的人都是親身經歷過的。如果某人的專業成績好，或專業知識和技能好，但家庭出身不是軍烈屬、工人、貧下中農，或本人不積極向黨、團組織靠攏，就會被說成走“白專道路”。可想而知，才華橫溢的青年林向榮不劃入“白專”行列才怪呢。可偏偏這個“楊主任”，歷經磨難而癡心不改。他對“紅與專”有自己的判斷。在他領導過的教研室和正領導著的語文教研室，恰恰由于“左”的政治運動的結果而聚集了一批有才華的熱血青年，他給予他們高度關愛、信任，并放手使用。這就是楊師以“愛才”聞名西政的由來。不過，當時的這一評價，仍帶有偏愛“專”不注重“紅”的意味。然而好景不長，史無前例的“文革”狂潮來了。楊主任成了第一批被打倒的“牛鬼蛇神”，關進了“牛棚”。據說他“重用”的有“×、×、林、×”“四大金剛”，這“林”，就是林向榮。“臺灣問題”加上楊某的“小集團”問題，那可是“罪上加罪”。減輕“罪責”的路子不是沒有，那就是寫大字報“揭露”楊景凡的“罪行”，與楊“劃清界線”。林向榮沒有這樣干。他的君子人格正是在這種時刻才顯現出來，他絕不可能做“以怨報德”的事。結果可想而知，他也進了“牛棚”，白天被人押著從事重體力勞動，晚上看守果園，不給喘息的時間。不用說，還有沒完沒了的批斗會。批斗會上冠冕堂皇宣布的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往往有“積極分子”點火煽情，有“勇敢分子”動拳頭，林老師沒有少挨打。他想不通的是，他大學時代的老同學竟也出手打他。“他是了解我的，怎么下這么重的手？！”面對非人性的瘋狂和暴戾，他悲涼得只有冷眉相對。林老師始終操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平生不會說臟話，不會罵人，他不是那種能橫眉怒目回敬對方的人，他選擇的只是沉默，只是冷眉。
西政的“牛棚”在北碚北溫泉對面的山上，地處嘉陵江的北岸，小地名叫西山坪，本是一個勞改農場，遠離市區，交通不便，條件十分艱苦。2006年秋，我和愛人陪我的師母周宇琳老師去北碚縉云山散散心，順路進了北溫泉公園，同行的還有他們的三女楊甸勻女士。師母遙望北岸的西山坪，觸景生情，回憶起當年楊師關在那個“牛棚”里經受的種種苦難，不禁老淚縱橫，甸勻師妹講述著自己如何一次次冒險渡江沿著羊腸小道爬上山去偷偷給父親送衣送煙的情景。那是一個度日如年的歲月！
林向榮老師比別人更孤單，他連冒險送東西的親人都沒有。他的妻兒遠在幾千里外老家。熬到農歷除夕，人們總算可以回家過個年了。盡管物質匱乏，一般人的年過得相當清貧，但能與親人團聚就是最大的慰籍。林老師連這點慰籍也享受不到。本來就孤身一人，如今身處“政治異己”境地，真可謂“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普通百姓到至窮的程度，也就是冷鍋冷灶，揭不開鍋。林老師當年連冷鍋冷灶都沒有，只有一副碗筷，頓頓靠食堂度日。大年初一，是北方人吃餃子、南方人吃湯圓的日子。那年初一早上，食堂照例煮了湯圓，職工定量供應，打飯窗口前排著長長的隊，輪到林老師打飯了，窗內甩出一句冷冷的話：“沒有你的！”他木然退出隊伍，沒有眼淚，沒有表情，沒有言語，更沒有乞求，依然是沉默，依然是冷眉一雙，一雙冷眉。那一天，中華民族的大年初一，他緊閉房門，不吃不喝，不，是沒得吃也沒得喝，整整一天。
五、《論語》--“君子不憂不懼。”
前些天，“中國法律文化網”上掛出了林向榮先生在1980年代初寫的幾篇論文，其中有《如何看待資產階極的“三權分立”》、《法制一詞含義的初步探討》等。在這些文章中，他辨正“法制”，謳歌法治，主張“全面正確地評價資產階級三權分立原則”。
《如何看待資產階極的“三權分立”》一文是西政法史教研室第二任主任孫守煌先生與他的合著。文中 提出應“恰當地肯定三權分立的歷史進步性”、“如實地說明三權分立在管理上的科學性”。認為，“戰后三十多年來，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原則重新獲得了活力”，因此，“用三四十年前出現的事情硬套今天的現實，甚至摘用經典作家百年前的話，來論證三權分立原則的沒落和消亡，這是一種左傾教條主義的表現。”指出要汲取過去一個時期“忽視社會主義民主，片面強調社會主義要高度集中，重人治，輕法治，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教訓，明確主張“借鑒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分權與制衡的管理原則在實踐中提供的經驗”。最后寫道：“我們認為，我們的國家機關在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同時，也應當實行嚴格的分權原則。集中便于指導，分權有利于制約。”
文章發表不久，理論界、教育界接連開展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不稱之為“運動”的“活動”，關于法治的討論剎車了，“人權”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口號”，“三權分立”問題更成為禁區。在西政的內部，在學校領導層的有些人看來，他們這篇文章夠得上“自由化”的代表作，并以這個調子向上作了報送，反“自由化”的動員大會上不指名地點了這篇文章。在“活動”的開始階段，學校作相關部署時甚至強調，連講課的講義也要清查。似乎又一次思想整肅降臨了。那段時日，教研室召開例會時氣氛凝重，不知這些“活動”的下一步如何發展，難道“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就此打住？！“文革”的余悸又回到了教師們的心頭。
無私方能無畏。關鍵時刻才能見到這種品格。老主任景凡師，文章的作者孫守煌先生、林向榮先生等給我們一種波瀾不驚、鎮靜自若的神態，他們在教研室會上依然談笑風生，若無其事。或許是久經“運動”考驗的他們面對這點微瀾根本不在話下，或許是豐富的閱歷和睿智告訴他們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逆轉。果然，中央領導及時制止了這些“活動”的擴大化。
我的挽聯中下聯的頭兩句就以上述故事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