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謹識：感謝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慨惠機緣，得就先父吳經熊博士略綴數語。然而，蘸墨伊始，鬼使神差，先慈李德蘭（友悌）的種種回憶頓時俱涌筆尖。思前想后，決定一并寫出。它促使我意識到母親在扶助父親成就其一生中的不盡勞作。因此，倘若讀者發現一篇關于先父的傳文居然筆涉先母，諒必理解此乃吳氏子嗣情溢于中（余排行十三，也是最末一位），若非將先母一并敘述，則于心不安。多謝包涵！
對于少小時光和父母的記憶，歷歷如在夢中，而一絲一縷，若隱若現，恍兮惶兮。長久以來，自然而然的，它們于潛移默化中撫育我成人，而與此岸的塵世之我融會一體，早化為活的生命。這正是我們發育成人的氤氳之所。
為人之父，父親并非完美，肯定通不過“理想的父親”這一試金石的檢測，尤其是在今日，其標準乃是要求父母們——特別是父親——要么諄諄藹藹、無微不至，要么參予兒女們的一切事項。但是，凡此種種，舉例來說，在兒童游樂場的棒球比賽中逗哄十歲孺子高興，勢必違忤父親的天性。我本人也從無這一期待。肯定的，假如看到他身著中式傳統絲質藍色長衫，與其他父母彼此伸手擊掌喝采，我會覺得不自在的。事實上，我們這個大家庭中就從來沒有一個兄弟姐妹來看過我打球，有些甚至根本就不曾意識到我正投身于各項體育。——于我，這卻無妨，因為他們的缺席將我從倘若他們為我狂呼加油或者皺眉蹙額地死盯著我，而使我可能承受的壓力下解脫了出來。
在我們這個平和的人家，要不是我們的母親具有處理永無盡頭的家務，更不用說任何大家庭特有的人格沖突和危機的樸實無華的天生智慧，災難或者準確地說混亂，必定降臨。雖然母親幼時從未受過任何正式教育的惠益，但卻獲得了最佳的傳統方式的哺育，而習得了這一切。各種教益賦予她常識和適應的天分。在年輕的共和國的早期奮斗歲月里，在中國的寧波，作為一個十六歲的新娘，她一開始就展示出了這份才能。特別是1949年至1951年在夏威夷，1951年至1959年在新澤西，在我們家這些短暫的海外飄泊歲月里，媽媽的才能排上了大用場。1959年，癌癥奪去了母親的生命，她圣潔的一生，僅僅享壽60。
母親不識字，卻按照自己的職責要求，為家庭、朋友甚至陌生人，包括肉販、雜貨商和面包師等鄰人，作出了道義和精神力量的典范。鄰居之中，許多人是難得講出一句簡單英文的移民。這一不便似乎并沒有妨礙他們，包括母親在內，他們具有超越言詞的美妙的自然情感，彼此理解。
本性樸實自然而充滿幽默，她容忍著我們這許多孩子氣的胡鬧。更具同情心的兄姐們知道無休無止的家務是如何讓她精疲力竭，于是將笑聲帶入她的生活，讓媽媽也輕松愉快一些。我不記得母親對于我們的淘氣和胡鬧曾經稍有忽視；相反，不論在做什么事，她總是立刻停下來，溫語相向，呵護有加，經常鼓勵著我們越發嬉鬧一團。不過，謙和的本性加上總是牢記自己身為母親，她習慣于用一只手或者兩只手捂住嘴，掩住笑，以這種方式作出回應。
然而，當一起觀看我們最為喜愛的情景喜劇“我愛露西”， 一部在早期電視時代非常流行的喜劇時，她并非總是這樣一味明顯地隨和遷就。坐在后排，幾乎無法聽清什么對話，每當其中的一個角色表演讓人忍俊不禁的搞笑劇情而觸發她的幻想時，那一刻她總是忘情凝神。三姐Terry，我們一群孩子中的搗蛋鬼，就會把頭朝后轉向她，用我們的寧波土話頑皮地說：“媽媽，你笑什么？這并不是那么好笑呀！”對此，她總是咯咯笑得更歡。
作為妻子，母親奉獻了一切，但卻難能充任父親的副手。然而，如其職責之要求，身為一位受過良好教養、知情懂禮的女性，她自然懂得何時應當、何時不當作聲。一句話，她知道如何保持家中安寧，恬靜而周全地做到了這一點，為自己的愛人從事學術工作提供了合適的氛圍。當父親這位智識者全身心沉浸于捕捉道家經典的妙諦之時，媽媽作為女主人，則不聲不響、里里外外地做著似乎毫無回報的家務。情形好像是，稍予體察，竟或不假人力，她自己就發見了“無為”這一道家關于成就事業，即便是浩繁志業的著名理念。如果日常家務確曾讓她煩憂，她卻在我們面前將這些感情遮掩得嚴嚴實實。
對我來說，很難想象，假如母親曾經上過學，那么，她那“無為而無不為”的美妙天成的藝術將會獲得怎樣的修煉。多少年來，有時我又想，她要是獲得了一些良好的正式教育，如同我們大多數人一般，說不定會變得愛管閑事、是是非非，或者滿腹自以為是的奇思異想，而這極可能將她那渾然天成的安詳和諧變得刻板僵硬，或者冷漠地令人不快。
至于家務，父親是一個典型的超然事外的中國文人，除了一貫按時付清一切帳單，除非情勢必得需他親為，他難得干預。這并不是說他毫不關心或者滿不在乎，他只是相信大部分這類紛紛擾擾會自生自滅，確乎無需為此自尋煩惱。除非受到較為嚴格的儒家律典的召喚，否則，他多半預取一種道家的不干涉態度，絕不杞人憂天。
我們兄妹初踏美國土地之時，多半還是幼兒或少年，惴惴希望這位中國的老夫子更多地象一位典型的西方父親那樣行事。我猜，倘若他曾經試過，那一定是一幅極為滑稽的漫畫景象。這不是說他從未嘗試過作一個這樣的父親，只是他的天性和所受教養與我們視為常態的為父之道恰恰背道而馳。作為住家周圍數里唯一的一戶亞洲人家，毫不奇怪，他是我們所知的父親中最為與眾不同的。
然而，盡管他醒著的時候，除了上課，幾乎都在讀書和寫作，可不論何時去找他，我發現他總是溫藹可親。1950年代，我還是個小孩，記得他性情溫和，雖然有幾次脾氣不好，而這對幾個小點的兒女來說可能是極為可怕的。要是心中蓄育怒火，他會在憤怒吞噬掉自己之前就充分自律而制怒。他為此而享有聲譽。他的怒火會漸漸消散，在隨后家中誦經祈禱之時，他會為此追悔莫及，靜靜地請求家庭和天主原諒。——我們是天主教徒，自從1940年代在香港以來，誦經祈禱幾乎是晚餐禱禮后的日課。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第一次懷著對于天主的虔信之心感悟到了父親謙恭的世界；我們知道，這一謙恭的世界驅策著他的靈魂，超越一切，此時此刻，按照自然之本性，也啟示著我，而舍此則無心靈生活之本身。
父親總是自己最為嚴厲的批評者。不過，無論他對于自己是如何地嚴詞相向，我從不記得他曾經達到病態兮兮、自愛自憐地自我譴責的地步，尤其是在他人到中年之后。我也不記得他曾經尖刻地批評過他人。這不是說在他的作品中，他對美國人或者他摯愛的中國的同胞們全然肯定。對于自己移居的這個國家，事實上早在他1919年踏上密執安大學校園那一時刻，他就認為這個國家的公民似乎只念茲在茲于物質利益；對于中國和生為他那一代的中國人，他在1937年——一個他思慮著作出生命中的轉折的階段——寫道，“精神必定備受煎熬”。他比擬活在中國就如同是在進行著一場永無止息的生死之間的搏斗。他說，中國“正在瞬息萬變，有時我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自己被旋風裹挾飄搖，雙腳永難踏上堅實的大地。”接著，他以更加動情而飽含幻滅的筆調寫道：
無邊的幻覺破滅了，不盡的泡沫爆沒了，對于一切的新異，吾心早已麻木，唯懷戒懼。東風與西風，南風和北風，一齊襲來，彷佛將我撕裂。偶像紛塌，委地成燼，而真正的上主，您在哪里！童心之我囂囂于新主已至，而諷世之我卻置疑這莫非又是一尊泥塑木雕而已。（《超越東西方》序言，頁5）
在他的青年時期，他的內心之缺乏平和恰是外部世界政治動蕩和文化紛擾的寫照，對此他感同身受。直到皈依耶教，他才重歸安寧，這發生在香港那一年的十二月，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將我從我自己拯救了出來”（《超越東西方》，頁137）。
有一件事使他和家人定居美國，就是那里更加安寧，以及普通人之間的和睦善意。如此這般，在他的有生之年，我們感到他在內心深處，智性、心理和精神上，至少在我與他共同生活的二十來年時光里，平和而怡然。當他說話和辦事時，其言其行，將人類的知識和智慧的莊重與局限，似乎悉予表達；與此同時，他虔信的神的恩典引領著他的生活方向。
皈依之后，父親的生命縈系于一種簡樸而深邃的宗教信仰，而不再只是存活于文人雅士的日常過從之間，尤其是不限于亞洲的土壤。他的內心洋溢著的一派真純，或許我們要說是一種孩子般的稚拙，與他那深受溫良教化的心靈，好像矛盾，但卻天衣無縫地融為一體。其結果便是心靈與思想相互化育，蔚為大觀。
1946年12月，父親受命為派駐梵蒂岡教廷大使。此后不久，1949年，毛的革命讓我們這個大家庭在西方頓失維系。既無安全的避難之所可得回歸，他決定將家庭分散幾處，把年齡大些的幾個子女分別送往歐洲和美國的學校，帶上四個最小的孩子往檀香山。天賜機緣，那里的夏威夷大學校長邀其客座。他在那里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年，卻奉獻甚多，不是教授法律，而是講授比較神學和關于圣托馬斯·阿奎那的課程。1951年9月，家人大都漸漸團聚于新澤西，父親于是到那里的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重操法學教鞭。
在夏威夷，父親之所以能夠開設這些課程，就在于早先在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時候，他已將《詩篇》和《新約》譯為文言，而將《道德經》和甚多古詩譯為英文。而且，他并已在東西方哲學、宗教和詩歌等紛繁領域，多有著述。同樣是在夏威夷，《超越東西方》，他的自傳問世了，并最為暢銷。也是在夏威夷，他第一次認識了禪宗大師鈴木大拙博士（Dr. D. T. Suzuki），他當時也在那里任教，家父關于禪宗和亞洲思想的興味，蓋源自他深切的影響。在西東大學，他教授了十年的法律，然后，從六十年代直至1968年退休，他在那里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亞洲哲學和詩歌，以此最終安頓了自己。
退休使父親回到了臺灣，他的老朋友，也是前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博士，邀家父去他創立的中國文化學院（現在的中國文化大學），擔任名譽校長和哲學研究所博士課程班主任。他一直在此任上，直至1986年去世。他在中國時即著述甚眾，在美國將近二十年（1949－1968），似乎更為多產。人們驚訝地看到，在自己的祖國，年紀輕輕，他就已然以一位國際性的法學家和學者名世；在他移居的國家，他可能怎么也不會預見到自己會留下同樣令人難以置信的豐碩的作品。
在西方，他似乎蒙受米達斯（Midas）的神寵，筆鋒所至，從基督神學到禪宗教義，每一項成就都反映出思想與精神的成熟圓融，而這通常需要經年教化始成。從《超越東西方》到《禪宗的黃金時代》，向讀者展現了浸注其間的非凡的洞見灼識。后者不僅在理敘中國唐代禪宗的歷史，更且因其乃為一部條分縷析、卓具深度的作品，而被視為一座里程碑。他研討了迄未獲得檢視的為現代性所轄制的一種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各種西方社會里，心靈為科技所桎梏，并緊緊鎖系于對于心靈的束縛更甚于解放的邏輯的思考方式。
的確，他的作品有時不免于風格上的缺陷。然而，相比于躍然紙上、激動心靈，如同星火閃耀的啟示，風格上的缺陷便無足輕重了。毋寧，讀者將會訝異于他的學識通達，閱讀廣博，研究浩瀚，而深為震撼。身為一介書生，他的閱讀廣泛，從一切必讀的法學大部頭，到但丁、莎士比亞和愛默生，從四書、不朽的道家經典，到基督神學、十字架的圣約翰（St. John of the Cross）和利雪的圣泰蕾茲（Ste. Therese of Lisieux）。
假如我們試圖思索他是如何能夠汲取其所涉及的一切的，或許我們可以發現，其原因就在于他并不認為自己與源自他可能稱之為自然智慧的任何傳統或者思想體系之間存在著什么隔膜。一旦他洞悉于此，在他看來，知識、人類智慧和哲學的本性均不過神的預示，通達神的自然階梯。對于他的心靈來說，萬物均在神的秩序之中，凡為于人真實而良善之物，即不可能異在于人類，永恒的道或者上帝，“眾妙之妙”，他視為一切知識的源泉。
倘若將先父著述的精髓，特別是那些關乎哲學和心靈主題的作一概括，人們可能會說它們涵蘊著一種不可抗拒的邏輯，而不斷趨于一種更為宏大的綜合。他懂得，智識者應將凝聚于理念的真理銘記于心，它要求至真，對于個體既往生命的反省。——或許，我們最好將“火的洗禮”（baptism of fire）徑述為將生命化為抽象的概念，只要它們尚未融入并銷蝕了心，它們就將依然保持其抽象特性。對父親而言，只要這些理念在法律、心理學、道德、哲學或者精神上有其淵源，這都無所謂，因為他眼中的一切真實的理念均深深植根于人類的經驗和神之中，早已經彼此交融互攝。
還在少年的時候，他就已顯現出某種執著的獻身精神，這使他日后成為一個世界級的思想家。他在自傳中寫道，當他十三歲時得知自己比孔子還早兩年就有志于學，他感到欣喜若狂。不過，不是對于學習本身的熱愛，毋寧內在的智慧，作為冥冥之中的導引者，永遠引領著他對于知識和學問明辨之，慎察之。這一取徑之所以似乎有效，全在于他意識到生命本身的神圣性是不可能僅僅經由智識生命一途即可體察到的。
在閱讀東西方的奧秘經典時，他一早便發現其中的原創性的智慧（primordial wisdom），這一智慧是這些經典的淵源，為一切理念奠立了基礎，但卻是一種無法經由智識一途把握和獲得的智慧。舍此智慧，他發現，則無法防止此在的生命和理念編織的世界之轟然坍塌。對于思想的客體盡可以進行永恒的討論，但此“眾妙之妙”，一切理念的淵源和真實的至一，卻永遠無法言說，也無法理諭。
對他來說，一切傳統，東方的與西方的，均有其妙諦所在，但他最終卻在基督教中，尤其是在簡單質樸然而不平凡的基督的生命和三位一體的上帝之中，找到了最為深邃而悠遠的沉積和表達。曾有一次，他對我談起他對基督的一個妙思，即他發現“福音”中的生命如此離奇而真實有據，以至于不可能不是真實的，即便是最為偉大的小說家也不可能憑空想象或者捏造出來，因而只能以如此平白、質樸而謙恭的散文將它寫出來。職是之故，他揣摩，雖然諸“福音”的篇幅比不上某些聰穎之士有關基督的真實性的著述中的一個長長的腳注，但必有其神圣的淵源。直至今日，距他說這件事大約已過了四十年，我于此依然深懷敬畏。我聽到過無數關于基督和福音的想法，但沒有什么能夠像他這樣的平靜敘說所表達的不凡情感，如此打動我的心。
父親乃天生虔信之人。或許，下述阿爾弗德·諾斯·懷特海，一位偉大的數學家兼哲學家的話，充分闡明了宗教和宗教意識在我們這個世界所擔當的深遠作用。凡此闡說意深旨遠，家父想必同樣會說它們幾乎完美地表達了他自己的心思：
宗教意識及其持續不懈的傳布史，是我們保持樂觀主義的一個根據。除此之外，人類生活不過短暫歡愉的吉光片羽，它映照著漫漫苦痛與悲哀，一堆倏忽無常的此在經驗的零碎而已。（《科學與現代世界》）
在自己完全不曾意識到的情形下，父親從一種文化和傳統自然而然、圓融無礙地進入了另一種文化和傳統，這一事實本身即反映出其心靈深嵌于東、西方思想之中。他的這一情形本身活生生地證明，所有的知識——東方的與西方的，科學的與宗教的，理性的與直覺的，習常的與神秘的，人類的與神性的，世俗的與神圣的——都不過是追尋上帝、重歸上帝溫暖胸懷這一真正家園的持續奮斗。因此，毫不奇怪，他的哲學認識論被驅導向前，而最后泊定在深沉而永久的宗教信仰之中。
他必定極為認同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修女，也是他最為喜愛的圣者，阿維拉的圣特雷莎（St. Teresa of Avila），她在《至善之道》（The Way of Perfection）中說：“你向往上帝，你就能找到上帝”，這正映證了基督自己的話：“追尋，你就能找到；敲門，門就會為你打開。”在不斷遞進的發現自己的上帝的過程中，沐浴于圣光，人類的知識終于獲得奇幻無比的莊嚴。
對于父親來說，至真的知識最終必得超越于其所由來的歷史與文化。知識固然重要，不過，重要的不是知識本身，而是它的原初的起端，他竭誠追索的是漸漸哺育出各自思想體系的原初的知識源泉和知識的生成機制。只有耽于沉思、富于智慧的男女，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精神之中的人，才能夠從他們所知的源自這一源頭并回應于這一源頭的知識系統，探得這一無名或者無以名狀的源頭的深妙，而不論它是永恒的道還是基督的神秘面龐。真正的和諧，而非人類的創造物，也是一切“理解而非真正理解”的神秘主義者所懵懂不明的，乃是一種呈現于前、但卻無法把握和無以名狀的精神，人類的理智懂得，它驅迫著人類精神為了自己而追尋超越。
如此，我們可以這樣作結，人們在家父所有的作品中幾乎都能發現，舍此則他可能不過一介凡夫的品質，就是他的洋溢恣肆的神秘氣質（pervasive mystical strain），一種不可抗拒地驅迫他在思想的所有領域追尋更為廣博而深刻的綜合與和諧的傾向。甚至是作為一位才華出眾的青年法學家，受命起草《中華民國憲法》這一繁復使命，他也試圖將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的實用主義法律理念，與理想主義的施塔姆勒的新康德主義理念融為一體，施塔姆勒是他的偉大的德國導師，家父1920年代初期留學柏林的時候受教于他。
在檢視他的生命和作品時——我發現它們是不可分離的——我知道父親堅信他的宗教皈依乃是命定的。讀者將《超越東西方》草草翻閱后就會明白，早在踏入天主教堂之前，他就已經感到他的生命中有一只引領著他的手，事實上，他感到是偉大的仁慈和對于上帝的同情，引導他進入上帝神圣的心中。他常常表示感激的不僅僅是他發現了上帝，而且是上帝發現了他。——上帝不是發現的對象，否則就是褻神。這也表達了他深深的謙卑。
在閱讀和沉思他的一生時，我為這樣的事實而感動：盡管在各方面他都完全是一個中國人，但是與他的諸多同胞不同，父親既不相信命運或者機會，亦非如同上個世紀早期的“五四運動”以還的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一般，絕然相信理性主義，將它奉若神明。而且，不同于西方的大多數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基本上將上帝視為父親——有時候甚至是一位不可親近、相當權威主義的父親，家父可能由于其特異的心理特性，其所預期、追尋和找到的上帝卻是一位充滿愛意、同情心和寬大仁慈的母親。
他找到的關于上帝可能確乎秉具如此女性氣質的主要線索，可以追溯至釋、道的資料中，特別是在關于道乃“天地源頭”的“神秘女性”這一描述當中。此處不遑辯釋這一有趣的疑問，但應予指出的是，近年來有些學者研讀父親迻為文言的《詩篇》，得出結論說他對于希伯萊語耶和華（Yahweh）——普遍認為他是完全徹底、不折不扣的男性——的解讀，是極為新穎的銳見，透徹闡明了其女性位格甚于男性，因而，是一個更具人性、為普通的信眾和讀者所接近的神。這僅僅是一個虔信的教徒的觀點，還是他靈思煥發，指認耶和華既是我們在“以賽亞書”中所看到的“受難的仆人”，同時并為不朽的《詩篇》第23首的主角，“善良的牧羊人”的形象。 如果一切都不是，它至少強烈地提示我們從《舊約》到《新約》，我們所看到的以基督為名的上帝理念的變遷。
我最后想說的是，身為人子，我從父親那里所獲得的是無法計數的，我只希望他幫助浸入我心智中的理念有一天將飽滿圓熟，終成善果。我想，個人而言，這可能是我作為兒子和學生，所能給予的最為珍貴的回饋。生為他的子嗣，他給予了我們兄弟姐妹和我最為讓人妒羨的機會，而呼吸于曾經養育了他、同樣崇高的宇宙精神之中。這真是無上的榮光。然而，我還想，如果他不是我的父親，但若天賜機緣，我只要能夠親炙他的著述，肯定同樣悠深的、言辭掩映著的生命，我便能夠同樣蒙寵而接觸到他的生命和淵博的思想，探索他那永不枯竭的鮮活智慧的寶庫。
我要毫不猶豫地對我的文化同胞們說，家父睿智而溫煦的著述，將會給每一個中國人以不可抑制的欣悅和歡喜，知道在二十世紀中國這片圣地之上，曾經走來一位光華照人的溫良書生，人中之龍；他的一生充滿了意味深長的教益和教訓，我們這些中材之人自當追步不懈。他不僅引導著我們通過復興和重建我們自家的生活和社會，而奮力復興我們慘遭蹂躪的古典傳統，而且，他的永恒的樂觀精神和不死的信仰啟示著我們，即便是在這一苦難的人世，在我們每個人之中，倘若我們將視界放寬，心胸拓遠，思想深植，那么，人性和人的尊嚴依然真純天然、蔚能得救，
請允許我以家父在Interior Carmel 中的話來為此簡略的傳文作結。這些富于啟示的思想簡扼地概括了他豐富多彩的一生，而他的一生完美地立基于自然與教養（nature and grace）之間、世俗與神圣之間的積極互動，凡此最終看來不是隔絕的，毋寧源自同一神圣源泉：
我們既非向東，亦非向西，而是向內；因為在我們的靈魂深處，藏蘊著神圣的本體（Divine Essence），那是我們真正的家園……我們的精神生命是一個不息的旅程，開始于當下，而在天國找到完滿的善終。
吳樹德
2004年4月12日
于臺灣臺北陽名山之中國文化大學
時值父母結婚八十八周年
（許章潤 譯）
* 原文為英文，題為Gentle Dragon。吳經熊先生英文名為John C. H. Wu，吳夫人英文教名為Teresa Li Wu，吳樹德先生英文名John Wu, Jr.。——譯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