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寵惠書法
1958年3月15日，一個77歲的老人在臺北去世，這個新聞并沒有在祖國大陸掀起什么波瀾，此后更是湮沒無聞，直到今天，大陸學界才對他略有關注。然而，這個老人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在近現代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曾是一個叱咤風云的傳奇人物，他叫王寵惠。民國時期，在政、學兩界，他的大名幾乎是無人不曉。王寵惠是中國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獲得者，作為學者，他學貫中西，在憲法、刑法、民法、國際法等領域都有精深的造詣，是中國第一個在海牙國際法庭供職的中國法學家，并曾是聯合國憲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國際法學界享有盛譽，可以說是近現代中國法學的奠基者之一；作為政治家，他曾一度擔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此后又長期身居國民政府的外交總長、司法總長等要職。王寵惠一生品德清正、學識悠長、仕途通達，如果按照中國傳統，以“立德、立功、立言”來衡量一個人終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寵惠是近代中國在這三個方面都達到很高層次的不多的達人之一。
中國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獲得者
王寵惠，字亮疇，祖籍廣東東莞，1881年生于香港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王寵惠的祖父王元琛據說是“廣東省首位進教會的信徒”，因為鴉片戰爭之后遍布中國的反洋教斗爭而遷居香港。王元琛有兩個兒子，長子王煜初即是王寵惠的父親。由于出生于這樣一個家庭，王寵惠幼年即進入香港圣保羅學校接受英文和西方科學知識教育；與此同時，在父親的督導下，課余在家里隨周松石學習《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這樣，王寵惠自小就打下了中西學方面的良好基礎，為他日后在學業選擇和事業發展方面鋪平了道路。在圣保羅學校畢業后，王寵惠又進入皇仁書院繼續其學業長達四年時間。
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設立北洋西學學堂（北洋大學前身），開始在全國招考學員，王寵惠在港報名參加了這次考試，并以優異成績被錄取，進入天津北洋西學學堂頭等學堂第四班攻讀法科法律學門。北洋大學堂是一所典型的“洋”學堂，不僅教員多聘請外教，就是所開設的課程也是移植西方國家的設置，以法科為例，它開設的課程包括英文、幾何、化學、天文、萬國公法、商務律例、民間訴訟律等二十門，所用課本也均援用英文版本。在這里，中西學根底俱佳的王寵惠終身的治學方向初步奠定。
1899年，王寵惠以最優成績畢業，并獲頒發畢業文憑。這張畢業文憑是我國的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這張文憑頒發于1900年元月。文憑的形狀為上梯形下矩形，最上方有“考憑”(即文憑)字樣，文憑的正文被龍蝠圖案所包圍，圖案花紋上方是一個蝙蝠，左右兩側四條大龍，下方為海水波浪，文憑外圍左右書有“欽字第壹號”。文憑正文開頭書有“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為……”文憑內有對北洋西學學堂的簡介、對學生的介紹和鑒定、學生所學課程等內容，另外還寫有文憑獲得者王寵惠的曾祖父、祖父、父親的姓名。因為領受該文憑的是我國第一所新型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又是“欽字第壹號”文憑，所以稱為我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文憑的原件現存臺灣。《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一書收入了該文憑的影印件。因此，王寵惠可以說是我國有據可查的第一個在本土大學畢業的大學生。
留日學生中的謙謙君子
1913年王寵惠和第一任妻子
1895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年，在甲午戰爭中中國被“蕞爾小國”日本擊敗，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一事件極大地震動了中國各階層，中國人真的感受到了亡國滅種的危機，其中知識階層反應尤其劇烈。但當時的士大夫并沒有被仇恨日本的情緒所左右，而是正如著名教育史家舒新城指出的，條約剛一簽訂，轉年，就在中國興起了留學日本的熱潮，他們中有不少人立志要在曾有相似歷史遭遇（日本也是在西方的炮艦面前被迫放棄閉關鎖國的政策的），并在語言文字上比較接近的日本尋找救亡的藥方。
王寵惠就是這些具有使命感的知識人士中的一員。畢業后，王寵惠曾在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短期任教。光緒二十六年，即庚子年（1901年）的秋天，國民黨人秦力山在大通起兵失敗，逃到上海，由王寵惠秘密收容，并資助秦力山遠赴日本。秦力山到日本后，在東京創刊《國民報》，宣傳革命，函約王寵惠擔任英文版撰述，因此王寵惠旋即于1901年赴日留學，致力于政法問題的研究。
王寵惠在日本求學的時間并不長，在這期間他翻譯孟德斯鳩等西方法學家的作品，同時撰寫文章，呼吁國人起來革命。除此以外，王寵惠還留下了能證明他士君子人格的一則小故事。據《革命逸史》記載，在東京的時候，王寵惠與秦力山租屋同住，王住在樓上，秦力山以及另有幾個留學生住在樓下。他們雇了一個日本下女，容貌艷麗，舉止妖冶。當時王寵惠只有二十來歲，年少英俊，日本下女對他一見傾心。那個日本少女常常向他獻媚，并且常以語言對他進行挑逗，可是他不為所動。王寵惠曾請秦力山勸告日本少女，以后不要再騷擾他，可是這個日本女人不聽勸告。一天清晨四點左右，天還沒有亮，那位春意蕩漾的日本小姐，赤身裸體地進入王寵惠房中，向他求歡。王見狀大為驚駭，急忙大呼：“不可，不可！”下女只得狂奔而走。住在樓下的秦力山及其他幾位留學生，聽到王寵惠在樓上大叫，都從夢中驚醒過來，他們都跑到樓上，詢問發生了什么事，可是王寵惠當時堅持不肯說。后來他們知道詳情，對于王寵惠見色不淫的定力，十分欽佩。
這則故事的真偽難說，但是王寵惠一生個人品格清高，仁慈爽直，淡于名利，不好女色，卻是事實。在這個意義上，這個故事的可信度相當高。這說明王寵惠不是那種沽名釣譽之徒，而是真的“尊德性，道問學”的謙謙君子。
蜚聲國際的著名法學家
1902年初冬，王寵惠轉赴美國求學，他先就學于加利福尼亞大學，隨后轉入耶魯這所培養了不少中國近代名人如容閎、詹天佑的世界一流學府深造，并在這里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以后，王寵惠旋即赴英國繼續研究國際公法，并獲得英國律師資格。同時，王寵惠還游歷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先進國家，考察各國憲法，并被選為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
在這期間，最能顯示王寵惠學術功底的事件是他以英文翻譯了《德國民法典》，該作品于1907年在倫敦由著名的斯蒂芬斯書店出版。該書在王寵惠版之前已經有一些英譯本問世，但因這樣那樣的缺陷而未被學界所接受，而王寵惠的譯本一出，很快就受到國際法學界的好評，并迅速成為歐美各大學的通用教材，這使得王寵惠在西方法學界名聲大振。《德國民法典》的英文版奠定了王寵惠在西方世界的學術地位。
該書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仍然在美國保持了經典教材的地位。其影響之大，下面的一則小故事可以窺豹一斑。尼克松去臺灣的時候，一下飛機就提出要探望王博士，以表示他的敬意。原來王寵惠以英文翻譯的《德國民法典》出版之時，正值尼克松出生，后來尼克松上大學，所用的關于德國民法典的教材就是王譯版本。一個中國人，能以英文翻譯德文的作品，并贏得以英文為母語的英美人如此的尊敬，這種學術的功力，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值得國人引以自豪的事情。
王寵惠在法學方面的貢獻遠不止于此。在回國以后，王寵惠先后撰寫了《憲法芻議》、《憲法危言》、《憲法平議》、《比較民法》、《中華民國憲法之要點》、《憲法之功用》、《五權憲法》、《五權憲法之理論與實踐》等一系列厚重的法學作品，根據孫中山提出的五權相互制衡的憲政理念，仔細探討了中國憲政設計的原則和方針，不僅奠定了中華民國的立憲基礎，而且引領了近代中國的憲政風潮。
除了在憲法和民法方面的造詣之外，王寵惠在刑法和國際法方面也有突出的成績。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初期，沿用的刑法典是北洋政府頒布的《暫行新刑律》。1928年，王寵惠開始主持修訂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礎上，起草了《刑法草案》。這一草案包含了不少新觀點，吸收了符合現代法律精神的觀念，廢除了舊刑法中受傳統禮制影響的內容，廢除了依親親等級確定懲罰程度的舊原則，確立了在刑事懲罰方面一律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和所有國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懲罰從輕的原則；此外，該草案保障了工人罷工的權利等等。這一法律草案最終經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于1928年4月10日公布，并于當年7月1日施行，這就是1928年版本的《中華民國刑法》。該法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頒布的刑法典，它的出現，王寵惠居功厥偉。該法典得到了當時中國著名法學家的廣泛好評，著名法學家伍朝樞（著名外交家伍庭芳之子）認為它在學理和事實方面都極其精當，“洵為完善之刑法”。而著名法學家楊鴻烈也對它十分贊賞，稱它采用了世界最新的立法體例，充分體現了改善主義精神，并贊美說，如果拿它來和當時世界上任何國家最先進的刑法典相比較，“當亦無多遜色”。這些法學同行的稱頌，充分顯示了王寵惠在刑法方面精深的修養。
在修訂完刑法典以后，王寵惠又參與了中國民法典的編訂工作。在這部民法典的編訂過程中，王寵惠既是顧問，又是實際的法案起草的參與者。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編撰體例，注重對西方最先進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以社會本位為立足點，又兼顧了中國傳統的民間習慣，真正達到了中西合璧、兼容無礙的效果。《中華民國民法》在短短兩年內就編訂完成，雖然由于時局的限制，它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但它為以后編撰中國民法在體例、原則、指導思想等方面確定了范例。在這個過程中，王寵惠發揮了領導和技術骨干作用。
王寵惠在國際法方面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在海牙國際法庭供職時的表現，以及在確立聯合國憲章方面所做的工作。作為中國當時最為知名的法學家之一，1923年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寵惠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正法官，他是海牙國際法庭的第一任中國籍的法官。在海牙擔任法官時，王寵惠堅持以公平適當的原則處理國際糾紛，期間，王寵惠所表現出的精深宏博的法學修養與寬厚公正的紳士風度，世界各國的學者和政治家們無不為之折服。王氏在海牙國際法庭的卓越表現，有力地回擊了西方世界對黃種人的歧視，為國家爭得了巨大的榮譽。當1924年王寵惠再次游歷法國之時，為了表達對王寵惠的敬意，法國最高法院特別邀請他做演講。這一隆重的禮遇，充分顯示了王氏在國際法學界的重鎮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1946年，王寵惠作為中國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聯合國成立大會，他對聯合國憲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并被委以潤色和審定聯合國憲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民國政壇的弄潮兒
蔣介石致王寵惠信函
王寵惠不僅是一個蜚聲國際的杰出法學家，還是一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中國士大夫，而他的仕途又和他與孫中山的交往密切相關。孫中山和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交往甚深。兩家交往的深度可由下面的事情見其一斑：孫中山曾經因為策劃起義未遂而被清政府通緝，在這危急時刻，1895年重陽節，王寵惠的哥哥王寵勛結婚，孫中山居然冒死前往廣州赴喜宴。據王寵惠回憶，因這事，孫中山還差一點被清廷密探逮捕，只是他警惕性高，才僥幸逃脫。
孫中山對王寵惠的法學才華十分器重，王寵惠在美國留學期間，孫中山于1904年也抵達美國紐約。王寵惠經常到孫的寓所密會，傾聽孫中山關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計劃。隨后，為了減少革命的阻力，爭取國際同情，王寵惠幫助孫中山起草了《第一次對外宣言》，即《中國問題的真解決》這篇著名文章。在王寵惠畢業以后游歷歐洲期間，孫中山于1905、1910年兩次出游歐洲，都約王寵惠晤談，囑咐他在留學生中發展同盟會會員，并為革命籌款。王寵惠在革命者中的元老地位也由此確立。
1911年，王寵惠從歐洲回國，同年，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挑選內閣成員時，王寵惠居然取代呼聲甚高的著名外交家伍庭芳出任臨時政府外交總長一職，時年僅30歲。這是王寵惠步入民國政治舞臺的開始，而一開始便以如此驚艷的方式登場。在這個職位上，雖然當時整個臨時政府的地位并沒有得到列強的支持，但王寵惠仍然成功地處理了荷屬爪哇華僑被毆殺事件，迫使荷蘭政府懲治了殺害我華僑的兇手，這使廣大海外華僑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國的強大支持。袁世凱“當選”民國總統以后，王寵惠又被任命為司法總長，但這次政治經歷隨著袁世凱的竊國行為日趨明顯而在1912年6月結束。不過在這一過程中，王寵惠的政治才華得到了展現，并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鋪就了燦爛的星光大道。
王寵惠政治生涯的一個高峰是一度在1922年出任“好人內閣”的總理。袁世凱于1916年死后，中國徹底陷入了軍閥混戰的政治亂局，北京政府走馬燈似的不停地“城頭變幻大王旗”。對這種因為軍閥混戰而導致民不聊生的局面，當時一批有影響的知識人士表達了極大的反感，并力圖恢復古典傳統的由文人掌政的政治局面。1922年4月，直系在對奉戰爭中取得勝利，將北京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對直系來說，要想真正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現有總統宣布為非法，只有在這個前提下，自己的首領曹錕才有望登上總統寶座。為此，吳佩孚想出了恢復1916年舊國會的奇招，即以“恢復法統”為名，將南方總統孫中山、北方總統徐世昌一并宣布為非法。這個建議一出，立即為直系各派所接受。本來，直系內部以曹錕為首的保派（曹錕常駐保定）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派（吳佩孚常駐洛陽）之間，在先統一還是先擁曹錕上臺做總統的問題上是有分歧的，即曹錕以取得總統位置為首要目標，并不熱心南方統一問題，吳佩孚卻主張借打敗奉張之威，先進軍南方，待南方統一后再考慮曹錕上臺問題。這種分歧之所以沒有妨礙直系各派接受吳佩孚的建議，一是沒有人能想出比“恢復法統”更高明的辦法，二是吳氏適時地在曹錕面前表示：“生我者父母，用我者曹使，茍有二心，神明殛之”，打消了曹錕的戒心。這個時候的吳佩孚，不僅是直系內部舉足輕重的實力派人物，也是社會上享有較高聲譽的人,在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吳佩孚與別的軍閥不同，他有過反對安福系親日賣國行徑、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光榮歷史，是一個值得信賴的軍人。
正是出于這種認識，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王寵惠等人在《努力周報》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認為中國的政治軍閥混戰，國無寧日，全是因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參與政治，讓壞人當道。他們提出由知識分子中的“好人”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變政府腐敗的現實。由這些人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會的重心，一點一滴地改造社會，創造出一個完美的“大我”。這種“好政府主義”初步顯示出獨立的自由精神，體現了現代中國獨立的、自由的知識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
在多方呼應的有利氣氛中，“恢復法統”的努力很快見效。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吳景濂為首的150多名舊國會議員在天津開會，通電全國，即日行使職權，取消南北兩政府，另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辭職。曹錕、吳佩孚領銜聯合十省區的督軍、省長通電“恭迎我黎元洪大總統依法復職”。 后，孫中山也在陳炯明的逼迫下離開廣州大本營，南北總統問題宣告解決。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銷1917年6月的解散國會令，半數以上的舊國會議員隨后聚集北京，中華民國一時間“法統重光”了。
“法統重光”后，由誰出面組閣，成了各方矛盾的焦點。軍閥之間幾經折騰，最終掌握了主動權的吳佩孚遂了心意。1922年9月，在直系軍閥吳佩孚支持下，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字的王寵惠等人入閣，王擔任國務總理，主要成員有內務總長孫丹林，財政總長羅文干，陸軍總長張紹曾，外交總長顧維鈞，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徐謙，教育總長湯爾和，農商總長高凌蔚以及交通總長高恩洪。這些人主要屬于英美派，當時被認為是無黨無派的“好人”，因而這個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稱，王寵惠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好人”中的好人。然而，這些富有浪漫主義氣質的政治家，由于沒有自己的組織和武裝力量的基礎，也缺乏人民的支持，因此，實際上“好人內閣”只能是得勢以后野心勃勃的吳佩孚的傀儡。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僅為以吳景濂為首的國會和以曹錕為首的保派所反對，也愈來愈為胡適等“好人們”所不滿。王寵惠內閣失去了起碼的信任和支持，它的倒臺只剩下一個時間問題。11月18日，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副議長張伯烈借口財政總長羅文干在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時有受賄之事，要求黎元洪將其逮捕。羅文干有過留學英國的經歷，他在接財政總長印時，“財政涸竭”，“庫空如洗”，為解燃眉之急，他決定向國外借款。為了避免節外生枝，他未經國會討論和總理批準就在奧國借款展期合同上簽了字。這種有背法定程序的做法，正好為伺機報復內閣的國會發起倒閣運動提供了口實。23日，曹錕發表通電，“歷數羅文干私簽承認奧債合同罪狀，為國會聲援，務請將羅徹底查辦治罪，以為賣國者戒嚴”。此電一出，為早已不滿吳佩孚專權的直系諸將群起響應。面對眾叛親離的局勢，吳佩孚只得讓步，他于24日通電，表示對“羅案”毫無成見，對曹錕始終服從，始終擁護。王寵惠內閣因失去靠山，不復支撐。11月25日，王寵惠被迫宣布辭職，“好人政府”僅存70余天即告垮臺。29日，汪大燮署理內閣。“好人政府”僅如曇花一現，很快就成了歷史的陳跡。
然而，“好人政府”的失敗并沒有對王寵惠在民國政壇上的仕途產生多少負面影響。隨著蔣介石的崛起，王寵惠以其同盟會元老的身份、淵深的學養、崇高的政治聲望獲得重用，在國民政府中歷任要職。他除擔任過國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長及司法院長外，還在抗戰期間出任過外交部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及代理行政院長等職。王寵惠是不折不扣的民國政壇上的常青樹。
忠貞愛國、詞鋒機敏的外交家
1943年陪同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二排右三為王寵惠
1945年陪同顧維鈞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除了是公認的杰出的法學家以外，王寵惠作為外交家，在民國的外交舞臺上也是聲名赫赫。在國際外交上，王寵惠是忠貞的愛國主義者。曾有人對王寵惠開玩笑說，如果他保留他（在香港）的出生證明，那么就可以持有英國護照了。對這種沒有民族擔當精神的媚外言論，王寵惠正言厲色地回應道：“我早年追隨國父（指孫中山——筆者）革命，主要在推翻滿清，打倒帝國主義。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國勢力，我的出生證在早年離開香港時，即自行銷毀了。”
王寵惠把這種愛國主義的氣節帶到了國際外交上，在外交場合，他為了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利益，決不妥協。1921年，北洋政府派王寵惠、顧維鈞等代表中國赴華盛頓出席太平洋會議。作為一戰的戰勝國，中國理應收回帝國主義侵占中國的一切權益，因此，王寵惠理所當然地提出了廢除日本逼迫中國簽訂的“二十一條”，并嚴陳此種苛刻條款將最終導致太平洋周邊不太平。這種有理有據的陳述一時打了帝國主義者一個措手不及，最終，會議簽訂《九國公約》，列強承認“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并達成《解決山東懸案條約》。雖然，在西方列強主導的“強權即公理”、“弱國無外交”的國際外交舞臺上，這種口頭承諾效果有限，但王寵惠不畏強權，堅決維護祖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努力，為中國贏得了榮譽。
1933年，日本竭力扶植“偽滿”政權，妄圖分裂中國。在這種情況下，王寵惠奉命出席“國聯”大會。會上，驕狂的日本代表以輕蔑的口吻挑釁王寵惠：“你是代表南京國民政府呢，還是代表東北滿洲國政府？” 王寵惠立即站起來，義正詞嚴地大聲回答：“我代表貴國承認的那個中國政府。”一時，各國代表掌聲雷動，日本代表自討了個沒趣，悻悻而退。
1943年11月，王寵惠隨團出席了中、美、英三國召開的開羅會議。在討論將發表的宣言稿時，英國代表別有用心地提議把某些表達改委婉一些，例如將東北、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改為“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王寵惠以外交家特有的敏感，立即表示反對，指出如果日本戰敗，領土歸屬問題必須在宣言中明言，否則將造成糾纏不清。他還進一步強調，如果這類問題解決不好，那么盟國聯合作戰，反對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的宗旨將因此減色。英方最終被迫放棄了這個提案，中國的領土主權問題在《開羅宣言》中得到莊嚴聲明：日本戰敗后，“竊取于中國的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王寵惠作為外交家的堅定機敏，再次為維護中國的主權完整立下殊功。
在中國積貧積弱的那個時代，作為中國外交官不只是必須維護中國的主權，還得回擊西方列強在其他如文化方面對中國的蔑視。據說，有一次王寵惠在倫敦參加外交界的宴會，席間有位英國貴婦人問王寵惠：“ 聽說貴國的男女都是憑媒妁之言，雙方沒經過戀愛就結成夫妻，那多不對勁啊! 像我們，都是經過長期的戀愛，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結婚，這樣多么美滿！” 王寵惠笑著回答：“這好比兩壺水，我們的一壺是冷水，放在爐子上逐漸熱起來，到后來沸騰了，所以中國夫妻間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來，因此很少有離婚事件。而你們就像一壺沸騰的水．結婚后就逐漸冷卻下來。聽說英國的離婚案件比較多，莫非就是這個原因嗎?”
王寵惠在外交場合應對迅捷，詞鋒機敏，多屬此類。在民國時期的外交場合，王寵惠以他忠貞的愛國主義精神，機敏的詞鋒，為中國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爭得了盡可能大的尊重。
君子固窮，赍志以歿
由于獨特的歷史環境和個人的價值取向，王寵惠最終沒有選擇站在人民一邊，而選擇了綁在國民黨的戰車上。日本戰敗后不久，1946年，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王寵惠為蔣介石的反動行為，在法統上予以了論證。然而，誠如他的革命引路人孫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最終，不顧民生的國民黨政權被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軍隊趕出了大陸，退居臺灣一隅，王寵惠也淪為歷史的反角。
1949年，失意的王寵惠以養病為名前往香港，1950年轉赴臺灣，再度出任“司法部長”，1958年3月15日，逝世于臺北，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
平心而論，如果拋開意識形態不談，那么可以說，王寵惠至死都沒有改變他的士君子人格。據說，由于他平生不貪名利，結果，當他晚年生病的時候，困頓得都拿不出錢來治病，而只能靠別人的捐贈清償醫藥費。除此以外，如果不因人廢言，我們也得坦率承認，王寵惠給我們留下的豐厚的法學和外交思想遺產，至今我們仍然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