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 權
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織者和海量關鍵生產要素數據的掌控者，互聯網平臺（以下簡稱平臺）以算法作為技術支撐，顯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動了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平臺雖由私人設立并運營，卻日漸成為大眾參與公共活動的重要場所，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平臺通過行使自治權，塑造了有組織的“私人治理秩序”，但平臺存在濫用自治權的風險，應受到必要的政府規制。
平臺自治具有重要價值。首先，平臺自治是減少用戶行為負外部性的需要。平臺內經營者可能通過“刷單炒信”、發布虛假商品信息、制作網絡虛假廣告、惡意損害競爭對手等行為，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從而導致自身受益但平臺聲譽受損、競爭力下降，最終會損害所有平臺用戶利益。平臺自治是保障平臺自身良性健康發展的要求，最終有利于促進整個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
其次，平臺自治是彌補數字時代政府規制不足的需要。對于傳統的線下實體經濟，政府可以通過現場執法檢查、產品抽檢等方式，對實體店鋪進行直接規制。然而，對于平臺經濟來說，一個大型平臺往往就有成千上萬甚至上億的平臺內經營者，由政府對這些平臺內經營者進行直接規制變得幾乎不可能。
平臺在事實上承擔著維護數字市場秩序、保障用戶權益等公共職能。平臺通過制定大量平臺規則，維護平臺內市場秩序。平臺內經營者用戶和消費者用戶違反平臺規則就會受到相應的平臺制裁。一個大型平臺往往制定有數百部甚至上千部平臺規則，其規模十分龐大。如果用戶違反了平臺規則，平臺可依規采取措施。例如，電商平臺可以采取警告、單個或全店商品搜索降權、單個商品搜索屏蔽、商品發布資質管控、商品下架、店鋪屏蔽、不累計或刪除銷量、關閉店鋪、查封賬戶等多種措施。目前，幾乎所有平臺都建立了在線糾紛解決機制。盡管我國已經在北京、杭州、廣州三地設立了互聯網法院，但大量的平臺內經營者與消費者、平臺內經營者與平臺之間的糾紛實際上并沒有進入法院，而是由平臺通過自治機制解決。
盡管平臺自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也要防止平臺濫用自治權。平臺自治權異化的現實風險，存在于制定規則、審核賣家資質、設定搜索排序、評價信用、保護知識產權、實施懲戒措施等諸多環節。平臺可能利用其優勢地位，無正當理由強制“二選一”，通過增加各項交易費用，提高供應商成本，導致消費者權益受損。平臺可能壟斷數據實施杠桿行為，將現有市場支配地位傳遞到新的相關市場，以獲取壟斷利潤。平臺濫用自治權將導致平臺的公共性無法實現，必須通過必要的政府規制予以有效解決。
平臺并非普通的市場主體，平臺治理并非普通的市場行為，傳統私法對平臺的規范存在局限。為了更好地實現平臺的公共性，在適用契約自由與意思自治的私法理念、原則、規則時，還應適當借鑒公法原理，對平臺自治權進行必要的政府規制。
一是正當程序規制。無論是制定規則還是實施具體管控措施，抑或解決糾紛，平臺都應遵守正當程序原則。對用戶作出重大不利決定前，平臺應當明確告知用戶，必要時還應充分說明理由，聽取用戶的陳述、申辯。平臺透明度不僅是保障用戶參與權、社會公眾知情權的先決條件，也是平臺獲取公眾信任的重要途徑。
二是比例原則規制。比例原則也可有限適用于平臺，平臺相對于用戶而言具有支配性的優勢地位，其在行使自治權時，不能明顯違反比例原則。平臺規則的內容應符合比例原則，設定的具體措施應當具有必要性，且對用戶造成的損害應控制在最小限度。例如，平臺發現用戶違法違規，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先行采取警告、責令整改、限期改正等較輕微的懲罰措施，如果不能達到理想效果，才應考慮進一步采取更為嚴厲的措施。
三是平等原則規制。平臺上存在多種多樣的歧視行為，例如平臺根據用戶的收入水平、性別和地理位置等信息進行“用戶畫像”，運用算法向不同的消費者收取不同的價格。適度的差異化定價是合理的，但平臺應公平定價，消除算法歧視，不得利用大數據進行“殺熟”。無論是大型還是中小型平臺內經營者用戶，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偏遠鄉村消費者用戶，平臺都應一視同仁。
四是對平臺自治進行必要的司法審查。對于平臺違反基本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行為，用戶應有權訴諸法院并獲得司法救濟。法院可參照運用相關公法原理和公法價值，對平臺行使自治權的行為進行適度的司法審查。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