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李俠 上海交通大學 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
摘要：2020年國內科學主義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三種，分別是互聯(lián)網中心主義、算法神器與量化自我。互聯(lián)網中心主義體現了整個社會的技術樂觀主義心態(tài)，算法神器，成為企業(yè)收割數據的煉金術，量化自我引發(fā)績效主義與社會的犬儒化。為了遏制這種趨勢，應該采用分布式道德，在整個技術發(fā)展鏈條上合理分配責任，從而構建具有社會修復功能的公共領域，使社會避免陷入非人道的退化軌道上。
關鍵詞：互聯(lián)網中心主義；算法；量化自我；績效主義；犬儒化
如果回顧我們在新世紀初談論科學主義（scientism）的話題，那時多半還停留在觀念思辨層面上，與真實生活還有一段距離，那么20年后的今天，科學主義早已從觀念層面物化為一項項具體的技術，以更直接的方式充分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并且時刻在型塑著我們的生活。那么當下的科學主義有哪些表現形式、它們又呈現出怎樣的特征以及發(fā)展趨勢呢？本文從宏觀、中觀與微觀三個維度揭示目前科學主義思潮的主要特征與旨趣，希望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梳理，為未來的政策制定、社會治理以及人的和諧發(fā)展提供一種有益的分析視角。
一、互聯(lián)網中心主義是一種新的技術樂觀主義
2020年1月份，由于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fā)，1月23號武漢封城，隨著疫情全國的蔓延，此時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人們的正常出行該如何處理？2020年2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率先推出健康碼模式，在填寫健康信息、14天內是否接觸過新冠確診病人或疑似病人等信息后，通過審核后將產生一個顏色碼，領取綠碼的人員憑碼通行，領取紅碼和黃碼的人員需按規(guī)定隔離并健康打卡，滿足條件后將轉為綠碼。2月29日，國家政務服務平臺推出“防疫健康信息碼”，隨后這個模式迅速在全國各地推廣，客觀地說，健康碼的推出對于這次疫情的全面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在全國疫情控制已經取得重大勝利，這種全面采集個人信息的做法啥時候取消？至今沒有定論，甚至有部門希望這種做法常態(tài)化。眾所周知，健康碼的推行不可避免地存在隱私泄露問題，誠如學者吳超指出的：健康碼收集的數據是非常敏感的，我們個人的健康數據和軌跡數據都是很敏感的數據。隱私保護當中，軌跡數據是核心保護的數據；另一個問題是保存期限。一旦這些數據泄露將給個人帶來很多難以應對的問題，遺憾的是，這些潛在后果并沒有得到公眾應有的關注和重視。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這次突然暴發(fā)的疫情，如此大規(guī)模地采集個人信息將會遇到強大的社會阻力，在互聯(lián)網時代，疫情為數據的全面收集提供了合法性，當危機過過后我們還可以回到從前嗎？這個現象再次印證中國公眾頭腦中普遍擁有互聯(lián)網中心主義，這是一種盲目的技術樂觀主義。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互聯(lián)網的崛起，經過20余年的快速發(fā)展，互聯(lián)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展現，由此在公眾中形成了一種“共識”互聯(lián)網是萬能的，這就是最樸素的互聯(lián)網中心主義的含義。之所以把共識用引號標出，是因為人們對于互聯(lián)網的意義與功能在不同的認知框架下按有不同的理解與判斷，但不論差異如何大，都共同認為互聯(lián)網是這個時代的標志。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話說：“由資本主義驅動的自由民主仍然是城里唯一的游戲，由資本主義驅動的互聯(lián)網也是如此。從邏輯上講，它是神賜予我們的寶貴禮物，人類絕不應該拋棄它或把它搞得一團糟。因此，盡管互聯(lián)網可能會顛覆一切，它自身絕不會被顛覆。它就待在這兒哪兒也不去，而我們最好惟其馬首是瞻。發(fā)現它的真性情，把它的特征當做金科玉律，汲取它的經驗教訓，相應地重新翻修我們的世界。”【1】對于中國文化來講，經過一百八十年（從1840算起）的被動現代化以來，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的實施，國民對于技術甚至科學的心態(tài)，歷來是樂觀的，這與當代歐美的文化對于科技的態(tài)度是有很大差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對于技術有著強烈的樂觀主義心態(tài)。基于這種文化背景，對于互聯(lián)網中國人也是本著一貫的樂觀精神，據中國互聯(lián)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發(fā)布的第46次《中國互聯(lián)網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網民規(guī)模達9.40億，互聯(lián)網普及率達67.0%。【2】這組數據可以很好地支持公眾對于互聯(lián)網持樂觀心態(tài)的判斷。2020整個疫情期間基于互聯(lián)網的網購、直播越發(fā)火熱，各類社會熱點事件也經由互聯(lián)網實現了知情與共識，科、教、文、衛(wèi)諸多社會關鍵領域更是借助于互聯(lián)網擺脫疫情危機實現了有效運轉。這一切都加深了互聯(lián)網中心主義在中國的落地生根。
互聯(lián)網中心主義在如火如荼擴張之際，也面臨一些困難與風險。首先，中國互聯(lián)網的樂觀主義仍然停留在表層，深層結構與互聯(lián)網并不契合，導致這種美好理念只開花不結果。比如最近幾年一直流行的“互聯(lián)網+”，到目前為止，成功案例并不是很多，反而是帶來不少問題。這個現象也再一次提醒我們，我們的基礎產業(yè)與整個社會的知識結構仍然無法與互聯(lián)網實現有效的對接，目前的互聯(lián)網熱潮仍然處于表面層次。其次，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以及網民數量的大幅增加對于原有的社會治理模式與政治架構形成一種緊張與沖擊。數字政治學評論家麗貝卡•麥金農（Rebecca Mackinnon,1969-）曾指出：“如若沒有重大升級，我們的政治體系將繼續(xù)推出與互聯(lián)網不兼容的法規(guī)。”【3】社會治理的權力結構是垂直的，而以互聯(lián)網為代表的權力則是水平的，這就導致原有政治體系與以互聯(lián)網代表的社群體系潛在地存在沖突。要么借助于互聯(lián)網倒逼治理體系的改革，這將是很痛苦的過程；要么維持原有的治理體系，加強對互聯(lián)網的監(jiān)管，這種做法雖然可以暫時遮蔽治理模式存在的弊端，但是這種不改革的做法無疑又增加了公眾與治理體系之間的矛盾。那么是否存在一種折中的路線：即雙方都讓一步呢？關鍵是尺度難以把握，但這也是唯一可行的路徑，畢竟這種變革的風險與社會阻力都是可控的。也許更嚴重的問題是，互聯(lián)網會造成社會治理模式的全球對比與競爭，這種對比容易造成劣勢的放大效應，這一切都給現代的社會治理提出了極高的要求。第三，互聯(lián)網無法完全實現啟蒙的目的。網民群體的知識結構普遍嚴重偏低，根據上述《互聯(lián)網發(fā)展報告》數據顯示：網民中初中及以下占比59.7%（小學19.2%，初中40.5%）、高中/中專/技校占21.5%，大專以上占18.8%。客觀地說，這樣的知識結構無法支撐理性判斷與獨立思考的能力，由于盲從效應的普遍存在，互聯(lián)網的價值大打折扣，從而無法助推公眾形成理性思考的習慣。
二、算法神器造就企業(yè)的新煉金術
伴隨著大數據、云計算與人工智能的興起，算法崇拜已經悄然走進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覺中已成為新時代的煉金術。我們無法準確說出是從哪一天開始的，人臉識別已成為生活的常態(tài)，也無從查找從哪一天起，商家和平臺利用我們的個人數據對我們開始實行定向推送甚至不惜采取殺熟策略。大體來說，利用數據賺錢有三個層次，最低級的是直接賣數據，這個模式在監(jiān)管逐漸加強的今天，違規(guī)風險加大；中級就是對收集來的數據做結構化處理，然后賣給需要的客戶；高級的就是那些互聯(lián)網巨頭公司利用自有數據和技術為客戶提供特定數據服務，如滴滴打車、微信號等。當下所有企業(yè)/平臺都在瘋狂收集個人信息，這一切的背后推手皆源于最近幾年算法的突飛猛進。美國科技記者盧克•多梅爾（Luke Dormehl）一語道破大數據的秘密：“在數據越積累越多以后，人們就可以利用算法程序從這些信息中尋找規(guī)律。”【4】算法之所以能在各領域暢通無阻，源于其標榜的客觀、中立、科學，更有無與倫比的經濟性，這三種品性使其獲得一路綠燈的道德通行證。其實，算法是高度不透明的，沒人知道它內部的復雜程序是如何編寫的，普通人與社會之所以接受算法，源于算法具有更高的效率以及更低的成本，為了這些可見的利益，人們放棄了它是否真的是客觀與中立的判斷標準。普通人無法檢驗算法，它完全不透明、從不受外界審查（對于企業(yè)而言，以商業(yè)秘密之名拒絕審查；對于國家而言，以國家安全為名拒絕審查），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知道算法里預設了什么樣的偏見與歧視。“從理論上講，算法可以詳細地描述應用于每個小的決定（進而形成最終的重要決定）之中的那些具體規(guī)則。但實際上，很多自動化系統(tǒng)都是不透明的，這個特點意味著它們可以規(guī)避審查。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設計者有時并不公開源代碼，因此，用戶們無法看清其中的規(guī)則，無法提出不同的意見，也不能參與決策過程，只能接受最終的結果。”【5】這就是算法在當下的真實運行狀態(tài)，在績效主義的認知框架下，算法逐漸主導了法律制度的制定。筆者曾將算法與公眾之間的矛盾歸納為三類：矛盾1：算法不透明VS個體越發(fā)透明；矛盾2：個體的道德敏感性低VS忽略算法小惡的累積（大概率殺熟）；矛盾3：個體追責成本高VS算法違規(guī)成本低。
算法神器的獲勝，除了開發(fā)商的大力推動之外，也許公眾的短視有關，輕易被算法的便捷性與經濟性俘獲，其實，這也是新技術獲得市場認同的標準步驟。一旦獲得市場普遍認同，然后技術的貪婪本性開始呈現，到那時任何個人或商家都無力扭轉，這已經是新技術的常規(guī)發(fā)展路徑。也許更為嚴重的是，通過對個體大數據的收集與挖掘，個人的隱私空間急劇縮小，與此相關的自由與民主權力也隨之消失，最后整個社會呈現為一種如史蒂文•普爾所謂的“數字圓形監(jiān)獄”，這個典故來自于18世紀末英國哲學家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構想，即“這所監(jiān)獄呈環(huán)形，中央是一座巨型崗樓。這種設計的目的是讓囚犯感覺到他們的行動無時無刻不在監(jiān)視之下。僅靠一座崗樓，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規(guī)范犯人的行為，讓他們不敢違規(guī)。”【6】這才是個體隱私被收集后，未來可能面臨的最糟糕狀態(tài)。目前算法已經向所有生活領域滲透，如用算法相親、下棋、用算法招聘人才、甚至用算法預測并防止犯罪、以及用算法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等，這些遠勝于人的表現，讓算法進一步獲得社會認同，一旦達到某個節(jié)點，在算力的加持下，算法為惡的時代的到來不是可能與否的事，而是什么時間和地點到來的事。歷史經驗一再告誡我們，技術的過度發(fā)展有可能帶來高昂但無形的成本，到最后處理它所帶來的成本，比其前期帶來的收益大得多。更何況你的自由和尊嚴。
目前算法神器正在各行各業(yè)突飛猛進的發(fā)展，治理它的難度很大，前景也并不樂觀。目前治理算法違規(guī)的微觀路徑有兩條：首先，算法的設計者要具備充分的倫理知識與公共意識。畢竟算法的最初設計者對于算法的未來后果具有初始責任，遺憾的是，目前的程序員很少有這方面的知識和意識，導致從設計之初就處于倫理無意識狀態(tài)，而且目前程序員被賦予了過多的決策權，而且不會受到任何審查，這就導致算法的惡具有先天性。其次，激活個體的道德閾限，提升個體的道德敏感性。通常道德閾限低的地方，個體的道德敏感性較高，從而通過社會力量約束算法從業(yè)者的責任倫理（對行為的后果負有責任）。中觀路徑，整個社會要有一個開放的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領域，所有企業(yè)都將接受輿論的監(jiān)督與審查。沒有任何企業(yè)具有豁免權，以此遏制企業(yè)與平臺的貪婪本性。宏觀路徑，通過有針對性的政策、法規(guī)等制度安排，規(guī)范與算法相關企業(yè)的行為。遺憾的是，我們的監(jiān)管層面在巨大的互聯(lián)網企業(yè)面前呈現出的治理能力與手段都相當孱弱，目前曝光的多起互聯(lián)網巨頭企業(yè)的違規(guī)案例，大多沒有相應的治理措施（如某互聯(lián)網企業(yè)可以通過當地法院查封另一家企業(yè)的銀行賬戶，凍結其資產），只是在輿論的約束下才有所收斂，要知道政策工具是針對此類行為的最有力的強制性工具，其表現尚且如此，那么相對弱小的輿論監(jiān)督就更容易被遮蔽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沒有規(guī)則、或者規(guī)則滯后、失靈的地方，任何新技術都有演變?yōu)槟承﹤�人或者企業(yè)的煉金術的可能性。針對這種令人擔憂的未來，歐盟出臺《一般數據保護條例》（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并于2018年5月生效，條例的第22條規(guī)定：“歐盟公民有權質疑、反對純粹以算法為依據做出的決策。”【7】
三、量化自我引發(fā)績效主義與加速社會的犬儒化
所謂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原本是指一些技術愛好者基于數據崇拜心態(tài)，利用技術進行自我跟蹤測量（如傳感器、穿戴設備與手機等）追求關于自我的多維數據，以此實現自我的量化。隨著收集數據種類的增多，其最初的含義開始發(fā)生轉向，把量化與存在狀態(tài)捆綁在一起。一些人開始把自我存在感與可量化的數據結合起來，以此彰顯個人的價值與尊嚴。這種偏好迅速在精英階層擴散，并滲透到越來越廣闊的人群中，由此對自我的量化與激勵政策有了很好的契合點，激勵的靶標設計一定要與個體對于量化的需求相匹配。在世俗生活中所有可以量化的指標都可以變?yōu)橐环N激勵靶標，以此衡量個體成功與否，如你有多少存款、幾套房子、什么級別（或出身）等，在學術界更是看重量化指標：你發(fā)表了幾篇頂級期刊論文、獲得什么級別的獎勵或帽子、以及有多少科研項目、是否有海外經歷等等，不一而足，所有這些把量化與存在狀態(tài)進行捆綁的努力，都促成了績效主義的盛行。按照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的說法：“在這個被績效和能力統(tǒng)治的社會，一切必須具備可能性、積極性和項目化的特點。”【8】這里的可能性、積極性與項目化都是可以量化的潛在指標，在量化的加持下，績效主義順理成章地成為當下的主流評價模式。十九世紀開爾文勛爵（Lord Kelvin，1824-1907）的名言：無法測量，就無法改進。時至今日，這仍是績效主義綱領的硬核與核心旨趣。2020年9月份，蘇州更是大膽推出“蘇城文明碼”，文明碼采用可以量化的積分制，這項舉措一推出，就遭到全社會的批評：道德可以量化嗎？誰有資格這么做？在這些質疑的聲浪中，這個不道德的做法被撤回，由此，我們不難想到未來還會出現一些奇葩類的量化鬧劇。
績效主義帶來了規(guī)訓的革命性變化，以前的規(guī)訓都是由外部強加的，而當下的績效主義則是自我生成的。誠如韓炳哲所言：“如今的勞動主體同時既是行兇者又是受害人。比起剝削他人，自我剝削有效得多。新自由主義經濟主體不能構成有共同行動能力的‘我們’。隨著社會中利己主義的強化和原子化的發(fā)展，共同行動的空間已經急劇縮小，因而也就更加難以形成一股真正有能力質疑資本主義秩序的反對力量。個體弱化集體。”【9】績效主義不但有效，而且還能讓個體產生一種自由的幻覺，在量化的無數次疊加中，所有的時間都變成了工作時間，我們再也無法從工作中逃脫出來。試想自從有了電腦和網絡以后，我們的工作是否變得輕松了，也許情況正好與此相反。在這種為了追求績效而使工作無限疊加的過程中，我們會產生一種倦怠感，在韓炳哲看來，“績效社會的倦怠感是一種孤獨的疲憊，造成了彼此的孤立和疏離。這種導致分裂的倦怠感使人變得失去觀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只有自我占據著全部視野，這種倦怠感耗盡了我們的語言能力和心靈。它們是一種暴力，由于他們摧毀了一切共同體、集體和親密的關系，甚至摧毀了語言本身。”【10】這種飲鴆止渴式的追求績效之旅，不可避免地造成個體對于公共事務的冷淡與麻木，因為筋疲力盡的人們再也沒有力氣逃脫自己給自己設定的牢籠，外在世界在快速消失，或者與我何干？這種局面注定會加劇社會的犬儒化傾向，而互聯(lián)網時代的犬儒化會像病毒一樣快速擴散開來，它將侵蝕所與人的未來。
所謂犬儒主義，在英國學者提摩太•貝維斯（Timothy Bewes）看來就是：“現代或后現代的犬儒主義是一種憂郁的情境，它逃避世界、理性和政治，退守內心；它源自一種使客體文化負載過度價值的流行趨勢——崇拜當代性，而非蔑視當代性。”【11】通俗地說，犬儒主義者就是一群活得相當精明的人，他們清醒而沉默，精于算計，基于自利原則，對于公共事物退避三舍的人。績效主義正在快速造就整個社會的犬儒化，一旦社會的犬儒化程度達到一個極限值，那么這個社會就徹底鎖定在退化的軌道上了，因為所有促進社會進步的批判意識與反抗精神都將被消解，這是數字化時代最為暗淡的未來。
四、結語
2020年注定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年，由于疫情的突然來襲，讓原本隱而不顯的科學主義再次回到公眾的視野，幾千萬大、中、小學生同時上網課，網絡辦公、網上會議、網購迅速成為替代品，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于互聯(lián)網的存在而擺脫停擺的命運，互聯(lián)網中心主義以其杰出的表現俘獲公眾的信任。企業(yè)/平臺在算法的加持下實現數據煉金術的華麗轉身。對于個人而言，量化自我成為一種全新的科學主義表現形式，個體寧可相信數據也不相信自我，這絕非一個笑話，而是一種認知選擇，但是這種傾向對于未來社會的犬儒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了消解科學主義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還是要回到人類認知鏈條的初始點，畢竟最終還是由人的認知/行為決定技術到底是向善還是向惡的方向發(fā)展。聯(lián)想到，這幾年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負責任創(chuàng)新運動、把倫理嵌入技術的新科技倫理觀等，都是強調在技術的起點處開始規(guī)范技術的發(fā)展走向。最近兩年國家多部委聯(lián)合發(fā)布科技界破四唯/五唯的通知，其初衷也是希望借此從制度層面消解量化自我的野蠻生長，淡化績效主義及其所帶來的犬儒化對整個社會的腐蝕，希望為社會積蓄進步與創(chuàng)新的活力，暫且不論其可操作性和最終結果如何，這種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由于現代科技的復雜性，僅靠科技從業(yè)者自身的努力顯然已經無法消解科學主義的野蠻擴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把倫理檢視的范圍擴大，從最初的設計者、向應用者以及公眾拓展，從而形成一種全方位約束算法神器以及企業(yè)煉金術的廣譜約束機制，這種做法國外叫分布式倫理，即社會的進步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單靠任何一方力量都是無法遏制這種新科學主義浪潮的，如今隱私領域的全面淪陷已是這種未來的征兆，而且這種努力，有助于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領域的形成，這也是我們長期缺乏的，否則支撐分布式倫理的條件就是不具備的，在算法、機器學習高歌猛進的時代，在人工智能快速逼近的當下，這事關所與人的尊嚴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