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思維”我們并不陌生，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從小主要接觸到的就是這樣一種思維模式。概念思維是一種依據狹義的概念及其衍生族類（比如依據概念形成的判斷和推理）進行思考問題的方式。它被普遍認為是人類理性思維最重要的方式，在認知活動中被廣泛地用來思考各種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很少有人主動去研究中華文明里蘊含著的“象思維”模式。但是，不掌握“象思維”，就永遠不可能真正理解中華文明，因為中華文明主要運用的就是“象思維”模式。最能反映“象思維”模式的是中醫學和古典詩詞，因為這些東西用“概念思維”是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同樣地，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中華法系也是“象思維”的產物，所以，如果運用“概念思維”來評判中華法系的話，得出的結論只能是中華法系落后得一塌糊涂。但對于只學會了“概念思維”的法律人來說，得出這樣的結論又是必然的。
什么是“象思維”？象思維以物象為基礎，從意象出發，在象的流動與轉化中，通過想象、類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認知世界的聯系，類推事物的運動變化規律，從而達到認識事物的目的。一般認為，中華文明的總根是《易經》，所以《易經》號稱是“經中之經”，《易經》整體上都是“象思維”的產物。象思維將整個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的規律都看作是合一的、類似的、互動的，因此，它具有鮮明的整體性、全息性。因為“象”本身具有“流動與轉化”的性質，所以通過想象、類比、象征等手段，“象”就能超出外在形象的象意，即超越自身，從而認識到事物的本質。這種“象的流動與轉化”，必須遵守“異相擬、類相合、似相通”的規則。由此可見，象思維的“象”，也指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之間具有的相似性，有相似性才可以進行象征、類比。因此，單個的“象”并沒有多少意義，“象”只有被納入一個具象系列中才有意義，整個具象系列也必須納入一個更大的具象結構之中，這樣才能通過想象、類比、象征的方式顯現出事物本身的意義來，或者說顯現出事物的運動變化規律來。這決定了對于象思維來說，它關注的不僅是個體，而且包括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甚至可以說，象思維本身就是一種有關“關系”的學問，是通過個體事物在整體中所處的位置和狀態來把握個體事物的性質和規律的學問。
這種思維方式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結構模式起著決定性作用。中國傳統社會就是一個“關系”社會，每個人都在“關系”之中。人在家庭之中有父母兄弟，到社會上又會有自己的老師、同學、朋友等。“是關系，皆是倫理”，在傳統中國的社會里，每個人都以家庭為原點，由近及遠，以“忠孝、仁愛、信義”為紐帶進行組織，這樣，全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最終都會被納入到“倫理”的網中，即實現了“家國一體”的組織模式。梁漱溟十分贊賞中國這種古老的社會組織手段，他認為正是這樣的社會組織模式，才使得中華民族在空間上如此遼闊，在時間上如此久遠。由此可見，說中國傳統法律更重視“關系”而不是“個人”是很有道理的，但我們應該理性的看待二者的區別和優缺點，而不是簡單地得出西方法律更具優勢的結論。當然，根據筆者的研究，中國傳統法律的“關系學”是更加科學的，而且西方法學的“個人中心主義”將來必然走向“關系學”，在此不予展開討論。
象思維是中華文明的主導思維模式，也可以說，象思維就是中華文明的精髓和靈魂。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在世界上一直獨領風騷，不但燦爛輝煌，而且綿延不絕，象思維乃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動力。可惜的是，這種象思維視野之窗在近代以來的教育之中被關閉了，導致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只知道有西方的概念思維，不知道還有中華文明的象思維。這種個人知識結構的欠缺，導致很難同時看到東西方法學在各自的發展中都有優缺點的基本事實。以法律的格局來說，精密的德國法讓德國人的心智變得過于精密，反而顯得不夠大氣、靈活，這樣的法律固然可以做到精密地控制一個小型同質化的共同體，卻不足以形成更大的具有異質風俗習慣的群體和社會。相反地，象思維具有開放、較強涵攝能力的特點，這就構成了中華法系內在固有的品格。因此，在中國內部，既保持一體之凝聚力，又有多元之靈活；對外，中國始終是開放的，并具有強大的涵攝能力和輻射能力。經過幾千年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后，中華法系既生成了超大規模的中國，也涵育了東亞許多國家的法律秩序。就此而言，中華法系的優勢是德國法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從當代的具體司法案例來看，很多的司法問題基本上都來自不同法律文明之間的沖突。比如“辱母案”，于歡在母親蘇銀霞和自己被11名催債人長達一小時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傷了4人。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克死亡。于歡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二審改判有期徒刑5年。這個案例充分顯示出在法律調節之下的行為和在倫理要求之下行為之間的沖突。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直到今天，忠孝依然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做人之本。因此，對于判決是否合理的審視，就不再僅僅是合乎法條規定，而是要進一步審視案件中的倫理情境、正視法治中的倫理命題，回歸中華文明之根本，只有這樣作出的判決，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堅實根基和突出優勢，就在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是我們最深厚的軟實力。我們生于斯，長于斯，聚國族于斯，數典而忘其祖，懷寶而述其邦，是殆不仁不智之甚，其能免于今之世嗎？由此可見，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深入地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就是迷信，而不是自信。中國法治的發展方向一定是沿著中華文明的既定道路前進，這是根基問題，是絕對不容撼動的。我們也有理由堅信，通過深入學習中華文明的精髓后，多數法律人也會得出這一結論：一定要重建中華法系！這才是當代法律人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