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3年的CLSCI期刊發文情況，中國法學創新網在采納法學學術前沿團隊統計報告的基礎上，繼續委托其團隊結合往年法學創新網的統計標準進行了進一步的更新和核定，最終確定了2023年CLSCI期刊發文統計分析系列報告。如發現有數據信息不準確或評價不妥之處，請發郵件至：zgfxcxw@163.com
兼收并蓄尋覓中西傳統法律智慧 賡續創新汲取現代法治本土資源
——2023年度CLSCI來源期刊法律史發布情況與統計分析
2023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77篇。2022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61篇，2021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84篇，2020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938篇。除《法商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現代法學》《環球法律評論》《法學論壇》《中國刑事法雜志》《東方法學》《法學雜志》外，2023年度其他CLSCI期刊均刊發了法律史論文。2023年度法律史論文總計48篇，2022年度為71篇，2021年度為61篇，2020年度為54篇。
（一）年度高產單位
為便于閱讀，僅展現本學科領域發文總量在前8位（2篇及以上）的單位，詳見下表。
（二）年度高產作者
本領域高產學者的標準是發文量在2篇及以上。據此，本領域高產學者為：華東政法大學王立民教授（4篇），華東政法大學屈文生教授（3篇），華東政法大學王海軍副教授（3篇），中國政法大學胡曉進教授（2篇），清華大學蘇亦工教授（2篇），蘇州大學蔡曉榮教授（2篇），四川大學劉昕杰教授（2篇）。
（三）年度領域研究熱點與趨勢
相比上一年度，法律史學科論文發文量有所減少，2023年CLSCI來源期刊共發文48篇（2022年為71篇），在三大權威期刊上共發文5篇（2022年為12篇），其中《中國社會科學》2篇（2022年為1篇）、《中國法學》1篇（2022年為5篇）、《法學研究》2篇（去年為6篇）。
2023年法律史學科單位發文相對集中：去年發文12篇、今年發文13篇的華東政法大學，依舊名列榜首；中國政法大學發文5篇，名列第二；清華大學、蘇州大學各發文3篇，并列第三；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吉林大學各發文2篇；中國社會科學院、廣西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武漢大學、河北師范大學、河南財經政法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天津財經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復旦大學、西北政法大學各發文1篇。此外，令人鼓舞的是，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今年有1篇法律史學科論文發表在《China Legal Science》期刊上，該文屬于中國法律史范疇，深入研究了明清時期契約、官方土地冊籍、糧串、契稅、墓碑、族譜等共同為土地管業秩序提供合法性證明，并進一步指出當時的社會關系與禮治文化是塑造傳統社會獨特契約文化和維系管業秩序的根本要素。這是中國法律史日益走向世界的明證，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法文化研究更加深入、自信的具體體現。
與以往相類似，2023年度法律史領域的研究成果仍然呈現出“對中國的研究多于外國、對中國古代的研究多于近代”的總體特征。2023年度法律史學人繼續肩負“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使命，注重“古為今用”“現代價值”“中國問題意識”的現實觀照，更加彰顯出中國優秀傳統法文化兼收并蓄、賡續創新的深厚底蘊，繼續彰顯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1. 中國法律史
就中國法律史而言，法律史學人繼續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的指示精神，更加深入對中國法律史學的研究。學界2023年度的研究成果涵蓋了通史、古代、近代、現代等所有歷史時期，其中，以古代部分尤其是明清時期著墨為多。就通史領域而言，2023年度學界深入推闡了“天下無訟”價值追求的古今之變，深刻指出歷久彌新的“天下無訟”價值追求是中華法系精神和智慧的集中體現，隱藏于在“變化中的不變”乃是中國人認知世界、處理內外糾紛的獨特的思維邏輯與行為方式。此種邏輯與方式既以早期中國司法理念為文化基因，又有著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賡續傳統、煥發活力的時代動因，是理解中華法制文明、重塑新型中華法系的一把“鎖鑰”；學界論述了鄉飲酒禮的法律內涵及其現代價值，指出鄉飲酒禮總之禮取之義，對鄉飲酒禮的創造性轉化，能為現代社會尤其是基層社會的治理提供智慧的借鑒。就秦漢領域而言，2023年度學界深刻闡釋了先秦法的概念隱喻是統治的根據而不是要把法律變成統治的純粹工具；運用秦漢史料文獻《奏讞書》研析秦漢時期呈現出的推定證明、印證證明、驗證證明、完整性證明等案件事實的證明方法與三段論推定、類比推定、辯證推定等推定證明方法，展現出了中華優秀傳統法文化中的智慧結晶。就唐宋領域而言，2023年度學界深入推闡了唐律“義疏”中的“無罪”是意在實現立法者的特定意圖而對前代立法語言的“更新”甚至“替換”與其理論旨趣所蘊含的立法者自發產生的針對人的行為進行多層次的理論追求及其限度；唐律“毆傷見受業師”條的適用對象具有“官師一體”的政治身份和“親師一體”的擬制血親身份（師徒關系展現出政治化與倫理化特征）并論述了其獨立、變遷的歷史進程；宋代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和嚴峻復雜的治安形勢等多種因素促進了勘驗檢查制度的完備、勘驗檢查程序的進步、勘驗檢查技術的成熟，并以其規則的系統化、運行的程序化和技術的先進性在中華法律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2023年度學界對宋代賜死規則之厘革與適用謹慎了深入考察，明確指出了以天圣修令為界，宋代賜死裁決應當分別以令文規定和司法慣例為依據。元代領域付之闕如。就明清領域而言，該領域是2023年度學界研究的重點領域，研究成果最為豐富。明朝在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重視和強力推動下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監察法制觀，成為我國古代政治家對監察法制發展規律認識上升到新高度的標志；《戶律·蒙古色目人婚姻》為明初洪武朝創制入律且僅存于明代，在明初發揮指導性政策的作用；明清會典的主體是基于治理理想的組織規范和管理規范的總和，其立法技術高超、立法語言簡潔凝練、整體邏輯清晰，其編纂理念和立法模式可以更好地為當下行政法典的編纂提供中華法文化基因的傳統智慧和本土經驗；清代法典在不同編纂理念的指引下在體例結構、制度內容等方面取舍不一，最終呈現出的樣貌亦是同異互見；晚清禮法之爭時期，禮教派和法理派在駁斥對方或為自己辯護時，“認真對待風俗習慣”成為支撐各方觀點的重要言說和本土資源，然而，爭論雙方都認同自上而下的國家主義立法模式使得習慣在近代立法與司法實踐中影響較為有限；《大清現行刑律》在集成前期刑罰變革成果基礎上建立的以收所習藝為支撐的新五刑體系標志著自由刑體系的初步成型且在事實上推動了刑罰的近代轉型，其背后則是刑罰策略由“明刑”向“隱刑”的轉變；巴縣檔案中保留了大量有關抬墊和抬墊糾紛的記載，對之加以研究得出抬墊由于是以分散化方式實施的直接稅包攬，所以更易遭遇復雜社會經濟力量的滲透和抵制，表明了近代國家建設的進一步完善需要財政國家建設和私法近代化方面的更深刻變革；清代地方疑案審斷中，祈夢的目標在于獲得神示證據，但與傳統的純粹神判不同，這種神道司法卻含有一定的理性因素；陜派律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吉同鈞在主講《大清律例》課程的六年期間，形成了多部不同版本的清律講義，但是關于吉氏的生平以及這幾部講義之間的關聯性和成書過程，學界還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認識。通過新見吉氏卒年資料和新發現的廿卷本《大清律講義》，可對上述問題加以考訂、梳理和推斷，對這幾部清律講義的史料價值以及吉氏在清末法律改革中的作用和影響做出了新的評估；晚清法學與政治學學科關系僅停留在概念層面，缺少完備性的知識體系作為支撐，其發展變遷是知識競爭與權力選擇互動的產物，而學術本土化如果不能從概念創新發展到知識體系創新，終將難以持久；孔飛力所言的乾隆借叫魂案以整肅官僚的立論并不存在，它不過是同時代君主介入大案的一個縮影且對其的處理整體上也是成功的。
近現代領域較去年研究成果更為豐富，2023年度學界研究重點涵蓋了傳統中國的異性收養及其近代法律境遇、傳統中國狀紙的近代變革、作為上訴機構的總理衙門與美國駐京公使、一般監督制度的中國流變及形態重塑、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租界法制之變化與反思、領事公堂性質、中國租界法制的共性、《司法例規》的編纂與近代中國法律匯編的意義、近代中國統一法律適用的實踐、根據地政權國家機構的理念及其立法與實踐、民國初年商事裁判的法源位階、司法巡回的國家治理功能、立法現代社會中的民間法數字檢察的梯次配置及其縱深功能、“人民檢察”概念的內涵演變以及“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原則的內涵詮釋等。
2. 外國法律史
就外國法律史領域而言，2023年度學界研究的重點涵蓋面較為廣泛，主要包括英美在近代中國行使治外法權主體之型化與形替、全球地方化與地方全球化、美國在近代中國行使治外法權的司法與外交手段、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概念歷史源流、格勞秀斯-荷蘭殖民帝國與國家法史書寫的主體性問題、中世紀早期的共同法、“王權至尊”的《舊約》敘事、剛性-柔性憲法概念在中國的傳播、法律行為概念的形成等。可見，2023年度學界研究的焦點主要有二：其一，美國在近代中國的治外法權；其二，剛性憲法與柔性憲法的概念及其傳播。此外，在比較法律史領域，有關于中國傳統家長權到近代親權衍變的深入考察。總體而言，2023年度學界在外國法律史領域取得的研究成果焦點明確、清晰，主題宏大而廣博，較去年更為豐富。
3. 中華法系研究
中華法系已成為法律史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源頭活水，是歷史的瑰寶，其在制度層面主要表現為中華法系這個文化綜合體，歷經兩千年的傳承和變動，至今仍然產生著重要影響。在中華法系研究領域，2023年度學界深入推闡了“出禮入刑”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結晶，并進一步指出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背景與重大命題之下，應當傳承好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積極借鑒“出禮入刑”法律傳統中的有益成分，實現禮法關系的現實轉化，探索法治與德治并重的社會治理新方式；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視角進行審視可以發現，中華法系在世界五大法系中，具有唯一的一個古代世俗法系的地位、唯一的一個用非強制力途徑形成的古代世俗法系的特征和中華法系的開放性有力證明了中國傳統法律是開放法律的作用。
4. 小結與展望
中華優秀傳統法文化不唯其古老悠久聞名于世，更以其綿延性獨步寰宇，其中不惟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理想，更有切近現實的尊重人性與人格、立己達人的精深智慧與民族胸襟。所謂“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法律史學問研究的是過去，但面向的是現在和未來。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對待歷史與傳統，我們應當同時抱有溫情與審慎，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以批判的態度來對待批判。法眼觀史，就是須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法文化中汲取現代法治資源，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以堅定文化自信，以求得中華法系的重構與復興。相信經過法律史學界同仁的竭誠努力，法律史學科將迎來更廣闊的前景和更輝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