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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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多層次推進理論研究
全領域多學科深入制度實踐
——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2022年度發文觀察
偉大時代孕育偉大理論，偉大理論引領偉大征程。
2020年11月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習近平法治思想”，這在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發展史和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整體學理闡釋（如：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理、特色、邏輯）、對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具體命題/重要概念/重大關系的學理闡釋（如：“全過程人民民主”命題的法理）、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體系組成部分/具體領域的學理闡釋（如：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人權理論/國家安全法治領域的理論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法律制度規范和法治實踐的機制與表現。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行動指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科學總結，是順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要求應運而生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研究的根本內容，對習近平法治思想進行學理化闡釋、學術化表達和系統化構建的學術研究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理論價值和實踐需求。
2022年，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成果蔚為大觀，并具體體現在了三方面。第一，從宏觀理論、中觀命題、微觀概念的不同層次，全方位深化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研究；第二，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立場，以學術研究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內涵、核心要義與實踐要求的融入法律制度和各領域的法治實踐；第三，形成了法理學科統領、多學科共同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局面，使得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基本實現對中國法學研究主流領域和重大問題的全方位引領。2022年度全年CLSCI來源期刊共刊發論文1861篇，涉及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72篇，占比約為3.87%。其中法理學發文43篇，行政法學發文10篇，國際法學、憲法學發文4篇，環境法學、法律史、刑事訴訟法學發文2篇，其他學科也均有發文。沒有學生獨立發文。
三、年度領域研究熱點與趨勢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兩個結合”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原創性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21世紀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指引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為深入推進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了根本遵循，為發展人類法治文明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本年度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在不斷扎實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在全領域深入探尋著制度實踐的路徑與方案。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黨的二十大報告中23次提到“法治”以及對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強調，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提供了更為精確的方向指導。在黨的二十大的精神鼓舞下，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成果豐碩，眾多學者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闡釋、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建設道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完善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等論域鉆堅研微，不斷解讀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內涵，深化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研究，并為習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中國法治現代化建設提供智力支持。
1.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框架的解讀
習近平法治思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重大創新發展，其內涵豐富、論述深刻、邏輯嚴密、系統完備，是中國法學研究的知識寶庫。
張文顯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科學的理論體系，展現了對法律本質的揭示、對法治規律的闡明、對法學真理的追求，詮釋了“中國之治”的“中國之理”，傳遞著“人類文明”的“法治之道”。通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與《論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鮮明特色》，集中闡述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政理、法理、哲理，指明了黨全面領導的政治定力、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奉法強國的堅定信念、求真務實的實踐理性、全面推進的系統觀念、精準練達的辯證方法、融通古今的文化底蘊、統籌內外的法治布局、尊法循理的法治思維、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等鮮明特色，展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強大解釋力、卓越創造力、鮮活生命力，揭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理論貢獻，推進在真理和正義的制高點上深入開展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公丕祥在哲學的視角上，指出習近平法治思想創造性地闡述世界物質統一性原理，悉心把握全面依法治國的國情條件；創造性地闡述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加強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辯證思維；創造性地闡述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原理，開辟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道路新境界；創造性地闡述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基礎的原理，確證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歷史使命；創造性地闡述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確立堅持人民至上的法治價值準則，進而對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在21世紀的發展作出了原創性的理論貢獻。江必新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法治基本價值理念的傳承與發展》中從法治價值的邏輯起點出發，闡釋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法治基本價值理念的傳承與發展，及其對全面深刻理解習近平法治思想真諦、提升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感召力與實踐力和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上的重大意義。李林著眼于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層面，在《論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邏輯》中深度剖析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深厚的制度理論、豐富的制度實踐和深刻的制度邏輯。蔡寶剛關照到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與德治的結合，《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理論》文中以德法合治論、以法促德論、以德促法論、德法兼施論建構起了法治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和德治結合理論，并對其原創性貢獻予以闡釋。
本年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研究呈現出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特點，在上述從法理、哲理、價值論等視角之外，同時有陳璽的《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傳統法律文化觀》、呂江的《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涉外法治話語生成與實踐邏輯——以“一帶一路”倡議為視角》、黃文藝的《“平安中國”的政法哲學闡釋》等文章，分別以習近平法治思想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承、轉化與發展，習近平法治思想以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對中國開展涉外法治工作的方向指導和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原創性范疇的“平安中國”建設為主題，不斷為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框架添磚加瓦。
2.習近平法治思想具體領域的闡釋
本年度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在理論框架的整體解讀之外，更加聚焦、更加精準地錨定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具體命題和重大領域，通過不斷挖掘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論題來全方位的深化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本年度對習近平法治思想具體領域的研究既全面又細致，范圍包含全過程人民民主、人權、國家安全、網絡強國、營商環境、黨內發揮、黨政隊伍建設、刑事法治理論與司法體制改革等方面。胡云騰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刑事法治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新實踐》論述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刑事法治理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法治理論的重大原創性貢獻；李建偉《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營商環境法治觀》對如何充分發揮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營商環境法治觀的引領與推動作用進行了深入探討；徐漢明《習近平“網絡強國”重要論述及其時代價值》指出了習近平“網絡強國”重要論述在新時代實現由“網絡大國”向“網絡強國”偉大跨越進程中的指南意義；秦天寶《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生態文明建設法治保障的重要論述：整體系統觀的視角》論述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對生態文明建設領域法治價值的內涵、基本原則和實踐功能的完善。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本年度的研究熱點所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對于新時代新征程更好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相應的代表作品有胡玉鴻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向度闡析》《新時代民生保障法治中的“弱有所扶”原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法理釋讀》；封麗霞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立法之維》；劉怡達的《論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憲法基礎》等文章。胡玉鴻從法理角度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程序與實體、手段與目的、過程與結果的辯證統一，體現在持續民主、真實民主、廣泛民主、協商民主這四個法治向度之上。封麗霞對全過程人民民主進行了立法反思，以“人大主導立法”“以人民為中心”等關鍵詞展開論述了通過立法公開、全民討論等程序實現立法規劃、法案起草、審議表決等立法過程的全鏈條民主。劉怡達認為現行憲法構建了一個與人民民主“全過程”特征想契合的人民民主規范體系，指出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應以憲法為基礎，憲法的作用集中表現為貫徹民主理念、確定民主重點、保障民主權利、設計民主程序和規范民主實踐之上。
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具體命題和重大領域的研究同時兼顧了立法、執法與司法的全維度視角。立法層面，除了上文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立法討論外，章志遠以行政復議法為例，論述了中國特色行政復議制度是彰顯習近平法治思想實踐偉力的重要場域，強調以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行政復議法修改，能夠將行政復議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執法層面，《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嚴格執法理論》一文指明了嚴格執法理論的基本要義和表現特征，并探索習近平思想中的嚴格執法理論在高質量法治一體建設新征程的實踐轉化路徑，提供了從執法事項減少取向的職能轉變、執法重心下移改革的法治因應、規范共同執法行為立法的制定、行政執法案例指導制度的推行、統一行政執法監督條例的制定的優化方案。司法層面，卞建林的《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論要義》、吳衛軍的《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體制改革理論研究》和程琥的《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構建新型訴訟格局理論》對當下我國司法體制改革和新型訴訟格局構建進行了深入研究。卞建林在理論層面高屋建瓴地指出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密切結合中國實際，全面闡述了在新時代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如何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推進司法體制和司法能力的現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命題，形成了豐富、嚴謹的司法改革理論體系。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理論與司法改革實踐的創新發展，對深化司法改革而言具有重大意義。
3.習近平法治思想實踐機制的探索
實踐是理論之母，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實踐。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最終要落腳在思想觀點向法治建設的融貫之上，彰顯于宏偉藍圖向生動實踐的轉化之中。陳柏峰在《習近平法治思想領航中國之治的實踐機制》中從政治定力、戰略引領力、實干推動力、風險挑戰應對力四個維度及其實踐機制論述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實踐偉力，突出當前我國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中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領航意義。齊延平的《中國人權發展道路的生成邏輯、價值面向與實踐機理——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之學理闡釋》從縱向歷史軸上的策略選擇與橫向實踐面上的共性并進，突出了當前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補齊、補足、補強個體面向人權制度體系的實踐需要。與之相似，高長見在人權問題上從“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入手，將人權的實踐需求解析為生存權、發展權的地位明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發展和人權法治的保障三個方面。強梅梅在《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關系的實證分析》中基于對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梳理，在處理二者關系上提供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構建處理不同性質事項的動態調整機制，劃清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界限的實踐方案。
4.小結與展望
新時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引領新征程。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新時代十年我們黨在方向道路問題上堅決摒棄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等錯誤思潮影響，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不斷全方位深入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與中國法治現代化道路建設。
在黨的二十大開啟的全面依法治國新征程下，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內涵更加深刻、知識底蘊更加深厚、實踐空間更加寬廣，這需要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繼續根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法理學統領、多學科統籌的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格局下引領中國法學研究譜寫新時代新征程更加絢麗的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