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在優化法學學科體系方面指出，要“推進法學和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統計學、管理學、人類學、網絡工程以及自然科學等學科交叉融合發展”，在強化法學基礎理論研究方面指出，要“總結提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具有主體性、原創性、標識性的概念、觀點、理論”“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刑法學是關于犯罪和刑罰的學科，我國刑法學受蘇俄刑法學和德日刑法學兩種理論體系交叉影響，在具有中國特色的主體性、原創性、標識性的研究方面尚有待拓展，在學科體系層面與統計學、經濟學、心理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還存在不足。
當今社會已經步入由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驅動的數字時代，數量刑法學的中國構建是對法學本土化、現代化、自主化交織的時代命題的回應，也是對具有中國特色刑法學知識體系的初步探索。
數量刑法學是中國刑法學本土化的學術傳承
數量刑法學孕育于20世紀70、80年代的法治系統工程。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于1979年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法治系統工程的建議，并指出建立法治系統工程要有具體的系統分析方法，要用數學理論定量地處理系統內部關系。包含法學定量研究思想的法治系統工程，啟發了法學界諸多學者采用定量或純粹的數理分析方法來對社會主義法治進行論證，形成了一段時期的研究熱潮和豐碩的理論成果，奠定了數量與法學相結合的思想基礎。
數量刑法學發端于20世紀80、90年代的“數量法學”。1985年，錢學森在全國首次法制系統科學討論會上，圍繞著法學的現代化、科學化以及如何將現代科學方法和新技術成果引入法學研究和法治建設進行了充分的論證。他進一步地強調了定量研究在法學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并率先提出了“數量法學”的概念。這一新概念得到了倪正茂、孫國華、劉瑞復等老一輩法學家們的論證和推崇，他們將數量思維和方法正式引入法學理論研究，為數量刑法學的產生奠定了法學基礎。
數量刑法學的正式提出與現代性召喚。基于刑法中廣泛存在的定量因素以及諸多數量關系，儲槐植教授于1988年在刑法學界首次提出數量刑法學的學術概念和建立數量刑法學的理論構想，自此，數量刑法學正式進入刑法學的研究視域。但是，囿于我國高中教育的文理分科制度，加之法學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大多沒有開設數學相關的課程，導致數量刑法學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推廣，造成數量刑法學的系統性構建和本土化發展陷入停滯。21世紀以來，基于數字時代法學研究范式的革命性變化，構建數量刑法學的客觀條件逐漸成熟，儲槐植教授于2019年再次正式呼吁對數量刑法學進行系統性研究。
數量刑法學是中國刑法學現代化的發展需求
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推動數量刑法學的系統性構建。當前社會正在進行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化轉型，“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業已成為現代社會各領域進行主體性構建、認識論革新、方法論改進的重要路徑。數據和算法在當前社會的作用日益凸顯，啟發著人們的數量化思維轉型。蘊藏于其中的實證思路、明確性追求和智慧性探索，對刑法學的實踐性、合理性和現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法學不可能在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中置身事外，也需要在現代信息科技的基礎上進行拓展和進步。數量刑法學可以充分利用數量思維、數學方法和現代信息技術進行主體性構建，從而推動刑法學自身的現代化發展。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數量刑法學的系統性構建。法治能力的現代化建設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運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制度安排已經逐漸展開。當前，以數據和算法為基礎的“數字法院”“數字檢察”建設正在全國穩步推進，其不僅涉及刑事程序問題，而且已經深入到定罪和量刑等刑事實體判斷。然而，后臺數據和算法構建往往由非法學專業的技術人員掌控，缺少刑法理論知識和刑事實踐經驗的融合嵌入，導致在數據可信性、量化合理性和模型科學性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數量刑法能夠將刑法知識體系與有關數據相結合，獨立完成量化方案選擇、算法設計和模型構建，從而為“數字法院”“數字檢察”的科學架構和有效推進提供助力。
我國的“新文科”建設促進數量刑法學的系統性構建。“新文科”倡導從傳統研究方法向現代科技方法的轉變，文科和理工科的交叉融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統一。相對于其他部門法而言，刑法學要求更為精確和嚴密的推理論證，更需要借助新科技、新思維進行定量化研究。在“新文科”的建設中，數量刑法學可以彌補當前刑法學定量研究的不足，將數量思維、數學方法、現代信息科技與刑法學進行融合，從而促進刑法學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整合創新。
數量刑法學具備獨立的學科內涵和價值功能
我國刑法“定性+定量”的立法模式，使得定量因素的內涵價值貫穿于刑法的制定、修正和司法適用的各個環節，在追求罪刑實質正當化的過程中，必須對定量因素進行評估考察。
數量刑法學通過對刑法中定量因素及其關系的探索，在質量互變規律、認識與實踐的辯證原理指導下，在罪刑法定原則、罪刑均衡原則、刑事一體化思想的基礎上，運用法的可計算性原理，形成了以刑事立法和司法中的“數”“量”及其關系為研究對象，以定量分析和數理邏輯為主要認識路徑，以模糊數學、線性代數、概率論和數理統計等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學科內涵。
數量刑法學在定性研究的基礎上重視對刑法中的“數”“量”及其關系的研究，定位于彌補傳統刑法學定量研究的不足，實現刑法學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有機結合；為傳統刑法學提供實證資料和檢驗標準，推動思辨研究和實證研究的合理融合；為傳統刑法學提供更廣闊的研究視域和方法，促進刑法理論專業性和發展性的統一。另外，數量刑法學在定量因素的科學量化、刑罰的合理配置、刑罰裁量模型的構建以及刑罰執行效果的評估等方面，還具備獨特的價值功能。
數量刑法學具備“一體四翼”的學科體系
數量刑法學“一體四翼”的學科體系是以數量刑法學的理論基礎為支撐，以數量刑法學的本體性探索、規范性構造、實踐性展開、現代性拓展為學科四翼。
數量刑法學的理論基礎，是論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促進其主體性地位形成以及體系性構建的理論支柱。哲學基礎包括唯物辯證法的質量互變規律、認識與實踐的辯證關系原理、數學哲學影響下的數理邏輯；法理基礎包括法律不確定性基礎上的確定性、法律中應然與實然的對立統一、法經濟學視野下法的可計算性；刑法基礎包括罪刑法定原則的明確性追求、罪刑均衡原則的數量化觀念、刑事一體化下的整合性需要。
數量刑法學之本體性探究，在于厘清刑法中“數”“量”的基本內涵、體系結構及其體現的罪刑關系。正視刑法中“數”“量”及其關系的本體價值，從數量的工具性向本體性轉向，通過對刑法中“數”“量”及其關系進行類型化劃分，歸納不同數量類型在刑法中的分布特征和體系結構，進而提出由數量關系形成的關于刑法明確性以及罪刑均衡性的兩大核心問題，這也是數量刑法學具體展開的重要邏輯起點。
數量刑法學之規范性構造，是從刑法規范和刑法學基本理論出發，以“理——數——理”為主要認識邏輯，運用模糊數學、線性代數、層次分析法等數學方法，構建符合刑法規范和刑法理論的數理模型，進而提出解決刑法明確性以及罪刑均衡性的刑法學規范進路。
數量刑法學之實踐性展開，是從刑事司法實踐出發，以“象——數——理”為主要認識邏輯，主要運用概率論和數理統計方法，構建符合刑法規范和刑法理論的統計模型，探索司法實踐中罪刑的特征和規律，進而反饋于刑法理論、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刑法學實踐進路。
數量刑法學之現代性拓展，是融合規范進路的數理模型和實踐進路的數據模型，遵循刑法的基本原理，以數據為溝通橋梁，將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融入刑法學，夯實刑法學規范性基礎和提高刑法學實踐性效率的現代化進路。
作者：章樺，法學博士、西南醫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學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