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漁（1898—1992）
原名張象鼎，字友彝，山西省靈石縣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家，著名的新聞學家、政治學家和國際問題專家。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受黨派遣，三次東渡日本求學和從事革命活動。后在黨內擔任中共山東聯絡局、豫魯聯絡局書記，《新華日報》代總編輯及社長，中共中央華北局秘書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副主任兼法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先后擔任或兼任中國法學會會長、中國政治學會會長、國際憲法學協會執行委員等職。曾參與1954年憲法、1982年憲法及改革開放后多項重要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國著名法學家張友漁先生離開我們三十一年了。張友漁先生是中國法學界的泰斗，深度參與了新中國法治建設。先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中國法學會首任會長。他是新中國法學研究事業的主要開拓者，是新中國法學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豐碑。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從1958年成立已歷經六十五載春秋，其中前二十年是張友漁先生等老一輩法學家主導工作的年代，他們奠定了新中國法學研究事業的大廈，也為法學研究所的發展壯大立下了汗馬功勞。我作為法學研究所第十任所長，也作為法學界的晚輩和后生，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傳承和發揚好前輩們開創的事業，不辜負黨和國家乃至社會公眾的期待。
要介紹張友漁先生的法治人生，并非易事。一是先生經歷豐富，在各個歷史時段都留下了令人矚目的業績；二是與先生共事過的前輩很多已去世，一些重要細節缺少親歷者的詳述；三是目前許多資料來源不可考，缺少先生的直接授權。故本文如有不夠全面、準確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人生經歷波瀾壯闊
在中國法學界，張友漁先生受到大家極高的尊敬。這并不僅僅是因為他曾擔任的職位，更多是因為他的人生經歷，他是一位立場堅定的革命家、功勛卓著的法律實踐家、學富五車的法學家。
作為革命家，張友漁先生不畏艱難、不懼生死，始終為黨和人民服務。張友漁先生原名張象鼎，生于1898年，山西靈石人。早年就讀于北京法政大學，1927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因叛徒出賣而入獄，這段經歷錘煉了張友漁先生堅韌不拔的革命家品格。1928年，在天津法租界擔任《泰晤士晚報》總編期間，他利用翻譯的日文資料率先揭露了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的消息，激起了全國民眾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仇恨�？谷諔馉幤陂g，張友漁先生在黨的領導下從事文化統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項革命任務。1945年秋，張友漁先生任中共代表團法律顧問，參加國共談判，對“雙十協定”的簽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為法律實踐家，張友漁先生為新中國法治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張友漁先生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協助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領導人，為穩定和維護首都的法律秩序立下了汗馬功勞。1982年，他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參與1982年《憲法》的起草工作，對很多憲法制度的確立起到了決定作用。例如，大家熟知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就是其中一項。在起草憲法時，胡繩同志向王漢斌同志提出可以在憲法文本中確立“行政特區”制度，以解決港澳臺回歸和統一后的制度構建之需。當時王漢斌同志請示彭真同志，后者批示由張友漁先生“定奪”。最后，張友漁先生在回件上建議采用“特別行政區”的概念，并主張將“特別行政區”單獨成條，也就是后來作為港澳基本法憲制基礎的《憲法》第31條。
■1986年，張友漁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作者/供圖
作為法學家，張友漁先生對新中國法學研究事業的開創性貢獻是無可爭辯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高等法律院校紛紛采用蘇聯關于國家與法的教材，在法學領域全面學習和接受蘇聯法學。在此歷史背景下，張友漁先生指示王叔文等從蘇聯學成回國的年輕學者，要寫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性的法理學著作。其最終成果體現為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法學基本知識講話》，該書是新中國法學界第一部獨立自主完成的法理學著作�？梢�，張友漁先生對中國自主的法學體系建設高度重視、身體力行。
畢生長存家國情懷
張友漁先生在革命生涯中毅然選擇“舍小家、顧大家”，體現了他對祖國、對人民、對共產主義事業深沉的熱愛。
也許并不為人熟知，張友漁先生有一個與他學術地位相當、政治立場相反的法學家弟弟張彝鼎。張彝鼎比他小三歲，卻早一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張氏兄弟后來一個到日本學習法律和新聞，一個到美國留學專攻法律。回國后，張友漁先生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張彝鼎卻服務于國民黨政權。巧合的是，1945年秋，兄弟二人各自作為代表團顧問，參加了在重慶舉行的國共談判，共同促成了“雙十協定”的簽署。在這一歷史時刻，兩人的政治立場超越了兄弟之情，成為國共兩黨恩怨情仇的生動寫照。晚年，張彝鼎先生力主國家統一，宣傳一個中國思想。1992年初，張彝鼎先于哥哥早走一步，張友漁先生不久后亦逝世。兩兄弟自1945年國共和談之后就再未見面，令人非常惋惜。行文至此，不由覺得我們這些法學后輩肩負著沉甸甸的歷史重擔——祖國一定要統一，張氏兄弟生前未竟的事業也一定會后繼有人。
說到張友漁先生的家國情懷，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夫人韓桂琴女士（又名韓幽桐）。張韓二人原是革命戰友，1932年共同赴日留學。韓桂琴女士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的研究生，是地地道道喝了洋墨水的“高材生”。1933年兩人回國后結為夫婦。新中國成立后，張友漁先生從事政府管理工作，而韓桂琴女士從事政法相關工作，先后擔任過最高人民法院華北分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廳副廳長等職務。1958年中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成立后，韓女士也來到法學所協助先生工作，擔任過法學所副所長。后來，韓女士曾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擔任院長，為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法治建設作出了卓著貢獻。幾十年來，張友漁夫婦伉儷情深、共同奮斗，心懷對于共產主義和法律事業的無限熱愛，既是夫妻也是戰友，為我國法治建設和法學研究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成就了法學界的一段佳話。
學術地位堪稱泰斗
張友漁先生開創了新中國憲法學研究之先河，其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特色憲法理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等方面。他一生著述頗豐，結集出版的著作有《張友漁政治學論著》《張友漁學術精華錄》以及《張友漁文選》（上下卷）等。
張友漁先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法學家，他主張法學研究必須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他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實際問題，撰寫了大量為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服務的文章。1919年五四運動時，張友漁先生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并在《新覺路》上發表文章。1923 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后，他常在《世界日報》《世界晚報》等報紙上撰文批判軍閥政府。192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張友漁先生在《國民晚報》上宣傳共產主義的革命思想。后在黨組織安排下，張友漁先生東渡日本留學。在此期間，他借助《世界日報》駐東京記者的身份，持續向國內輸送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回國后，他擔任《世界日報》《時事新報》等報刊主筆，一方面批判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闡述社會制度、階級關系等理論問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期間，張友漁先生認識到了憲法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意義，并開始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憲法學研究。1939年，針對國民黨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張友漁先生領導救國會開展了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反對獨裁的民主政治運動，并對國民黨“五五憲草”進行了批駁。張友漁先生撰寫了大量關于憲法問題的文章，并出版了《法與憲法》《民主與憲法》等專著。他對國民黨錯誤的憲法理論和反動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認為唯有將民主、法治、人權作為憲法思想的關鍵要素，將保障人民權利作為憲法的根本任務，才能制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憲法，“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中國成立后，張友漁先生為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傾注了心血，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自身的學術理論。1958年，他擔任了法學研究所的首任所長，開始主持法學基礎理論與法治重大現實問題研究，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法學會會長等職，出版了《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若干問題》《學習新憲法》《關于體制改革問題》《報告文學涉及的法律問題》等一系列著作，其學術觀點和治學理念對我國法學研究事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引領我國法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張友漁先生堅持將黨的領導貫徹始終。他指出，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的中國，也就沒有憲法的實施；馬克思主義法學是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法學，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服務的。
■1963年，張友漁、江隆基率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正中老者為張友漁）。作者/供圖
張友漁先生還是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法學家。國際憲法學協會是一個在全球范圍內具有較大影響的非政府學術組織，于1981年在南斯拉夫成立，迄今為止舉辦過十一屆世界大會，先后有幾千名國際憲法學者參與其舉辦的學術活動。張友漁先生是成立該學術組織的最初倡導者，通俗地說，稱張友漁先生為“國際憲法學協會之父”，是不為過的。
1980年秋，張友漁先生以中國法學會會長的身份，接待了南斯拉夫學術訪問團，其團長是南斯拉夫憲法法院的院長。張友漁先生聯系到中國正在對1978年憲法進行修改，其中涉及很多重要憲法制度需要參照國外的憲法實踐和憲法理論，對來訪的南斯拉夫憲法法院院長說，中國正在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必須要加強與國際憲法學界同仁之間的學術交流。他的想法得到了南斯拉夫憲法法院院長的認同，兩位國際憲法學界的巨擘商議要推動成立團結和聯合全球憲法學者的國際憲法學協會。
南斯拉夫憲法法院院長回國后很快就落實了這一想法，張友漁先生作為倡導者被選為首屆執委會的執委，后來王叔文先生、浦增元先生也擔任過執委。我從2007年開始出任執委一職，2014年被選為副主席，2018年被授予“名譽主席”（終身）稱號，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在張友漁先生的倡導下，推動了國際憲法學協會的成立和發展。作為憲法學界的晚輩，這一榮譽稱號我受之有愧，這里面有張友漁先生等前輩以及中國憲法學界全體同仁的努力。
推動法治功勛卓著
除了革命者與法學家之外，張友漁先生還是一名法律實踐家，是新中國法治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推動者。他將法學研究與中國的法治實踐相結合，既推動了法學理論的發展，也實實在在地促進了我國民主法治的進步。
抗戰勝利后，張友漁先生作為憲法專家，參加了國共談判工作。雙方圍繞多個問題展開激辯，其中憲政斗爭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張友漁先生為促成“雙十協定”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例如針對國民黨在政府組成、國大代表名額、各民主黨派名額分配上提出要占一半以上的無理要求，張友漁先生建議增加“凡重大決議必須經過三分之二的人通過”的條款，以此作為讓步前提。該建議最終被毛澤東同志所采納。隨后的政協會議期間，在討論立憲方案、評價國民黨的“五五憲草”時，中共代表與國民黨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張友漁先生此前對于“五五憲草”的研究和批判，為此時的斗爭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新中國成立后，張友漁先生在參與制定多部憲法的過程中貢獻卓著。1954年，我國開始了第一部新憲法的起草工作，張友漁先生在起草委員會中擔任副秘書長，為順利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付出了巨大努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張友漁先生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參加了《憲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過程中，他堅持將憲法的制定與現實情況和國家需要相符合，切實保障人民的權利，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健全和發展，并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1982年《憲法》被譽為“新中國最好的一部憲法”，它正確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明確今后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用根本法的形式對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的設置和職責等重大問題作出明確規定。1985年9月，耄耋之年的張友漁先生還參與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定。他以深厚的憲法理論、豐富的政治經驗，為國家統一的偉大事業，為我國的法治體系建設和法治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
張友漁先生的一生，承載了革命家、法律實踐家和法學家等多重角色。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觀，尤其馬克思主義憲法觀的理論，一方面是基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學習和透徹理解；另一方面是他通過與國民黨政權進行法律斗爭，以及深入新中國民主法治的基層和第一線建設，在實踐中歸納和總結出來的。張友漁先生是法學界理論聯系實際的典范，是新中國法學研究事業的奠基人，是法學界同仁心中一座永遠的精神豐碑。
張友漁先生的法治人生波瀾壯闊，是區區幾千字難以講完的。讀者可能感興趣的是，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學富五車，應當也培育了許多法學人才吧？據我考證，能稱得上張友漁先生的入室弟子者僅有兩人。一是張友漁先生與陳守一先生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共同指導的研究生、法學界俗稱“法治三老”之一的李步云先生；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系1978年首次招生時張友漁先生招收的研究生、后留在法學所從事科研工作的陳云生研究員，陳云生研究員還是張友漁先生指導過的唯一博士生。無論如何，張友漁先生是新中國法學教育事業的開拓者，但因為工作繁忙，自己直接指導的學生不多，這可能也是先生的一點小遺憾。
故人已逝，后生可追。張友漁先生雖然離我們遠去，但他那不斷創造輝煌的法治人生，為中國法學界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是我們法學晚輩心中一盞永遠明亮的燈。他身上體現出來的作為法學家的精神人格，永遠是激勵我們奮發前行的不竭動力。
作者：莫紀宏，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聯合黨委書記、法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