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等諸多元素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需要進一步加強理論構建和實踐創新，需要進一步加強學理闡釋和學術表達。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
人的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和應有之義。在理解和設計人、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人與社會、國家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不同文明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中華文明以“仁”為基礎，對人的存在方式和人與社會的關系有著獨特的理論認識和制度實踐。《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中的人人“賦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中的“良心（conscience）”一詞，便是源于1947年時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的張彭春提出的“仁”的概念。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列舉了共同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多個重要元素，其中包括“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這也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列舉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智慧結晶之一。8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中華民族追求“仁民愛物、天下大同”。
從字形結構分析，“仁”寫作“[人二]”，由“人”和“二”構成，字面上應當翻譯為“人與人之間的感知”（two-man mindedness），即人在本性上、在存在方式上是相互內在性、相互關聯的人和人之間的統一體。“人”從孤立的自我走出來，走到一個家族、國家乃至天下的廣闊空間中去，并形成“人”與人、社會、國家、世界關系的塑造。“仁者人也，親親為人”（《禮記·中庸》），這是中華文明對人、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與社會關系的理解，與馬克思關于“個體是社會存在物”的認識，以及人的本性包含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的論證是完全契合的。
從國家和社會治理的角度，中華文明最基本的特質就是構建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相互內在和均衡關聯的反向性概念。反向性概念與分離性概念相對，是海外漢學家郝大維、安樂哲提出的，表明了這樣一種關系：每一方的實現都需要以另一方為必要條件，如“左”需要“右”，“上”需要“下”，“己”需要“人”。在中華文明里，個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與社會、國家有重大關聯的概念，二者充分接合、相互補強、各得其所，是一種真正的和諧統一。“仁”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生動體現，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鮮活實踐。
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及其現代化轉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中國自古以來，始終以“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為牽引，尋找更為健全、合理、美好的治理秩序。“公”作為統治的正當性思想資源，成為近似于永恒的秩序意向，中國治理秩序演進的過程就是“天下為公”的理想尋求其有效而合理的實現形態的過程。“天下為公”的理想首先在《禮記·禮運》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其中，將“仁”定義為個體將他人切身之事完全視為己所關心之事，且以一種為整體的善服務的方式行事時，我們便進入了“公”的世界——一個“仁人”與“仁性社群”共存共生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尚書·正義》提出“圣王法天以立教于下”，將天理、天的運行規則作為統治的正當性來源。天的屬性是大公無私地孕育萬物。天理昭示給“圣王”（堯舜、文武、周公），完成天人溝通，形成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和價值正當性。自秦以來，“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價值）在君主制的“家天下”秩序里，未找到有效而合理的實現形態。近代中國，改良派康有為的《大同書》中“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政治宣言，革命派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和“五權憲法”的政權實踐，都是借“公”這一傳統政治資源獲取改革和革命的正當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是中國政治的一場深刻變革。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廉潔自律、克己奉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天下為公”優秀傳統政治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黨的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更不是強加的，而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切為了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正因為無私，才能本著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經常檢視自身，勇于自我革命。只有“克己”，才能擺脫權力的腐蝕，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奉公”的初心和使命。
三、人民至上的價值法則及其制度實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理想。“人民”是“公”的社會理想和治理秩序在政權建設中的落腳點和具體體現，即“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需要具體化為人民至上的價值法則和制度實踐。
一是，為了誰的利益而奮斗是判斷政黨價值立場的依據。“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黨領導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能持續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這是由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所決定的，也體現了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
二是，構建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基于真正廣大群眾的意志建立起來”的，是“真正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會議，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全權”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理論上確認了國家權力的不可分割性和集中性，制度上構建了國家機構之間的權力監督與制約關系。
三是，民主、法治、人權是相輔相成、三位一體的現代化治理價值和手段。我國的民主、法治、人權價值和制度建設，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表明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和整體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法治的保障。
關于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艾賓斯坦（W. Ebenstein）認為：“雖然去論辯某種類型的哲學體系總是反映某種相應類型之政治體系，也許是困難的；然而在基本的哲學觀與政治觀之間，存在一種值得注意的相應性（parallelism），此種相應性部分是邏輯的，部分是心理的，而部分是歷史的。”中華文明所孕育的中國哲學同樣規定了中國政治形態和治理模式的特質，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文化基因。
作者：劉小妹，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宣傳教育與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精神文明報》2023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