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承擔著為法治中國建設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提供科學理論支撐的光榮使命，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為進一步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不斷創新發展法學理論研究體系，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意見》發出后，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市法學會、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等高校、科研機構以及相關單位相繼舉辦專題研討會，積極討論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策略。
明確指引：加強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
《意見》緊密結合當前和今后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實際需要，進一步明確了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方向，對于加強法學教育、深化法學研究、提升法治人才培養質量、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也對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習近平法治思想、不斷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市法學會黨組書記、會長崔亞東提出，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始終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緊緊圍繞國家戰略開展法學研究，加快構建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新格局。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黨委副書記孫明春認為，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是法學院校之“本”，《意見》為法學院校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指明了方向。重視和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研究，是法學院校構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源”，《意見》從把握政治性、堅持主體性、保持開放性等多個層面為法學院校開展法學理論研究規劃了新的路徑。天津大學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王建學表示，《意見》既在宏觀上指明了根本方向和目標，又在中觀上確定了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規劃和安排，還在微觀上為很多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比如，《意見》提出加強紀檢監察學學科建設，其重要原因是2018年國家監察制度入憲以來，紀檢監察實踐快速發展，但理論研究明顯滯后，相關人才培養機制較為匱乏。因此，《意見》中的內容對于加快補齊紀檢監察學等領域的人才短板具有重要意義。
《意見》為我國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指明了發展方向，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實踐性。南京師范大學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李謙認為，《意見》強調，我國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必須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這是推動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必須首先堅持的，有助于全面強化法學教育工作者和法學理論研究者的思想政治正確性。與此同時，《意見》為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主陣地——法學院校的改革完善提供了具體指引。法學院校的辦學理念、學科建設、發展格局等諸多事項都在《意見》中得到了充分彰顯。此外，《意見》強調，要“強化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研究”，這有助于法學理論研究者將法學理論研究與全面依法治國偉大實踐有機結合起來，提出符合中國式現代化的法學理論。
創新發展：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
創新發展法學理論研究體系，是答好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這道“必答題”的源動力。關于究竟如何創新發展法學理論研究體系這一問題，學者們一致認為，習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要持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工作，不斷創新發展法學理論研究體系。
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潘敏表示，我們要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根本遵循，在建構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上下功夫，著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充分發揮自身優勢，不斷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世界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法學院校與法治相關部門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統籌推進，進一步推動文件擘畫的各項任務落地落實。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馮玉軍提出，要全面總結我國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堅持史論結合、知行統一、理實并重的原則，挖掘提煉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貢獻，對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歷史源流、嚴謹邏輯和學理、哲理、道理進行深度理論闡釋和實踐證成，并以之為指導，建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相匹配的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
對于如何以習近平法治思想來指導高校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發展，華東政法大學黨委書記郭為祿認為，要強化政治引領，深刻把握新時代法學理論研究的政治性。要強化協同育人，滿足國家法治人才之急需。要建好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依托法學優勢領域，強化中國法治戰略研究，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探索法學院校體系、法學教育體系、法學理論研究體系三位一體發展的新路徑。在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沈國明看來，建構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要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關鍵概念、基礎理論和方法構建。
《意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中長期目標。“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立足中國法治實踐，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王建學表示，習近平法治思想內涵豐富、論述深刻、邏輯嚴密、系統完備，這就要求我們在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中，密切結合法治實踐，把習近平法治思想學深悟透、融會貫通，拿出真正有價值的教育和研究成果。
系統規劃：全面推進法治建設
《意見》分為“總體要求”“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改革完善法學院校體系”“加快完善法學教育體系”“創新發展法學理論研究體系”和“加強組織領導”六個部分。這六個部分既聯系緊密又各有側重，既相對獨立又相輔相成，系統性地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從內在聯系角度看，王建學認為，《意見》的“總體要求”是綱，確定了指導思想、工作原則和主要目標，“正確政治方向”是基本前提和根本遵循，法學院校、教育和研究是主體，組織領導是保障。法學本身就是一門非常講究體系性和融貫性的學科，只有堅持和發揚這種特性，才能為法治中國建設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提供科學理論支撐。《意見》的六個部分所具有的內在聯系，既體現了法學本身的科學性和系統性，也全面把握了法學教育與法學理論研究的基本規律。這充分說明，黨中央、國務院對發展法學教育與法學研究具有長遠卓然的規劃。
從各個部分的側重點來看，李謙表示，第一部分“總體要求”具有總領性，是對我國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宏觀指引。第二部分“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是在第一部分“總體要求”宏觀指引下，要求我國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第三部分至第六部分則對法學教育的陣地“法學院校”、法學教育的承載機制“法學教育體系”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承載機制“法學理論研究體系”提出了體系化建設要求。
“《意見》是對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人才培養和法治中國建設等相關部署的細化和延伸。”在孫明春看來，《意見》的六個部分有著緊密的邏輯關聯，是按照“一綱+四目+一保”的結構布局來展開。其中“一綱”為第一部分“總體要求”，該部分確立了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和主要目標；“四目”又可細分為“一大目”和“三小目”，“一大目”為第二部分“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三小目”分別從法學院校體系、法學教育體系、法學理論研究體系三個部分作了具體規定；“一保”為第六部分，從加強組織領導、強化組織實施的角度，為《意見》各項工作舉措落到實處提供了充分保障。
不斷優化法學學科體系，加快推進法學同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發展，讓法學教育體系更好地融入全面依法治國實踐，是加快完善法學教育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做好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舉措。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偉臣認為，我們應明確法學交叉學科的內涵外延、種類模式、演變規律，探索法學交叉學科同培養高質量復合型法治人才的內在聯系，并以此為基礎推動法學交叉學科的學科建制。具體的推進工作包括：探索在法學一級學科目錄下建立二級學科——“法學與社會科學”和“法學與自然科學”；探索建立包括培養目標、研究方向、課程體系、教材體系、實踐環節在內的法學交叉學科人才培養方案；探索建立針對法學交叉學科的專項研究課題，創辦更多的針對法學交叉學科的學術刊物和交流平臺；鼓勵法律實務界積極參與法學交叉學科建設，更好地發揮法律實證研究對于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推動作用。
加快推進法學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突破傳統法律部門劃分的局限性、建立法學二級學科，是優化法學學科體系的有效路徑之一。李謙表示，在法學教育實踐中，可以結合高等院校不同屬性及各自學科優勢，分門別類設置法學二級學科，在專業特點、課程形式、實踐機制、對外交流等方面有所創新。對于數字法學新興學科，高等院校應大力扶植和培育各自校內學科優勢，充分考察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統計學、管理學、人類學、網絡工程以及自然科學對法學教育的形塑作用，根據各自發展特色與實際需求自主設置有關數字法學二級學科。在數字法學二級學科下，高等院校需要凝練數字法學的研究范疇、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標等重要事項，確立總體教學體系與實踐機制，不斷深化數字法學教育成效。
錨定目標：護航法治實踐行穩致遠
只有目標明確，才能激發前進動力。《意見》清晰地勾勒出我國法學發展的未來圖景，這為加快推動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高質量發展、促進法治建設提供了重要動力，并將對法學教育、法治人才培養和法學學科建設等產生重大變革性影響。
“《意見》提出到2025年和到2035年兩個時間階段的主要目標，各有側重。”李謙認為，《意見》提出，到2025年，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主要目標側重于院校布局、學科建設、管理體制、人才培養、研究能力等內部板塊的完善，這一階段要加強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基礎建設”。《意見》提出，到2035年，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主要目標在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等外部價值成就。
孫明春提出，接下來，各法學院校應嚴格按照《意見》部署，重新調整、謀劃自身的教育教學體系和人才培養方案，按照講政治、有特色、差異化要求，優化學科專業布局，重視整理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和紅色法治文化，凸顯法學理論研究在法學教學科研中的基礎性、原創性、實踐性地位，切實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理論支撐。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院長蔣傳光表示，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需要對依法治國的實踐提供成熟的理論指導，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提供方案，為人才需求提供高質量的供給。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學人才的價值在于實踐。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蔣惠嶺認為，在教學過程中可與法治部門聯合開設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相關實踐課程，彰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實踐偉力。我們應始終以法律職業精神和法治實踐成就促進法學學科發展，以法治實踐滋養和支持法學學科發展，強化實踐教學，深化協同育人。同時，要發揮好法治工作部門優勢，做好法律職業和法學教育之間的有機銜接，以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為研究對象，運用法治力量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
新時代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要適應法治建設新要求，圍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實踐，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志強認為，中國法學的發展必須立足于法律實踐。在建設中國自主法學知識體系的過程中，理論界與實務界需要突破此前視野、制度、話語、知識和利益等各種壁壘，找到更多公約數，推進法學教育、法學研究與法律實踐的深度融合。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韓強提出，要始終以習近平法治思想引領法治研究，建好用好國家級涉外法治研究基地，在加強新興交叉領域法學研究的同時，大幅提升學術層面對外交流合作。要始終把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國家法治發展大格局中來謀劃，努力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推動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不斷走向深入。
關鍵詞：法學教育;法學理論;理論研究;學科;依法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