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是當前全球最大經濟體量的區域經貿協定。為了推進RCEP平穩有效地運行和實施、提高在RCEP中的參與度和貢獻度、維護國家利益、提高國際高話語權，中國應在充分理解RCEP聯合委員會條約解釋規則的基礎上，積極爭取擔任RCEP聯合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的主席國，引領和參與聯合委員會的條約解釋工作。
一、中國如何選擇RCEP聯合解釋的議題
RCEP聯合委員會的條約解釋工作，既可以針對特定情境下具體條款解釋和適用的爭議，也可以在爭議發生前通過明確條款含義的方式進行。在RCEP條約解釋工作中，中國應更加主動地應對國際經貿規則的調整和完善，貢獻中國智慧。這意味著：中國不僅在爭議發生后被動參與條約解釋工作，而且在爭議發生前選擇合適的條約解釋議題；中國不僅在作為爭議當事方之時，而且在作為非當事方時對影響中國重大利益的條約解釋議題提供中國方案。
（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條約解釋的選題工作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與國際性問題的有力思想工具，也是中國參與國際秩序與國際體系創新發展的先進理論指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要求豐富和完善國際法解釋在協調國際利益與國際關系時的表達方式，使國際法解釋包容不同文化、制度、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關注國家個體之間、國際社會之內、人類整體之中的共同利益，從而形成可以為國際社會中的任何主體所接受并對各方都有利的國際法解釋。
（二）在爭議發生前選擇合適的條約解釋議題
中國在國際法治話語體系中，要特別重視國際議題能力的提高。RCEP作為東盟主導的區域經貿協定，締約方也以欠發達國家為主，條約解釋議題首先應反映欠發達國家的利益訴求。對于符合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和發展中國家、最不發達國家根本利益的事項，中國應發揮引領作用，倡導通過RCEP聯合委員會的條約解釋來明確相關規則。例如，“特殊與差別待遇”作為多邊經貿規則的重要基石，中國應推動RCEP聯合委員會對爭端解決機制中“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作出解釋，原則上堅持“有利于最不發達國家”，規則上對“特殊與差別待遇”條款的用語進行廓清。
（三）積極參與影響中國重大利益的條約解釋議題
RCEP聯合委員會以協商一致的方式作出決定，任何締約方都可以對擬議決定提出意見。由于多邊機制是一種“我言故我在”的場合，只有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立場，才能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擴大中國的影響力。在中國作為非爭議當事方時，也應自覺參與RCEP條約解釋工作，表達中國對RCEP相關條款的理解，借此影響RCEP條款解釋和適用，進而在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增強主動權和話語權。RCEP是中國首次在自由貿易協定項下以投資負面清單形式作出承諾，對負面清單中不符措施范圍的解釋可能是未來爭議焦點。對于此類影響中國重大利益的條約解釋議題，無論是否作為爭議當事方，在符合聯合委員會條約解釋程序的前提下，中國都應該提交條約解釋方案。在RCEP后續的工作中，中國應當積極推進負面清單協調模式的設立與談判，以期在對負面清單中不符措施范圍的解釋上構建一種“軟性、包容性妥協機制”。
二、中國如何提交RCEP聯合解釋的方案
國際法是一個系統的知識和運作體系，比起法律判斷的是非善惡，更重要的是充分認識到國際法體系中的灰色地帶，通過規范的解釋來表達自身的觀念，而且應時刻銘記始終用法律的語言表達自身的立場。在RCEP條約解釋工作中，中國需要提交建設性的條約解釋方案，注重方案內容的內在邏輯和國際表達。
（一）凝聚“國際法職業共同體”的力量
RCEP聯合解釋方案應凝聚“國際法職業共同體”的力量，需要國際法實踐操作者和理論研究者，通過各自分工范圍之內的高水平工作為聯合解釋方案作出貢獻。RCEP聯合解釋工作是針對性很強的實踐性工作，強調根據上級給定的戰略目標，細化為具體的工作方案，并完成戰術任務。在RCEP的談判和實施過程中，中國商務部為主導的行政機關，涉及條約解釋的機會最多。聯合解釋方案的結構、重點、措辭和安排需要具有專業的水平以及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支持。中國在確定了聯合解釋的議題之后，國務院需要推動商務部統籌好各部門掌握的外交資源，集中力量確保RCEP條約解釋工作的開展。同時，應借助法律專家的力量。中國能否提供建設性聯合解釋方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律專家參與決策的程度和方式，法律專家在RCEP聯合解釋工作中應該全程參與、深度介入協商談判。法律專家的參與可以保障方案采用適當的表述方式，因為在表決中的動作以及表決前后的觀點表達中，采取適當的表述方式對于表明本國態度以及取得他國信任相當重要。
（二）注重條約解釋實踐的比較研究
一個國家如果不重視對國際法的實證研究，不充分掌握其他國家實踐和國際實踐，在參與國際法律規則制定和形成的過程中，無論是外交代表還是學者，將很難有效地影響其他國家，說服其他國家接受本國立場與建議。學習條約解釋的最好方法是研究各種國際法庭的解釋實踐，也包括區域性裁判機構及國內法院的條約解釋實踐。RCEP聯合解釋方案應對條約解釋實踐進行充分的鑒別和吸納，從中尋找和使用最有價值的材料，為方案提供國際案例和國家案例的支撐。
（三）《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作為聯合解釋方案的解釋規則基礎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規定了條約依其用語按上下文并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解釋的通常規則，已經成為整個國際法律體系共用的法律解釋規則和方法。《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作為條約解釋的習慣國際法地位“已不再受到任何挑戰”。在締約方聯合解釋模式下，條約解釋方案還須考慮外國利益相關者和國際法發展需要，為此應采用國際公認的解釋規則。例如，CETA在2017年1月14日通過的《CETA聯合解釋規范》強調：“本解釋規范是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的意義上，清楚且明確地說明加拿大和歐盟及其成員國在CETA若干條款達成的一致意見，并提供協商一致的解釋。”在RCEP中，也強調了條約解釋習慣國際法規則的地位。RCEP第19.4條第1款規定：“本協定應當依照國際公法解釋的習慣規則進行解釋。”因此，中國應靈活運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條約解釋規則來設計條約解釋方案，這樣更利于被RCEP其他成員接受。
三、中國如何推動RCEP聯合解釋的達成
中國在選擇RCEP聯合解釋議題并完成方案之后，還需要經歷漫長的協商過程才能夠與其他成員國達成一致。中國需要與其他成員國就方案進行不斷溝通和交流，并且適時酌情妥協與讓步。
（一）與其他締約方就條約解釋方案保持溝通
在協商一致的表決機制下，中國的聯合解釋方案需要通過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以達成相應目標。為了解決成員方的信任問題，中國應保障對話溝通渠道暢通，促進相互交流，增進彼此間對方案的理解。在RCEP聯合委員會會議期間或會議之外，中國可以就聯合解釋議題與其他成員進行雙邊磋商，為多邊協商談判營造操作空間。中國也可以通過非官方方式加強溝通和交流，如舉行聯合解釋議題相關的主題研討會。另外，從中國參與WTO談判的經驗來看，WTO相關部門人員對規則的制定起著微妙的影響作用。因此，中國應積極爭取擔任RCEP聯合委員會及其附屬機構的主席國，以便推動聯合解釋工作的開展。
（二）循序漸進地擴大條約解釋方案的共識
聯合解釋決定的達成應循序漸進，協商過程是不斷積累和逐步擴大共識，最終達成條約解釋的共同理解。從談判角色定位來看，經貿利益多元化和雙重地位決定了中國必須善于處理發達國家成員和發展中國家成員之間的合作與協調關系，若簡單地依據“陣營”確定談判策略，可能將受到極大束縛，甚至損害自身利益。同時，協商過程可能需要在不斷地博弈、磋商與拉鋸戰中達成妥協，中國要適時學會酌情妥協與讓步，為此需要在不損害國家原則性立場的前提下，及時調整和變更聯合解釋方案。
（三）在談判失敗后為方案調整吸取經驗
中國在RCEP聯合解釋的協商過程中，若做出最大努力仍無法與RCEP部分成員國達成共同理解，也要接受協商失敗的結果。當然，協商未達成一致并不代表中國沒有收獲，就中國的聯合解釋方案進行協商，中國可以表達自身立場和觀點，聽取其他成員方的不同意見，這本身就是擴大影響提升話語權的過程。
作者：婁衛陽 上海財經大學博士后
課題名稱：全球治理體系下締約方聯合解釋規則及中國參與路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