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要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增強立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近年來，隨著民法典的編纂完成和實施，學界關于編纂商法典的呼聲不斷出現。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11月16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民法典為其他領域立法法典化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要總結編纂民法典的經驗，適時推動條件成熟的立法領域法典編纂工作。”民法典成功編纂是以市民社會長期發展、契約精神長期培育、學術研究長期積累為前提和基本條件的。相較于民法典編纂的基礎條件，筆者以為商法典編纂的條件尚不成熟，不宜操之過急。
當前，在商法法典化的呼聲中，主要有兩種思路。一種是絕對的民商分立，即制定獨立的商法典。私法由民法和商法共同構成，民法是私法的一般法，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雖然這是私法二元論的共時性主張，但是部分學者主張絕對的民商分立，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統一的商法典。另一種是緩和的民商分立，即制定《商法（事）通（總）則》。部分學者認為，形式意義上或法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并不是徹底的合一，就實質意義而言，各國都不存在絕對的民商合一，仍然是分立的或以分立為主的。出于對“《民法典》+商事單行法”立法現狀的接受，這部分學者不再強求制定獨立的商法典，轉向尋求制定《商法（事）通（總）則》，以達成“《民法典》+《商法（事）通（總）則》+商事單行法”的立法體例。
對照民法典編纂的實踐，我國商法法典化的條件還不夠成熟。一方面，制定統一商法典還需要進一步凝聚共識和更為充分的理論研究予以支撐。立法活動是嚴肅的、有計劃的、高成本的，我國一直秉持民商合一的傳統，要改變這種沿襲已久的立法傳統需要有充足的立法理由。自民國時期至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均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時任全國人大法工委主任喬曉陽便將商法稱為“民法中的一個特殊部分，是在傳統民法基礎上為適應現代商事交易迅速便捷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一個新的民法部門。”201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說明就開宗明義地宣稱：“我國民事立法秉持民商合一的傳統，通過編纂民法典，完善我國民商事領域的基本規則，為民商事活動提供基本遵循，就是要健全市場秩序，維護交易安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2020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說明再一次強調了“我國民事法律制度建設一直秉持‘民商合一’的傳統，把許多商事法律規范納入民法之中”的立場。在理論界和實務屆早已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我國《民法典》的編纂出臺仍然歷時良久，學界為此進行了充分的學術準備。反觀商法典，其制定需要理論界和實務屆進一步凝聚共識，需要更為充分的理論研究予以支撐。
另一方面，制定《商法（事）通（總）則》的必要性不足。制定《商法（事）通（總）則》建議的是學術妥協的產物。筆者認為，當前的“《民法典》+商事單行法”的立法現狀已足以應對民商事活動所需，并沒有出現某一方面尤其是商事法律共通的、總則性的法律供給缺失。制定《商法（事）通（總）則》的想法直接來源于《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大陸法系民法典的制定以羅馬法為基礎，有相對確定的歷史借鑒與傳承依據。我國《民法典》雖然借鑒《德國民法典》或《法國民法典》，但也形成了“權利-義務-責任”這一獨特的體系邏輯。而商法是社會現實需求的產物，是法律應解決社會問題的自然結果，它所面對的是日新月異、時刻變化的商業世界。因此商法不必為了追求所謂的體系性、完備性、科學性而去刻意模仿《民法典》，也不必模仿《民法典》總則編和總分結構，執著于追求《商法（事）通（總）則》。
如果說法典化是歷史潮流，那么在商法法典化的道路上，當下可以做哪些探索和嘗試呢？筆者以為，如果現行的商事單行法體系仍希望進行法典化，那么制定實用主義而非教條主義的匯編型法典才是務實的選擇。法典化的模式不僅體系型一種，還包括匯編型法典。在當代法律實踐中，規范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碎片化特征，也在不斷打破體系型法典的規范整合，現代意義上完整融貫的法典作為一種規范存在的形式，只是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選擇。在體系型法典編纂的條件已成過去式時，如果我們不愿意放棄法典，那就最好選擇匯編型法典。而從全球的視角看，匯編型法典也在占據上風。匯編型商法典體例的科學性，在于堅持問題導向，以實用性為目標。我國現行商事部門法存在的問題是，商事主體的入口端較為完善，但終止端的解散、清算、注銷、破產等問題較多，市場退出渠道有待完善。未來可以考慮以商事主體入口端的設立到終止端的消滅為“骨”，中間加入商事行為為“肉”，由此組成一個融貫的匯編型商法典。
作者：蔚澤洋 吉林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作者主持中國法學會2022年度部級法學研究課題一般項目“商事部門法法典化研究——以破產法為線索”（項目編號：CLS（2022）C3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