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逐步發展的生長期，并且涉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諸多領域。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完善發展，在政治參與多樣化的當代格局中，社會組織逐漸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主體。加強社會組織政治參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同時也面臨一系列問題。本文課題組面向社會發放近300份問卷，對社會組織政治參與有關情況進行調研，進而提出對策建議。
一、社會組織政治參與情況概述
（一）政治參與的現實情況。一是覆蓋范圍差異顯著。具有政治參與實踐經歷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分別占調查樣本的68.7%、28.9%、16.9%，反映出社會團體的行業樞紐特點。政治參與意愿與實際參與程度差異顯著，具有政治參與意愿的社會組織比例高出實際參與36%。二是參與形式傳統化。社會組織較為認同傳統場景式的社區居民政治參與形式，政治參與媒介主要局限于傳統單向渠道，對網絡協商民主等新興形式認同度較低。三是參與合作形態有待優化。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判斷方面，社會組織選擇“管理與被管理”“扶持與被扶持”分別占比52.9%、30.8%，缺少對“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發展”的認知。四是公眾認可程度相對較高。公眾對社會組織政治參與滿意者度為89.9%，具體來看，社會組織參與黨和政府民主科學決策、反映社會利益訴求評價滿意度分別是80.9%、76.5%。
（二）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一是內部治理水平。社會組織民主治理結構、決策議事機制、組織成員激勵與懲處機制、監督評估機制、信息公開機制、文化建設機制等制度完善程度和治理水平，直接影響其自身政治參與能力。二是外部資源效應。政府轉移職能及由此帶來的公共資源、黨建指導資源、外部聲譽資源等，將向社會傳遞社會組織“值得信任”的信號，從而激發其政治參與的動力，獲得社會公眾認知支持。三是組織嵌入能力。在組織內設立黨組織、群團組織的社會組織，經由資源拓展與制度契合，依靠黨組織領導、群團組織聯系，更有利于實現政治參與。四是轉型契合能力。在傳統單位制模式向社區為載體的現代治理轉變下，社會組織搭建彌合“斷裂的社會”線上線下載體，從而獲取政治參與的能力。
（三）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價值分析。一是增強黨的執政基礎。適應社會階層擴大化的形勢需要，有利于凝聚社會組織成員的政治情感，強化政治認同、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更好地爭取人心、凝聚力量，夯實黨的領導執政根基。二是強化集體行動。構建集體行動框架，引導社會人群在共同目標下采取統一行動，強化應激性情境下良性行為，防范社會治理“碎片化”問題，促進社會組織發展、政治參與和治理現代化的民主邏輯、制度邏輯的高度統一。三是促進民主協商。提升公眾的政治參與熱情和民主意識，強化社會組織的民間性、公益性和志愿性，約束行政權力，契合轉型期多樣性社會價值訴求，避免無序政治參與的風險。四是反映社會訴求。增強社會代議能力，代表社會群體表達意見和反映利益訴求，促進社會有機團結，增強社會凝聚力，避免利益沖突演變為社會沖突。五是重塑社會信任共同體。在傳統“熟人社會”受到沖擊下，克服市場體系中優勝劣汰競爭及衍生的社會成員利益分化和社會隔閡問題，協同社會階層關系結構，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二、社會組織政治參與有關問題
（一）政治參與機制有待完善。一是頂層制度體系有待完善。實施多年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等制度還不能很好地界定社會組織在政治參與中的角色，有關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黨內法規、法律規章缺失，導致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缺乏制度保障和身份困境。二是黨建引領參與體系有待完善。社會組織黨組織與社會組織內部治理結構耦合機制不健全，社會組織思想政治教育有待強化，以黨建引領社會組織服務管理活動體系尚未形成。三是政治參與規范有待補齊。政治參與缺乏具體可操作的實施規程，社會組織的培育發展、社會服務、監督管理以及創新治理尚未與政治參與有機結合。
（二）政治參與能力有待提升。一是專業人才經驗不足。70.9%的受訪者認為專業人才缺失是社會組織存在的突出問題并對政治參與產生影響。65.6%受訪者對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相關政策法規不熟悉，普遍缺乏政治參與活動經歷，尤其有60.6%受訪者認為社會組織從業者的參政議政實踐經驗不足。二是思想認識有待強化。15.6%受訪黨員干部不了解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政策精神，部分受訪者認為其實質是“管控”“束縛”社會組織，政治意識有待強化。部分從業者認識不足，參與意識不強。三是對政治參與職能讓渡的監管不足。在政府向社會組織轉移職能背景下，由于社會組織行業競爭機制不健全，導致變相審批、利益“尋租”、“紅頂”中介、志愿造假與失靈等風險問題，監管存在真空地帶。
（三）政治參與環境有待優化。一是制度與文化的約束。社會組織政治參與面臨制度化渠道障礙、自身公信力不足和社會“官本位”思想等約束。二是隱形控制的張力。42.2%受訪者認為所遴選的政治參與代表可能產生“唯上”傾向，進而影響政治參與效果。三是公眾的認同度不高。20%受訪者表示不了解社會組織政治參與，一些社會組織從業者認為政治參與同社會組織職能不相關，對政治參與議題缺乏熱情，政治歸屬感不強。
三、對策建議
（一）強化黨建引領功能。一是繼續加強社會組織黨建。把社會組織黨建工作納入各級黨委議事日程，優化黨建工作方法，堅持推進社會組織黨組織“三會一課”學習制度，建設社會組織黨群服務中心，營造良好黨建環境，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社會組織的貫徹落實，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二是強化政治參與角色。強化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身份，加強從業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及與各階層人群的聯系，增強社會組織的社會團結教育、協調關系和化解矛盾功能。三是把牢政治價值底線。在推動社會組織去行政化、去壟斷化中，引導從業者堅定不忘初心的信念，激發社會組織持續服務社群的內生動力，強化社會組織的公益屬性，融合最大多數群體的訴求。
（二）提升政治參與能力。一是健全社會組織內部治理結構。健全民主管理、誠信執業、信息公開、獎勵懲戒等機制，提高社會組織自律能力，形成自我發展、自我參與、自我教育、自我約束的治理結構。二是發揮代表人士的推動作用。開拓掛職鍛煉、崗位交流、定向培養等渠道，努力提高代表人士的參政議政能力，充分發揮在政治參與引領、信息溝通、價值倡導、資源鏈接上的作用。三是拓展政治參與渠道。建立由政法部門牽頭、相關黨政部門參加、社會組織參與的政治參與治理結構，積極利用網絡渠道，形成黨和政府溝通社會、聯系群眾的有效載體和重要渠道。
（三）優化政治參與結構。一是推進社會組織內部治理結構與政治參與融合。促進組織交融和業務協同，防止黨的建設與日常工作“兩張皮”。二是優化社會意見表達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組織的新聞發言人制度、代表選拔制度、觀察員制度、社會治理重大事件協商制度等，在新社會階層較為集中的領域構建點、線、面結合制度體系，暢通利益訴求渠道，優化吸納社會意見和利益表達制度化機制，理性協調社會利益方的意見。三是實現政治性與社會性的良性互動。基于平等、理性、包容、責任等原則，以政策或執行策略確定政治參與目標，構建系統性聯絡、溝通和奉獻協議，探索利用網絡監控與情報檢索技術，完善社會組織信息數據庫，防范非法行為，將社會需求和回應轉入到政治系統中去。
（四）加強民主協商參與。一是健全新型民主協商機制。明確社會組織參與民主議事協商的規程，界定其目標、性質、權力與義務，拓展協商空間范圍，保證社會組織代表的廣泛性和公平性。基于行業協會、商會等樞紐型社會組織的優勢，推行跨領域、跨行業溝通協作，調動和強化互補能力，以民主協商尋求社會理性對話與決策的“最大公約數”，從民主內在價值構建社會組織民主協商體系。二是健全民主協商監督機制。建立協商民主有效反饋問責機制，利用社會組織年檢制度和等級評估機制，加強民主協商監督檢查，形成民主協商的溝通、議決、執行、反饋制度。
（五）完善法治保障體系。一是推動政治參與從政策思維轉向法治思維。引導社會組織從業者樹立法治觀念，全面提升法治素養，增強政治參與的主動性、實效性，以法治化推進社會組織治理建設。二是推進政治參與法制建設。明確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內涵及外延、程序與方法、監管及處罰，構建良好的法治制度基礎。三是加強可持續法治保障。發揮社會組織章程的功能，引導社會組織增強依法自治能力，探索在社會組織內部自治事務中引入公證制度，增強社會組織內部管理的自治性、合法性和約束力。
作者：田新朝 廣東技術師范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本文為中國法學會2022年度部級法學研究課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