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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與人類安全之維護
發布日期:2021-11-04  來源:民主與法制時報

  編者按:9月17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召開。本報邀請專家就會議有關精神進行深入探討。本期刊發西北大學法學院王鋼、彭媛媛、單雪欣聯合署名的文章,以資參考。


  2021年9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指出,“走公平正義之路。‘一時強弱在于力,千秋勝負在于理’。解決國際上的事情,不能從所謂‘實力地位’出發,推行霸權、霸道、霸凌,應該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遵循,堅持共商共建共享,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反對打著所謂‘規則’旗號破壞國際秩序、制造對抗和分裂的行徑。要恪守互利共贏的合作觀,營造包容普惠的發展前景。”10月25日,習近平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上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我們的共同事業,公平正義是我們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們的共同追求。”10月30日,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六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強調,我國將致力于“為中外企業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

  公平正義作為衡量世界秩序的核心標準早已被聯合國憲章等基礎性國際文件所確認,并以之作為構筑國際秩序,包括國際政治、經濟等一切方面的根本制度保障。它是對全球秩序超越國別立場之上的中立構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和平發展進步力量不斷增長,有的國家卻仍然傾向于通過非正義手段謀求國家安全而罔顧人類共同安全和共同命運。因此,以公平正義為基礎構建國際秩序與人類安全,意義重大。


  傳統國家安全觀的演變及缺陷

  “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詞最早見于1934年俄文中的“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即“State Security”之意(一說為1943年美國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首先使用。具體參見《劉躍進國家安全文集》)。該概念一經提出迅速在多國得到實踐,有關國家安全保衛部門相繼成立,如1934年成立的前蘇聯“國家安全總局”。這些機構不論稱謂如何,都在事實上承擔著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職責。美國較早通過《國家安全法》(1947年),以立法形式對國家安全進行保護,并引發各國效仿。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都把自身安全問題擺在重要位置,盡可能在一國主權所及范圍內對自身安全進行最嚴密保護。這其中深層次的原因是各國對既有國際關系中缺乏公平正義的無序狀態的擔憂。

  這種傳統國家安全觀的具體表現是許多國家對“國家安全”的適用范圍加以拓展,使其超越傳統的軍事、政治內涵,并向其他多個領域突進。傳統國家安全觀逐漸轉變為包括軍事、國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資源及核安全等諸多內容的綜合性國家安全保護體系。國家安全保障中的自保思維使許多國家習慣性地認為本國的不安全最大可能來自于他國及各種形式的對外交往之中,遂不惜采取很多無規則、無底線的做法增強對抗籌碼以尋求自身安全。這使得國家安全成為超級敏感詞匯,并漸呈蔓延之勢,直至今天。比如,有的國家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牽涉國家安全事項的建設工程、關鍵技術轉讓、技術產品和服務、網絡信息以及其他重大事項和活動實施國家安全審查,且其具體審查事項從傳統的國與國關系層面一躍而進入私人和商事領域。10月26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以“國家安全”為由撤銷中國電信美洲公司在美運營許可即為最新例證。

  這也使得事關國家安全的案件越來越多,諸如WTO框架下韓國訴日本“出口或轉讓受控物品政策”案、歐洲人權法院審理的“福利黨”訴土耳其案等,所涉國家或地區頗為廣泛。此類案件的處理也大大區別于普通跨國糾紛,主權國家在其中絕對的控制權使得相關案件的處理過程撲朔迷離。

  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從全球視角思考大國責任擔當,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等,倡導正確義利觀和真實親誠、親誠惠容理念,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場合宣布務實合作舉措,為破解全球發展難題、推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注入中國力量。


  區域安保體系

  在公平正義方面的“內外”平衡

  單個國家間對抗的不斷升級和與日俱增的不安使得許多國家紛紛尋求國家間聯盟以求更強有力的安全保障,由此締結的雙邊安保條約不斷增加,比如區域性多邊安保條約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北約”以及《西半球聯防公約》(1947年)等。這些區域性安保機制,雖然因宗旨和組織模式有所不同(如集體防務、反恐等),但大多數是基于在國家安全方面“抱團”的而形成的。

  客觀地說,許多國家通過雙邊及多邊條約以求盡力保障自身安全的做法,的確可以起到某些現實效果。但這些安保組織體系卻大多存在“內外”失衡的天然缺陷,即對內因為有條約支撐尚可達成某種妥協與秩序,對外則實施更大規模的“超國家間”對抗。這從相關組織的章程或條約文本可以清晰解讀到,比如1949年《北大西洋條約》第五條規定的“集體自衛權”及其屢次實踐便是明證。

  這在本質上仍是單個國家自保和對抗思維的延伸,所不同的只是實現了多國力量的聯合。從表面上看,這可以增強集體安保力量,實現組織體內部的和平有序與有限制衡,但就組織體外部而言,又形成了對他國安全的更大威脅。一個區域性安保組織的成立,很可能會催生與之對抗的另一個安保體系。而一個日漸擴張的區域性安保集團也會給周邊國家帶來強烈的不安全感,北約持續東擴中所發生的許多情形即是最好例證。因此,其本質上絕非真正意義上的多邊主義。若能以公平正義為重要理念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在按照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辦事的基礎上,摒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不借多邊主義之名拼湊小圈子、搞意識形態對抗,那么這必將為構建新的國際秩序提供重要思路。


  人類共同命運

  系于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日漸升級,如恐怖主義和全球環境危機等。遏制恐怖主義活動、治理刻不容緩的資源與生態環境危機等問題,已遠非單個國家或區域所能獨自解決。在缺乏有效合作的情況下,很多努力已被證明為徒勞。這些都喚醒了人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同,也促使人類開始認真思考:面對與日俱增的全球危機,究竟應當建立何種秩序和規則?

  在應對全球危機方面,世界各國已進行了有益嘗試(如反恐、環境治理等)。比如,2003年初,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打擊恐怖主義的宣言》(即“反恐宣言”),并在許多全球性、地區性活動中都對打擊恐怖主義時有提及,但各國在反恐合作中并未形成法律層面的、統一的規則體系,加之各國在“恐怖行為”界定等關鍵問題上認識不一,這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反恐合作屢屢受阻。再比如,在全球環境治理方面,也尚未形成符合公平正義的規則體系和對資源的合理配置。許多國家雖積極投身于北極環境治理,但大家卻很難形成真正統一的認識。這一方面與許多國家還沒有對人類已經遭遇的共同問題及其危害的普遍性形成清醒而充分的認識有關,但也和尚未形成基于公平正義的良好國際秩序有關。

  人類目前及未來面臨的很多問題(包括安全情勢)并非只會由某個國家獨自承當,更鮮有哪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而獨善其身。應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理念,精誠合作,這或許是人類應對共同生存危機的唯一出路。而建立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是其重中之重。只有樹立“互利共贏”的合作觀,并建立起“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才可能營造包容普惠的、人類共同的美好未來。為此,需要在各國之間樹立必要的信任感,并在合作的過程中對有限的全球資源進行公平、合理配置。如何秉承公平正義的精神形成一套高效的合作機制,使每一個國家都能真正享受到全球合作的紅利,這將是問題的關鍵。只有建立在公平正義秩序之上的國家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也只有沿著這一思路的全球合作,才可能真正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

  (作者:□特約撰稿王鋼彭媛媛單雪欣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對外糾紛解決中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21BZZ085)


責任編輯:郝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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