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專業分工的細化，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辦理難度也不斷加大。近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法官披露了一起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并對案件中“重大損失”等相關證據的審查工作作出提示。
被告人李某于2009年入職主營技術開發、計算機系統服務、銷售軟件等業務的A公司，擔任業務分析師，并簽訂保密協議等文件。工作期間，李某參與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等項目的數據架構工作。
2013年，李某在A公司任職期間，出資成立了B公司。B公司經營范圍包括計算機軟件開發，計算機系統集成，計算機信息領域內技術開發、技術服務、技術咨詢，計算機軟件銷售等。2014年，李某自A公司離職，在同年擔任了B公司法定代表人、總經理。
2013年，B公司以人民幣57.15萬元的價格向某銀行北京分行銷售一款軟件，經鑒定，該軟件的結構目錄與A公司的某平臺軟件相同，有188個源代碼與A公司的軟件的非公知源代碼具有同一性。2015年，B公司以人民幣65.7萬元的價格向另一銀行上海分行銷售一款軟件，經鑒定，該軟件有106個源代碼與A公司某軟件的非公知源代碼具有同一性。2016年，B公司又以人民幣30萬元的價格向某銀行銷售軟件，經鑒定，該軟件有122個源代碼與A公司某軟件的非公知源代碼具有同一性。
2018年5月12日，李某被民警電話傳喚到案。公安機關在調查過程中向A公司調取相關軟件的源代碼并委托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得出兩個項目軟件源代碼分別在2017年9月4日、2018年8月9日之前不為公眾知悉。B公司及李某最終以侵犯商業秘密罪被提起公訴。
法院審理認為，結合公安機關調取的A公司的保密制度、與被告人李某等人簽訂的保密協議、公司內部權限、軟件銷售合同等材料，足以證明涉案軟件是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屬商業秘密。同時，根據鑒定意見，B公司銷售給三家銀行的軟件，均與A公司相關非公知軟件具有同一性。而李某作為B公司2013年的實際經營人、2014年后的法定代表人，應當知曉公司銷售的涉案軟件的來源及銷售情況。李某在A公司任職期間，曾參與過某軟件前期數據模型開發，對該項目是A公司的商業秘密亦是明知的。雖然被告人李某辯稱涉案軟件是找外包團隊研發，但始終無法就此提供任何證據，其公司賬目亦證明B公司在2013年至2014年沒有任何研發投入。因此，被告單位B公司及被告人李某的行為屬于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列舉了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并規定“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根據這一規定，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是否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還要看侵權行為是否給權利人造成了重大損失。因此，在此案中，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中，權利人“重大損失”如何認定問題成為案件審理的焦點問題。
法官說法：
案件主審法官表示，侵犯商業秘密罪是結果犯，侵權行為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是犯罪的構成要件。本案認定的難點在于侵犯商業秘密罪“重大損失”的認定，此外本案具有軟件源代碼專業性強、電子數據提取鑒定難等特點。
在此案中，被告人的辯護人表示，B公司已分別于2013年及2015年取得涉案相關系統軟件的著作權登記證書。法院認為，著作權登記證書雖可以作為證明著作權歸屬的初步證據，但著作權登記制度并不對登記人是否享有著作權進行實質審查，并且在案件審理中也沒有其他的證據能夠佐證B公司享有涉案軟件的著作權，因此，法院并未采納辯護人的上述意見。
計算侵犯商業秘密造成的重大損失可遵循以下原則：對于能夠計算權利人損失的，以權利人實際損失數額作為計算金額；對于權利人損失數額難以計算的，以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犯商業秘密所獲得的實際利潤計算權利人的損失數額。
在此案中，A公司的損失數額和B公司所獲得的實際利潤均難以查實。在A公司損失方面，因為B公司及李某的行為可能會造成其市場份額被削減、競爭力減弱，甚至造成其產品在市場上的地位遭受打擊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但具體數額難以計算。對于B公司來說，完全將本案的銷售金額認定為被告單位所獲取實際利潤亦不客觀。
對此，法庭在認定重大損失時綜合考慮了權利人的行業地位及研發成本，保護商業秘密的合理支出費用以及侵權人所取得商業秘密的成本，侵權人使用商業秘密之前的經營情況與使用之后的獲利大小等，進行綜合評判。
法院最終認定，B公司在2013年至2014年間無實質研發投入的情況下，仍對外售出多款金融軟件產品，且此種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持續多年，銷售金額合計達150余萬元，為公司帶來“第一桶金”，對該公司成立初期經營情況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認定B公司及李某給商業秘密權利人A公司造成重大損失，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
法條釋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2004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損失的數額在50萬元以上的屬于“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數額在250萬元以上的，屬于本罪規定的“造成特別嚴重后果”。
2020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四條明確了因侵犯商業秘密違法所得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應認定為“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違法所得在250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的造成“特別嚴重后果”。（作者：□本社記者 任文岱 □通訊員 楊光 曹紅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