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視新聞頻道等媒體報道稱，一種名為“共享屏幕”的新型詐騙形式近期頻頻出現。這類詐騙往往以“××客服”“××商家”等面孔出現，騙取受害者信任“共享屏幕”，實時監控受害者短信驗證碼等進行轉賬，甚至上演騙中騙。一旦詐騙得手，騙子便迅速消失，追繳難度不小。隨著在線會議和直播的興起，“共享屏幕”（記錄屏幕上顯示的內容并同步讓對方看到，包括文本消息、短信和應用程序推送等）越來越普遍。“共享屏幕”帶來便利的同時，很快被騙子盯上，成為不法分子竊取密碼、驗證碼等信息的工具，這嚴重侵害人民群眾的財產利益。
梳理各類“共享屏幕”詐騙案件可以發現，此類犯罪過程有三個階段：第一，詐騙者成功獲取受害者信任：騙子提前竊取受害人基本信息，再以各種說辭，引起當事人注意，騙取受害人信任，如謊稱購物平臺退款、注銷校園貸款賬戶、涉嫌刑事犯罪等。第二，誘騙受害者打開“共享屏幕”功能。在獲取當事人信任后，騙子誘導當事人打開帶有共享屏幕功能的第三方平臺軟件，再通過“共享屏幕”，監視和掌控用戶手機所有操作，如輸入密碼、解鎖過程以及短信、微信和其他軟件推送內容等。第三，利用哄騙、威脅或直接轉賬方式，完成詐騙。
分析這類詐騙案件可以發現，它與傳統詐騙相比，有特別之處，也有相似之處，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防范：
首先，加強對公民個人信息和隱私的保護，加大打擊盜賣個人信息的犯罪行為。騙子之所以能獲取受害者信任，與其精準掌握了受害者隱私信息有關。雖然我國2009年在刑法中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并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加重了刑罰處罰，但是各類盜用、買賣公民信息的犯罪行為仍時有發生。這既與個別人法律意識淡薄有關，也與個人信息使用頻繁有關。因此，應在全社會加強宣傳保護個人信息的普法活動，增強公民法治意識；出臺更全面和嚴厲的執法措施，提高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成本。
其次，詐騙分子所用手機卡、銀行卡多從非法渠道獲得，這使得涉案資金追回和身份認定困難，應當加強對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等上下游關聯罪名的打擊力度。公安部已經對此展開專項“斷卡”行動，即切斷非法買賣手機卡和銀行卡的利益鏈條，且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四川省公安廳通報，警方在2021年11月18日“凈網2021”專項行動中打掉以劉某某、沈某為首的網絡黑號犯罪團伙，先后抓獲犯罪嫌疑人17名，現場收繳涉案手機22部，手機卡近2萬張，涉案電腦27臺，涉案設備97臺。公安部今年10月通報，一年來，全國公安機關累計打掉涉“兩卡”違法犯罪團伙2.7萬個，查處違法犯罪嫌疑人45萬名。
最后，有的騙子在境外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因此要加強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是國家之間聯合采取司法行動，懲處國際性犯罪的一種重要途徑和手段。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中國公民在外國犯罪的，適用我國刑法規定。對身在國外的詐騙犯罪嫌疑人，可以請求所在國家進行引渡。針對我國公民開展犯罪的外國人，我國司法機關也可請求對應國家司法機關執法。比如《蘭州晨報》報道，2019年蘭州警方赴緬甸，在當地警方配合下成功抓獲在逃特大詐騙犯張某，并成功將其抓捕回國，給境外詐騙分子以極大震懾。針對中緬邊境地區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猖獗，公安部2019年組織江蘇、廣東等11個省份公安機關開展打擊中緬邊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專案行動，從緬北抓獲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2462名。
為有效減少“共享屏幕”等新型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發生，除從外部嚴厲打擊犯罪分子外，還需加強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防詐普法教育：第一，保持警惕。與陌生人“共享屏幕”存在很大安全隱患，應當拒絕與陌生人共享手機屏幕。切勿輕信不法分子的說辭，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第二，防止個人信息泄露。在社會生活中，應注意保護個人身份信息；在辦理需要提交身份證復印件業務時，應在復印件上注明“僅用于××使用”。不輕易向各類公司和機構等提供個人信息，注重個人隱私信息保護。第三，對方自稱公檢法工作人員、國家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或大型網購平臺客服時，應嚴格核實對方身份信息。牢記公檢法作為執法部門，不會通過電話或網絡對所謂犯罪行為進行調查處理，網絡購物平臺退款也會走官網退款路徑。第四，養成保護自身數據安全的習慣。微信、QQ、支付寶和銀行卡等重要密碼盡量設置復雜，且不使用同一密碼。以防止發生一個密碼丟失，多個賬戶同時受損。第五，當接到可能涉及詐騙的陌生電話或信息時，盡量不要一個人處理，可第一時間找到身邊信任的人共同處理，幫助自己提升分辨判斷能力。如若遭遇詐騙信息應第一時間報警，善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同時，為警方提供涉嫌詐騙線索，間接保護更多潛在受害者。
（作者：□特約撰稿 陳宇超 作者單位：上海社科院法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