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17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召開。本報邀請專家就會議有關精神進行深入探討。本期刊發青島市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研究員姜福東的文章，以資參考。
2021年9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提出，“走互學互鑒之路。要倡導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在科技、教育、文化、衛生、扶貧等領域打造更多接地氣、聚人心項目。” “走互學互鑒之路”抓住“文明互鑒”這一上合組織發展最牢靠的基礎、民心相通這一最深厚的力量，致力于從文明與文化心理意識更深層次著手解決人類持久和平、永續發展難題，可謂立意深遠，法理深邃。
文明是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的文化集合，反映了該共同體獨特的行為系統及其價值系統的歷史維度和文化演進。文明互學互鑒是不同文明共同體之間友好交流、平等對話、相互借鑒、融合共生的社會交往關系與交往過程。坦率地講，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文明互鑒與文明沖突相生相克、犬牙交錯的歷史。但選擇走什么樣的道路，事關國家與人民根本利益，事關地區和全世界根本福祉，尤其是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國際上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尊重世界文明多形態和文化多樣性的基本現實，秉持人類社會交往行為理性的基本規范，選擇走文明“互學互鑒”之路，始終堅持維護人類和平與發展，構建更加緊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將為世界持續繁榮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人類交往行為理性的社會規范
歷史上，由于經濟、政治、宗教、人種、地理、氣候等多重因素影響，世界各地的人類文明不是齊頭并進的，也不能簡單概括為單一軌跡的線性發展形態。換言之，人類文明天生具有差異性，文化天生具有多樣性。伴隨著各個文明群體的發展壯大，相互之間的接觸和交往活動不可避免地發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約定俗成的、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社會規范（社會法則）。這標志著原初規范意義上的人類社會交往行為理性的形成。不同歷史時期產生的諸多國家和族群共同體，都刻上了文明與文化交往融合的鮮明烙印。例如，中華法系就是古典時期人類交往行為理性成果之一。以唐律為成熟標志的中華法系，對亞洲不少國家和地區產生了深刻影響。朝鮮、日本、越南等國歷史上都曾以唐律等中華法系典籍為藍本，制定本國法律。日本“大化革新”甚至全盤吸收中華法系，進行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仿制和規范建構。
近代以來，由于工業和科技的進步，人類社會向全球化大步邁進，西方文明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并在歐洲、北美洲、大洋洲以及亞非拉部分國家和地區，形成了占據主導或優勢地位的西方文化勢力范圍。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交往關系，在客觀上呈現出一種長期不對等交流、不均衡發展態勢。這種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長期統治造成了西方文明的“現代性異化”，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以來，更暴露了西方文明中“非理性”之弊端。與此同時，一些非西方文明形態下的族群開始具有了彰顯主體性的自我意識以及對占據全球優勢地位的西方文化的反思批判意識，他們要求與西方主流文明共同體進行對等交流和平等對話，強烈反對全球化運動背后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
面對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交往的困境，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如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倡導，通過交往行為理性來尋找出路，以其多元主義的特質和程序理性觀念，將理性的自己置于審理程序之下，從而對西方傳統強勢的主體意志理性觀進行反思性批判。與此同時，這種主體間理性觀也試圖以程序主義的規范性預設來維護西方理性主義的規范性和整體正當性。而“走互學互鑒之路”致力于對人類交往行為理性做全面而系統的學理總結和規范預設。交往理性不僅是共同體內部的人際之間交往層面的個人行為理性，也可以是在共同體與共同體之間國際交往層面的國家理性或者族群行為理性。世界文明與文化，不僅是主體間交往行為理性和主體意志理性的辯證統一，而且是文明多形態、文化多樣性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多元化的辯證統一。“走互學互鑒之路”，立足于對世界文明多形態與文化多樣性基本現實的充分尊重，從規范性上講，是對人類社會交往行為理性的深刻體悟和準確表達。
超越“文明沖突論”的世界秩序重建理念
“文明沖突論”是西方知識界針對冷戰結束后的世界秩序重建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案，其代表是美國學者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提出的觀點：當今世界，人們之間最重要的界限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政治或經濟，而是文明。國際政治格局的發展趨勢，已經從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轉變為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文明沖突論”倡導者也承認文明和文化的相似之處有助于消解隔閡、促進合作，但其過分強調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的競爭性風險的，使得其提出的世界秩序重構方案問題頗多。
“文明沖突論”忽視了不同文明共同體之間出現矛盾和摩擦背后的經濟根源、政治根源、歷史根源等多種復雜疊加的誘因，徑直以文明和文化劃分界限，將復雜多變的國家和地區關系簡單化為不同文明之間的選邊站隊，對國際關系中的矛盾與沖突缺乏包容性，對人類交往中的問題解決缺乏足夠耐心。“文明沖突論”無法正確引領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危機和挑戰，反而給世界增添了新的猜忌與不和，帶來了新的對立與沖突。冷戰以來的殘酷事實表明，“文明沖突論”給世界秩序重建開出了一劑無法包治百病的“偏方”，甚至是開錯了“藥方”。
文明“互學互鑒”理念則不同。它力圖引導各國和地區避開文明沖突的“雷區”，增進國際信任與合作，促進文明和解與文化“和合”。它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和合文化。中華文明遵循“和為貴”的理念，秉持“三人行，必有我師”的謙遜和虛心，倡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君子之風，追求“國之交在于民相親”、天下萬物和諧共生的理想圖景。“走互學互鑒之路”，摒棄文明沖突之陷阱與歧途，超越了文明沖突論的世界秩序重建方案，為世界提供了包容性增長的中國方案。
這一方法論充分認識到，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仍然是鮮明的時代主題，也是各個共同體最大的利益所在，文明多形態、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演進的常態，必須予以承認，并給予足夠尊重。正確處理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必須相互取長補短，而不是大搞零和博弈，必須相互補臺而不是相互拆臺。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形勢正發生著極為深刻復雜的變化。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革命孕育新的突破，社會信息化影響越來越大，國際社會相互聯系、相互依存更加緊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斷發展壯大。所有這一切，已經并且正在深刻影響和改變著世界格局，并給各國發展和國際關系帶來深遠影響。為避免人類危機的全球性擴散、國際爭端的極端暴力化解決方式，處理當下極為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地區關系、種族關系的最佳方法，就是堅定不移“走互學互鑒之路”，堅定不移走求同存異、合作共贏之路。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智慧與制度理性
“走互學互鑒之路”，必須有符合人類社會主體間交往行為理性、形成體現21世紀人類實踐智慧結晶的制度化安排。經濟全球化、萬物互聯使得全球性事務的開展與全球化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各國各地區各族群的相互配合、支持和幫助。文明“互學互鑒”理念彰顯了人類社會交往行為理性的規范意蘊，摒棄了文明沖突論的所謂世界秩序重建方案。其制度內涵至少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個典型特征：國家主權（或共同體意志）平等化、國際關系（或共同體關系）民主化、國家（或社會）交往自主化、世界秩序和諧化。“走互學互鑒之路”的宗旨和出發點，是《聯合國憲章》以及我國始終堅持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歸根結底，文明“互學互鑒”理念能否獲得成功的關鍵是必須始終堅持維護人類和平與發展的永恒法理。
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單一文明形態的共同體，而是在承認“地球村”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普遍統一性的同時，充分尊重各國、各地區、各族群的文明類型多元化和文化演進多樣性。個人只有在共同體的庇佑中，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同理，國家或地區只有在文明和諧共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才能獲得持久和平與發展的根本保障。對于倡議方中國而言，“走互學互鑒之路”獲得成功的重要標志之一，是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實踐中形成和完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智慧結晶和制度文明成果。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必須在《聯合國憲章》框架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推動創建不同文明之間“互學互鑒”機制，主動開展科教文衛等廣泛領域的深度合作，強化不同文明共同體的交流互訪，以增進互信、消除隔閡，精誠合作、減少摩擦，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同舟共濟、互利共贏。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文明“互學互鑒”理念并不存在一個可由單一或幾個大國任意操弄的制度空間，中國也無意尋求一個可以簡單化的普適性世界秩序重建方案。中國無意把自己單方的主體意志理性強加于人，也絕不是輸出具有霸權主義性質的制度理性文明和文化。中國只是在向世界提供實踐智慧和實踐理性方案，我們所倡議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等實操平臺，各國和地區自然有權基于自身根本利益需要，自主決定認同與否，自主選擇接受與否。因為文明“互學互鑒”理念的唯一愿景是致力于推動在人類和平交往和可持續發展中，早日形成具有廣泛可接受性的、程序主義理性范式下的新型制度文明。(作者：□特約撰稿 姜福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