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規范化制度化
——淺談首席數據官職責使命及制度完善
7月27日，廣州市政府發布《廣州市推行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創新性設置首席數據官，聚焦數據資源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動數據治理、數據共享開放和開發利用，全面提升數據資源在數字政府建設中的核心驅動作用，促進數據由資源向要素轉化。根據《方案》要求，到2022年，將組建覆蓋市區兩級、市各有關部門的首席數據官工作隊伍，健全首席數據官管理體系，構建權責清晰的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制度和安全管理機制，推動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規范化、制度化。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數字政府”建設走在全國前列。2014年，廣東省設立國內第一家“大數據管理局”，作為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的下設單位，負責全省大數據戰略規劃以及政務數據建設管理等工作。次年，浙江、貴州等省份陸續成立省級大數據管理機構。此后，省市兩級大數據管理機構不斷涌現。2021年5月14日，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廣東省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工作方案》，決定在有條件的地區和部門試點建立首席數據官制度，廣州市作為首批試點城市之一，這也是廣州市政府發布《方案》推出首席數據官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福建省福州市早在一年前就已嘗試建立首席數據官制度，并先后印發《福州市2020年政務數據資源共享開放績效考核實施方案》《2020年數字福州工作要點》，分別以“明確首席數據官、聯系人”“落實部門首席數據官制度”對首席數據官制度進行規定，但僅明確了其數據共享職能。此次，廣州市推出首席數據官制度，確立了“建立上下貫通的首席數據官組織體系，健全數據全生命周期管理機制，建立首席數據官議事協調述職機制，建立首席數據官監督考核機制”目標，擬定了“開展首席數據官試點建設，完善數據資源管理體系，總結首席數據官試點成效，全面推行首席數據官制度”的“四步走”時間表，進一步規范首席數據官制度，加速公共數據資源共享開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將增強政府決策的科學性，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首席數據官的職責與使命
從實踐來看，首席數據官的職責通常分為三類：一是組織管理，即負責數據基礎設施的建立與維護、數據治理與組織管理；二是運營分析，即負責數據分析預測、數據素養與技能培訓；三是跨界治理，即負責數據開放共享、智能技術與數字化服務。
一般認為，首席數據官的基本使命是數字政府的“領航員”。事實上，這一職位的使命紛繁復雜。可以說，它既是“焊接”政府數據大廈基本框架的“工程師”，又是面對冗雜政務數據搶先完成分析解構的“主治醫生”；既是承擔應對突發嚴峻風險時守護數據安全的“安全員”，又是主持數據協作分享、合作共贏的“營銷師”，還是規劃政務數據治理未來面向的“設計師”、大數據文化與公職人員數據素養提升的“代言人”。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首席數據官更是肩負著規避政務信息算法風險、實施透明性和開放性數據法案、管理數據與社會倫理、定義和實施數據策略、完成政府數據資產效益優化等全新使命。
首席數據官制度的影響與完善
廣東省、廣州市創設的首席數據官制度至少會給當地乃至粵港澳大灣區帶來諸多積極影響。第一，有助于深化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促進數據由資源向要素轉化。第二，有利于推進公共數據和社會數據融合發展，充分釋放數據要素紅利。第三，縮減了政府與企業的溝通成本和數據共享難度，有利于在政務數據規范化治理的背景下引領企業數據合規建設。第四，推動數字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構建數據共同體，為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的繁榮發展培育良好的市場環境，為粵港、粵澳政務數據順暢連接、互通共享打開“實驗天窗”。第五，推動政府各部門間的數據協同共享與高效共治，實現多元協同政府治理體系的合理構建。
同時，首席數據官制度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一系列挑戰。例如，有的地方政府數據人才儲備匱乏，對首席數據官工作職能和運作機制不夠熟稔，配套團隊建設缺位和執行力不足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筆者認為，可以著力做好以下幾點工作：
把首席數據官后備人才隊伍建設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前景廣闊，但人才始終是守正創新最不可或缺的首要資源。要通過嚴格篩選和專業考核守好人才“準入關”，加強首席數據官人才梯隊建設，完善全流程的動態崗位培訓，加強同一流高校、科研機構開展合作與共建，實現內部人才引進“綿延不絕”，社會人才資源“為我所用”。
切實為首席數據官履職盡責提供組織條件和法律保障。應從經費撥付、職權劃分、團隊招募、平臺建設等方面為首席數據官開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組織條件。同時，要系統推進政府首席數據官制度配套法律、地方性法規、規章等制定和完善，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特色首席數據官制度體系。
持之以恒地推進政府數據意識、政府工作人員數據素養培育。真正從政府內部出發，營造政府工作人員人人知悉并重視數據素養培育的良好氛圍，形成一種“相信大數據、依賴大數據、主動學習大數據”的良好數據文化，由內而外帶動社會公眾，實現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數字國家建設不斷向縱深發展。
（作者單位分別為廣州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法制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