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法律，人們自然想到的是憲法、民法、刑法等各種各樣的法律條文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大家熟知的法律定義也不外乎是，“由國家制定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調整人們行為和社會關系的規則體系”。法律就是規則和條文，制定了規則就會界分止爭，人們就有了明確的行動指針。然而，從事一段時間的法律工作后，這樣的看法會發生改變，最起碼會產生疑問。
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前，對于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的請求應否支持問題，有法院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的規定，認為訴訟時效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即使對方不予抗辯，法院也應以職權進行審查，不支持當事人的請求。另有法院則認為，訴訟時效是一種抗辯權，如果對方不行使這種權利法院不能主動審查、駁回當事人訴訟請求。超過訴訟時效的請求能否支持成了疑問。
同樣的法律條文，不同法官或法院會產生不同的理解，給同樣情況的不同當事人帶來不同的判決。如此一來，法律不但不能對人們行為發揮指引和規范功能，還會使人們迷茫，無所適從。
也正是鑒于法律條文的模糊性，弗蘭克認為，規則本身并不是法律，至少不是“法律的全部”，僅僅是用來作預測和判決的工具。“就具體情況而論，法律或者是實際的法律，即對這一情況下的一個判決；或者是大概的法律，即對一個未來的判決的預測。”盧維林則認為，“法律規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對官員將做什么或我們如何使他們做一點什么的一個指南。”霍姆斯更是把法律定義為，“對法庭實際上將要做什么的預言。”
現實主義法學派使人們認識到，法律條文并不是法律的全部，法律還包括執法人員執法和法官在裁判案件中的理解與適用，特別是生效判決，才是法律的真實含義和真正體現。相比于紙上的條文，這種實際應用中的法律，才會使人明白無誤地理解，也才是更重要的。法律要真正發揮統一調整作用，離不了體現于個案中的具體含義和指引，必須有保證統一理解與適用、確保所有法官都能在同樣情形下作出同樣判決的機制，僅僅有統一條文是不夠的。
我國十分重視法律與司法的統一性，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對特定問題發布指導意見、批復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對一些案件親自審理等制度，要求注意類案同判。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試行）》，類案檢索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自己理解的局限，也避免了類案不同判的現象，該意見實施以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作者單位：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