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立案登記制和法官員額制的實行，全國法院案件數量激增，有的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如何破解該難題？近年來，許多地方基層法院設立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將訴前調解作為主要抓手，積極探索訴源治理，不僅有效從源頭上化解了矛盾，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而且優化司法資源配置，緩解訴訟壓力，提升了案件審判質效和司法公信力。基層法院如何深入推進訴源治理，充分發揮司法能動性，筆者認為，可從以下三方面著重發力、精準施策。
首先，加強一站式多元解紛和訴訟服務機制建設。201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建設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一站式訴訟服務中心的意見》明確要求，人民法院要主動融入黨委和政府領導的訴源治理機制建設。發揮人民法院在訴源治理中的參與、推動、規范和保障作用，全面建設集約高效、多元解紛、便民利民、智慧精準、開放互動、交融共享的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一方面要深化矛盾糾紛的非訴化解機制，減輕基層法院的受案壓力，推進訴源治理有效運行。對于事實清楚、爭議不大、標的額較小的案件，要做好速裁工作，通過非訴化解機制提升司法資源的利用效率。對于疑難復雜案件，要做好不同程序的無縫對接，推進矛盾糾紛“訴非分流”。另一方面，堅持以法院為主，引入多方力量共同參與訴源治理工作。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堅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體制機制，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需要法院與行政機關、仲裁機構、公證機構、調解組織、行業協會、行業組織、商會乃至廣大人民群眾等多方協調聯動，凝聚基層社會治理合力，打造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
其次，加強調解隊伍建設。俗話說“打鐵還需自身硬”，建設一支經驗豐富、解紛能力強的調解隊伍是訴源治理工作取得實效的前提。一方面要選派法律專業知識扎實、調解經驗豐富的員額法官、法官助理擔任調解員，使其直接參與調解工作或指導其他人民調解組織、行業協會的工作，從而避免調解程序失范、調解協議書混亂等問題發生。針對一些特殊專業領域，如醫療衛生、道路交通、勞動爭議、婚姻家庭、保險糾紛等，推廣特邀調解員等配套措施，建立專業化、行業性調解團隊，充分發揮特邀調解員的專業特長，讓案件在進入訴訟前得以化解。另一方面，要完善律師調解制度，鼓勵第三方社會力量參與其中。律師作為一方當事人的代理人，更容易獲得群眾的信任，且其具有專業法律知識和當事人信任的天然優勢，能有效促使調解工作順利開展。因此，可建立相應激勵機制，鼓勵律師積極主動地參與調解工作，促進矛盾糾紛理性解決。
第三，防患未然，重視矛盾糾紛源頭預防。糾紛解決越后移，解決難度越大，風險越高，越靠前則解決難度越低，風險越低。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將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作為改革主要任務，強調要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訴源治理機制，從源頭上減少訴訟增量。訴源治理機制的推進，使得人民法院的重心任務由被動辦案轉為主動尋源，審判工作不再局限于就案辦案，而是轉向查找糾紛源頭，從源頭上化解糾紛。訴源治理的重點在基層、在一線，只有在鄉村社區推進訴源治理，才能真正實現良治、善治、德治、法治有機統一，推進法治社會進程。一方面，法院應當聯合基層治理組織，充分利用各類媒體手段，廣泛開展普法宣傳活動，向學校、企業、社區、鄉村等單位宣傳訴前調解知識、調解功能，提高民眾的先行調解意識，真正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創建“無訟社區”。另一方面，法院應及時開展矛盾糾紛調研，形成相關社會矛盾的司法研判，促進相關部門科學決策、消除隱患、改進工作，提前防控和化解重大矛盾風險。
（作者為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人民法院三級法官、華東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