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剛剛在首都北京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百年主題的高度，系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百年浴血奮戰、百折不撓，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解放思想、銳意進取，自信自強、守正創新，實現由站起來、富起來向強起來偉大跨越具有彪炳千秋意義的“四個偉大成就”；向全球宣告“當代中國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之奧秘就在于“馬克思主義行”；詮釋了世界上第一個最大執政黨“32字”的建黨精神，科學回答了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堅強領導核心的時代之問！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動員令，向全球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將率領全體人民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牢記初心使命，開創美好未來”的“九個必須堅持”。“七一”重要講話立意高遠、縱橫百年、著眼未來，通篇貫穿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史；科學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如何在經濟落后東方大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建成社會主義的歷史難題；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自身發展，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又希望保持民族獨立性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展示了“中國之治”的魅力，為其提供了全新選擇，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宣言書。其現實意義和世界意義重大而深遠。
一、詮釋了當代百年中國“于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實現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成功跨越之奧秘。回顧中華民族180年浴血奮戰史，中國共產黨百年苦難輝煌史，新中國建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70年發展史，她是一部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解放思想、銳意進取，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的奮斗史，也是一部“于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前無古人所面臨的巨大風險挑戰史。從中國共產黨誕生那一天起，她就作為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作為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核心領導力量，團結率領億萬中華兒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應對一次又一次的腥風血雨的圍剿、屠殺，挑戰“一窮二白”基礎上探索建設社會主義；應對帝國主義對新生政權的武裝侵略，經濟、科技、文化的重重封鎖與軍事威脅；改革開放條件下意識形態領域尤其是互聯網領域“熱戰”“暗戰”“亂戰”險象環生；步入新時代，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新霸凌主義、極限制裁施壓等國際形勢波譎云詭的新風險新挑戰，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一次次“于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梳理總結百年苦難輝煌史有三次大的“于危機開新局”：第一次“于危機開新局”。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與“變局”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種種嚴重挫折的基礎上，“于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革命、政權、建設”的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國情相結合，領導億萬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新生人民政權，在“一窮二白”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開創了建設“現代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之“新機”，開辟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之“新局”，產生了“二戰”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鮮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第二次“于危機開新局”。面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東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150年來最低潮大背景下，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于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實行改革開放，搶抓20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浪潮迅猛興起、全球產業結構大調整之“新機”，開創建設小康社會“三步走”戰略之“新局”，產生了20世紀社會主義中國特色模式之新鮮理論——“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第三次“于危機開新局”。面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風云變幻、國際形勢波譎云詭、各種風險挑戰疊加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于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率領億萬人民群眾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開創了強起來之“新局”，產生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他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特別強調，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他在詮釋中國以幾十年的時間實現了由追跑、并跑并正在向領跑跨越的奧秘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
二、揭示了黨的根基、血脈、力量在人民，堅定了新時代黨始終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不忘初心”的根本宗旨。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為美好生活而奮斗”；強調在“新的征程上，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他特別指出，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回顧黨的百年歷史，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了誰、依靠誰”作為立黨立國的根本宗旨。早在黨的“一大”黨綱，就把組織工人、農民和士兵，實行社會革命，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黨的“二大”則提出“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里面去”的主張；毛澤東同志在總結簡單移植克隆蘇俄“城市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模式造成大革命失敗，第五次反圍剿遭受挫折，革命根據地丟失慘痛教訓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中國革命要依靠和發動農民群眾，建立工農為主體的紅色政權，指出這是無產階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領導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黨的“七大”將“群眾路線”寫入黨章，并概括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新中國建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把動員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作為建國方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力量，一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正是因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依靠人民群眾、動員與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才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起了新中國，順利完成了過渡時期的“三大改造”，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從而初步建成了國民經濟體系、科技體系，型構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基本制度，行政、審判、檢察、軍事、國防等重要制度，不僅第一次科學回答了在經濟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難題，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東方大國邁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而且奠定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步入20世紀八十年代，國際社會正呈現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態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解放思想、改革開放，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境界。與此同時，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指出“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我們的傳家寶。”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明確指出“黨在長期斗爭中創造和發展起來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是實現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根本工作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江澤民同志談到“黨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準，以最廣大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為根本準則。貫徹‘三個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斷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多次強調，必須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正是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央領導集體動員和依靠人民群眾解放思想、銳意進取，戰勝各方面的風險挑戰，“開創、堅持、捍衛、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步入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推進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的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不僅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新時代的創新發展，是21世紀偉大馬克思主義者最具標識性的偉大成果。“以人民為中心”“堅持走群眾路線”的新命題、新范疇，新觀點、新思想，新戰略、新舉措構成了“習近平群眾路線觀”。這包括：（1）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觀；（2）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觀；（3）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觀；（4）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觀；（5）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的維穩和維權觀；（6）把人民群眾的事當作自己的事，把人民群眾的小事當作自己的大事觀；（7）從讓人民群眾滿意的事情做起，從人民群眾不滿意的問題改起，為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提供有力法律保障觀；（8）堅決反對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四風”觀；（9）領導干部以身作則帶領群眾把各項工作落到實處觀；（10）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觀；（11）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觀；（12）讓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觀；（13）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觀；（14）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觀；（15）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解決好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觀；（16）提高互聯網背景下走群眾路線、做群眾工作觀，等等。這一系列新觀點具有鮮明的特征：一是體現了堅持黨的先進性與人民性的有機統一；二是體現了堅持繼承性與創新性的有機統一；三是體現了堅持實現黨的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有機統一；四是體現了堅持理論性與實踐性的有機統一；五是體現了堅持為民親民與民主監督的有機統一。正是因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征程中緊緊依靠和團結人民，才戰勝了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更為倚仗的全體人民。
三、解讀了百年大黨觀察、把握、引領時代之所以能夠破除“政權更迭歷史周期律”、永葆青春而“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之密碼。自《共產黨宣言》傳播開來的173年來，眾多國家政治精英或以信仰馬克思主義組建共產黨，或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宣稱自己是共產黨，但歷史猶如大浪淘沙一樣使得這些政黨紛紛淘汰出局，就連由偉大導師列寧同志親手締造的俄共（布）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僅僅存在了73年而未能逃出改弦更張的厄運，由此“蘇東劇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嚴重挫折給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新的百年大考之問。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光芒在20世紀90年代至今乃至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條件下哪個政黨還能使之綻放理論、制度、實踐的光彩？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早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同黨外人士黃炎培先生探討共產黨執政后如何破解“政權更迭歷史周期律”，在1948年中央九月工作會議中就系統思考建國方略、回答這一時代之問，政黨現代化建設之問，人類文明模式新形態之問，毛澤東說“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有關新型國家權力運行是模仿資產階級議會制還是創建新的制度，毛澤東給出的答案是“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資產階級議會制”。正是因為黨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率領全黨始終堅持自我革命，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精神譜系，錘煉出鮮明的政治品格，成為破除中國兩千多年“政權更迭歷史周期律”的迷陣，在抵御西化、分化、異化西方圖謀的大背景下，汲取“蘇東國家”共產黨執政垮臺慘痛教訓，中國共產黨賡續紅色血脈、永葆青春的“秘鑰”在于——始終不渝地堅持和踐行執政興國的基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在新征程中，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完善黨的領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增強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政治自覺，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繼續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嚴密黨的組織體系，著力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堅定不移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堅決清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再一方面，將黨和人民在7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鮮經驗上升為法律制度，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寫入根本大法，建立國家監察制度，頒行《監察法》，修訂《刑事訴訟法》“兩院”《組織法》，出臺《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反外國制裁法》，修訂《國防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對履行公權力的人員實行全覆蓋監督，把公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辦成了黨想了多少年未能辦成的大事。這不僅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制度、實踐的新途徑，開創了人類法治文明建設的新境界，而且為當今世界格局呈現“東升西降”的大背景下，日益步入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以負責任大國的立場，為大多數國家生存和發展爭取更多制度性權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中國方案”。與此同時，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礎性制度安排建設取得重大成效，這包括通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形成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裝力量體系；聯系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動、增強合力，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從而釋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為人類制度文明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作者系中國法學會法治研究基地主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徐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