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璽
作者簡介：陳璽，男，1976年11月生，陜西西安人，中共黨員，博士，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湘潭大學法學院雙博士后�，F為西北政法大學法治學院、法律碩士教育學院院長、教授，西北政法大學、新疆大學雙聘博導。第五屆陜西省十大優秀中青年法學家。兼任中國法學會法治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律史學會理事、陜西省法律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西安市法學會唐律研究會秘書長。在《法學家》《法學》《法商研究》《法律科學》《華東政法大學學報》《學術月刊》等CSSCI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3部。主持2010、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九批特別資助等項目。成果入選2016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第七批中國社會科學博士后文庫，獲得第五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中國歷史學最高獎）、陜西省第十四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西安市第十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第四屆中國法律文化研究成果一等獎等獎勵20余項。2016年入選高等學校與法律實務部門人員互聘“雙千計劃”，任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入選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2019年度全國百名博士后科學基金獲得者選介》。
潘晨子，西北政法大學2020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法制史。
摘 要：依限取會是宋代取證據制度的核心內容。因州縣難治，有司瀆職，治獄草率等客觀原因，導致宋代長期存在的取會阻滯、回報稽留和禁系淹滯等逾期違慢問題，始終未能有效解決，嚴重侵害法司權威、司法效能和事主權益。究其根本，中國古代奉行“疑罪從有”、“疑罪惟輕”、“罪疑從赦”等訴訟原則，對于取會無果、查無確證的案件，因而無法按照無罪推定原則迅速終結裁判程序并開釋干系人等，最終導致取證逾期現象無法禁絕。
關鍵詞：宋代；證據；取證；期限
中國古代證據的種類、收集、運用和效力等，一直是證據學科研究的重點領域。目前，學界已在宋代證據類型、證人制度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重要學術成果。[1]然而，關于中國古代取證程序運行中存在的頑瘴痼疾和應對策略，仍有深入討論之余地。兩宋之際取證規則的發展與運行，為查明傳統證據制度體系構造和運行機理提供了參考樣本。作為本文討論的關鍵命題——“取會”是宋代官署之間以調查取證為核心的日常公務行為，具體指各級官署調查案情、取閱文案、獲取證據、推動程序的特定司法行為。《宋史·趙與懽傳》記載：“死囚以取會駁勘，動涉歲時，類瘐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精擇憲臣，悉使詳覆，果可疑，則親往鞫正，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盵2]此處“取會”，即為法司調查取證之意。取會程序之適用，遍及宋代法律創制、法司審判和刑罰執行等領域，實踐中又稱為“會問”、“追會”等。元祐三年（1088）五月四日，監察御史趙挺之“請以臺官所言事付三省看詳，若合立法及沖改舊法，即乞下本部取會如何施行，從朝廷指揮。從之。”[3]此為法律創制程序中取會之例；天圣三年（1025）八月臣僚言：因部送之人不切監防，諸州決配強賊多在路走透，“遂詔申明前制，仰逐處據所配罪人約度地里、日數，移文會問，每年終具數聞奏。轉運使每半年一次舉行指揮，常切關防，不得曠慢”，[4]此為刑罰執行程序中取會之例。本文以宋代取證程序時限問題為核心，關注取會規則的發展變化與實際運行，旨在厘清取證程序存在的諸多弊端及其破解對策，試圖通過古今參照，為當代法治建設提供借鑒。
一、取會規則之體系架構
取會法司與承受機構雙方是會問程序基本參與主體，按照地域管轄原則，“諸犯罪，皆從事發處州縣推斷。在京諸司人事發（者）、巡察糾捉到罪人等，并送所屬官司推斷。在京無所屬者，送開封府�！盵5]直至南宋，仍規定“諸犯罪，皆于事發之所推斷�！盵6]由此，受理案件初審的各級法司成為承受取會的責任主體。具體而言，宋代會問取受規則主要涉及公文管理、期限管理和羈押管理等基本要素。
（一）公文管理
公牒是宋代官署辦理各類公務的常行公文，法律對于牒文程式有詳細規定。在訴訟程序中，如涉及調查事宜，各級法司均應執公牒取會。景德二年（1005）六月詔強調，“審刑院、刑部，凡會問公事，并須公牒往來�！盵7]元祐四年（1089）七月甲申規定，三省、樞密院以外機關勾喚人吏，應押貼子取索，“如有合會問事，許押貼子取索，仍令實封赍還。御史臺合要人吏指說，即依原條�！盵8]為確保取會公牒順利傳遞，天圣二年（1024）正月規定：開封府禁勘公事，實行取會專遞之制，如“干系外州軍，追捉照證人及合行會問公文，令入馬遞發放，不得將常程公事一應發遣�！盵9]南宋設立“遞補取會”規則，落實取會公牒傳達責任�！稇c元條法事類》規定：“諸定奪有所追取、會問，并直牒所屬（州院、司理院申本州，移文）。有妨礙者，牒以次官，俱妨礙者，牒他官�！盵10]在取會文書管理方面，宋代法令也頗多發明。淳熙八年（1181）七月四日，刑部侍郎賈選言：“乞自今刑寺駁勘取會獄案文字，令進奏院置綠匣，排列字號、月日、地理，當官發放。所至鋪分即時抽摘單傳，承受官司依條限具所會并施行因依，實書到發日時，用元發（緣）〔綠〕匣回報，庶幾違滯之處易于稽考。從之。”[11]“綠匣取會”意在督促承受官司及時回復調查內容，是宋代憑牒取會原則的重要進步，并在法律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黃氏日抄》說：“非刑獄追會之事，筒匣又不可輕遣。”[12]宋代各級官府對于筒匣、牌信的使用異常慎重，而上司綠匣與州縣牌信之間，則存在直接指令關系�！吨菘h提綱》言“信牌之類，不可常出，常出則人玩。惟上司綠匣追會，及大辟強盜時出而用之�！盵13]此外，《慶元條法事類》確立回報文書編號規則：“諸省、臺、寺、監若余官司，會問文書用字號者，于回報公文前朱書來號�！盵14]總之，在訴訟程序中，以憑牒取會原則為要旨的公文管理規則得到長足發展，并在官府公務中長期行用。
（二）期限管理
依限取會是宋代會問規則之核心內容，取會法司與承受機構須共同遵守、協作履行法定期間。宋代創設了較為縝密的取會期限規則，取會、承受法司均受到各類取會期限的嚴格約束。《慶元條法事類》規定：奉使取會者，限期三日，“諸奉使官司取會文書，限三日報，急，一日，于法當應副事，限二日。”[15]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若會同取索（余官司被受朝旨而會問取索者同）而違限者，論如官文書稽程律。以上催驅官與同罪，即回報不圓，致妨定斷，減二等�！睋端涡探y》“制書稽緩錯誤”條：“其官文書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16]取會法司誤期者，當職應據此處罰；承受官司對于取會回報有失者，依律減等論斷。同時，取會期限的設定，應充分考慮難易程度、往回時間和查證期限等因素，以保障承受官司順利履行職責。承受朝省追取、會問待報事件，“計往回及約行遣程限已過，三經舉催不報，或雖五報而不圓者，申所屬提點刑獄司究治，仍申尚書刑部。若事干監司者，即申尚書省�！盵17]對于承受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會問取索事件，“限五日報，（有故者除之。）別置籍、委官（發運、監司委主管文字、檢法官，州委通判或幕職官。）催驅�！比舫惺芄偎静荒馨雌谕瓿�，應“具事因申請展限，未報，通計違日理之�！盵18]法令對于承受機構回報逾期、催促無效者設定明確罰則。紹興五年（1135）三月八日詔規定，諸路監司取會州縣，“三經究治不報，住滯人吏杖一百勒停，當職官申尚書省取旨�！盵19]此條后來纂入《慶元條法事類》，[20]遂為常法定制。南宋朝廷特別強調，各級法司不得妄行取會，承受官司禁止回報：“諸公事已有照驗，而官司在作行遣相度與度取會者，承受處不得回報，具事因申牒所枉處統屬官。其在京無統屬者，申尚書省。”[21]對于其他州縣合法追會，承受官司則應于限內從速辦結，“不宜住滯，枉費盤纏，便生惡語。”[22]總之，期限始終是取會程序之樞軸所在，也是制約審理、羈押等程序之要害命門。上述關于取會期限、催報次數、展期申請、稽誤罰則、妄行取會的詳盡規定，成為規范和約束各級機關辦理取會業務的基本法則。
（三）羈押管理
因追會取證而牽涉入案人員，多于州縣監獄臨時羈押，時謂“寄收”。然而，取會羈押卻因缺乏明確法律規定，往往因循淹延，監管失當。不僅獲釋不可預期，且囚所食宿無著、疾瘟蔓延，導致收寄干連人等處境異常悲苦。司法實踐中，收寄者一般比照獄囚標準統一管理。天圣《獄官令》規定：“諸獄囚有疾病者，主司陳牒，長官親驗知實，給醫藥救療，病重者脫去枷、鎖、杻，仍聽家內一人入禁看侍�！盵23]因取會滋生的羈押問題，曾引起朝廷高度重視。紹興十三年（1143）六月四日詔：“‘今后應諸官司送下見禁取會未完并患病罪人赴在城巡撫司知管、責保人，并與依臨安府見禁罪囚例支破飲食，內病患者差醫人醫治�！瘜ぴt諸路州軍依此”，[24]從而使收寄人飲食、醫藥得到一定程度保障。此敕也從反面說明，因官司取會而遭遇羈押人員在食宿、醫療、拘禁等方面的艱難處境。針對州縣獄“將干連無辜之人一例收禁，獄犴常滿，不上禁歷”的羈押亂象，紹熙元年（1190）七月十二日臣僚奏請，申飭諸路提點刑獄常切覺察，頒發赤歷記錄收禁人員信息，專人申報，定期疏決：
自今后分上下半年，從本司印給赤歷，下州縣獄官，以時抄轉所禁罪人，不得別置寄收私歷。州委司法，縣委佐官，五日一申，隨即檢舉，催促結絕。巡歷所至，索歷稽考，如輒將干證無罪之人淹延收系及隱落禁歷，不行抄上而別置歷者，按劾聞奏，官吏重寘典憲。從之。[25]
《慶元條法事類》參照囚徒管理規則，要求監所及時申報病囚信息，上司差官驗視，符合條件者可取保醫治；其余在押人員獄內醫治，并逐日報告在冊數額：“諸囚在禁病者，實時申州（外縣不申。）差官視驗，杖以下（品官流以下。）情款已定，責保知在，余別牢醫治。官給藥物，日申加減，（在州仍差職員監醫，其取會未圓責送官司知管者，準此）”[26]此外，獄內囚徒械系、入侍、看驗等規定，對于取會收寄者亦可參酌適用。
二、 取會程序之實際適用
“在證據裁判原則下，證據是連接實體與程序的紐帶，是整個刑事訴訟樞機所在�！盵27]在刑事訴訟之中，法司時常通過取會程序核實信息、獲取證據或查明案情，進而選擇相應程序處置案件。按照北宋司法慣例，開封府大辟獄具，“本處既已錄問，則申刑部請覆其實，刑部乃關吏部差官同慮，謂之審問�！弊锴羧鐭o翻異，則依律論決；如事有可疑，則移治他司。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庚戌，殿中侍御史呂陶言開封府勘小阿賈殺人公事，案件經吏部劉斐審問，“斐看詳案卷，稱是情節可疑，遂疏述不圓七事，申刑部乞行會問。續據本府回報，三事并是誤供�！焙髣㈧辰永m條陳案節不圓一十二項，“刑部既見劉斐所申如此，亦慮小阿賈之情或涉冤枉，遂付大理再推，庶得其實。”[28]劉斐通過疏駁取會，核出案件事實與證據紕漏十九宗，案件移送大理寺推問，從而有效避免冤獄。紹圣四年（1097）十二月癸卯，御史蔡蹈言臺司收到開封府東明縣百姓六百九十八狀，計一千八百五十九戶，陳論本縣不受夏旱災傷訴請。經“取會到知縣李升，緣故參府主簿何夷權管縣事，未委本官何為不受前項詞訴？”[29]本案原因縣官任職、主政等行政事務糾葛，導致百姓訴請無人受理，最終引發大規模群體上訪事件。而御史臺取會縣司，則是查明案情原委及追究當職責任的關鍵所在。宋代司法實踐中，尚有通過取會程序牽出舊案之例。紹圣四年（1097）十一月癸未，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奏陳諸路招募軍士，普遍存在逃亡作過之人隱瞞身份之“投換”現象。貼黃曰：“本司五月間，曾差使臣管押馬三十九匹，往第八將交割�！蔽贾蒉涞诙笓]十將李孚調換馬匹，事發逃亡，卻將干證人禁系在獄，后李孚于蘭州金城關投換蕃落第九十六指揮。蘭州乃差人取會于渭州，遂牽出李孚換馬舊案。章楶指出，“見今渭州司理院，緣李孚換馬事，禁系干證人在獄，守待本人首獲結絕，本州見差人勾追。向若不因會問，本司何曾得知？刑獄何由得結絕？”[30]作為宋代日常公務之一的取會程序，在核對事主身份和查驗案情細節中的關鍵地位，由此可窺其一斑。南渡以后，伴隨人口遷徙，籍貫變動，宋廷曾推行“本貫會問”之制，以期查明系囚身份，從速疏決滯獄。據乾道元年（1165）五月十四日，刑部言：“據舒州申，本州諸縣犴獄淹延，動涉歲月。蓋由淮南之人多自浙江遷徒，在法合于本貫會問三代有無官蔭，及祖父母、父母有無年老應留侍丁，及非犯罪事發見行追捕之人。若數人共犯，則自東伹西，皆合會問，道途往返，少亦不下數千里。”[31]建議居住七年以上者，即以居住地州縣為本貫；死罪及徒以上并合用蔭人，根勘官司仍須依條逐處會問。因追證之人有無官蔭，是否應留侍丁，是否屬于在逃人員等，“都關系到是否要減免或加重刑罰的原則性問題，不能輕信犯人口供，需實地調查才能確認。”[32]
姜登峰教授曾指出：“我國古代重口供、輕物證，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國古代不重視證據的收集或者證據的運用”，[33]惜未進行進一步闡釋。宋代取會規則之實際運行，則成為中國古代高度重視證據收集與運用之明證。在民事訴訟之中，取會程序也得到廣泛適用，并成為裁斷民間婚田兩競案件的重要步驟�！肚迕骷繁Ａ魯底诿袷虏门凶窌吕�，對于觀察南宋民事案件取會的實際運作提供了參考依據。在《不當立仆之子》案中，官府可以取會調查訴訟參與人親緣關系。黃以安死后無子，其兄以寧自行確立黃家仆從曹老之子為以安后嗣。州司“合追阿袁、阿湯與曹老父子出官供對，及會問黃氏諸尊長，要見阿袁是不是生母，曹老是不是姓徐，阿湯是不是情愿命繼，則曲直可以立判�！盵34]顯然，查訪阿袁、曹老、阿湯等人信息，目的在于確認立繼者的真實身份�！读⒗^有據不為戶絕》所記分割家產案中，吳琛有女四人，生前曾立異姓男吳有龍為子，諸人相安無事，曾無異辭。有龍死后，吳琛女二十四娘等請求按照戶絕標準分割家庭財產。趙知縣依法確認吳琛、吳有龍之間系合法收養關系，從而排除戶絕法之適用。由于共同原告之一二十七娘身份狀況存疑，“或稱已嫁許氏，或稱賣為義女，有詞以來，不曾根對，又無婚書可憑�！彼未幎ā耙鸭蕹蟹譄o明條，未嫁均給有定法”，則二十七娘身份狀況將直接決定案件走向。因此，縣司“欲與移文通城縣取會卻作施行”，[35]即審判機關向二十七娘實際居住地調查核實�！豆贋閰^處》記錄了因“一女二嫁”導致退還彩禮一事。李介翁死后，生母阿鄭侵吞孤女良子嫁貲，良子轉由房長李義達撫養，經義達主議，韓鳳為媒，聘于余日熒男震子，“更以良子就養于余，且半年矣�！焙罄盍x達、阿鄭及后夫希珂等合謀，劫奪良子，擬改嫁趙必慣。法司認為：“余日熒之子既不得婚，先來聘送禮物與半年供給之費，法理悉當追還�！辫b于良子年幼，不明利害，決定撤銷先前婚約，“合并監阿鄭及李義達，逐一計算理還，取會余日熒領狀申�！盵36]取會調查之主要內容，應為李義達收納余家聘禮及良子半年供給費用。
由于取會是法司查明案情與獲取證據之法定程序，如法司擅自略省，則于法有罰。熙寧九年（1076）八月戊申，侍御史周尹言：開封府勘劾司農司寺吏劉道沖等盜用官錢事，“聞（判司農寺）張諤以簡請求權知開封府陳繹于三數日結案，故出罪人�！盵37]陳繹受張諤請求，故縱司農吏死罪的具體情節，《宋會要輯稿》記熙寧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諤以簡抵繹催促，繹呼勘司人吏喻意，仍遣見諤，具道獄事，不候會問，便行區斷，出卻逐人重罪。”[38]開封府蓄意逾越向司農司調查取證的會問環節，存在明顯程序瑕疵和舞弊事實，詔送提舉諸司庫務司劾問。此后，案件審理進程和結論又遭權御史丞鄧潤甫、知制誥熊本質疑。最終，陳繹落翰林學士兼侍讀，以本官知制誥知滁州；張諤落直集賢院直舍人院，勒停。南渡以后，對于略省會問的罰則更趨完善，《紹興令》規定：“諸受訴訟應取會與奪而輒送所訟官司者，聽越訴；受訴之司取見詣實，具事因及官吏職位姓名，虛妄者具訴人，申尚書省�！盵39]試圖從百姓越訴、監司按劾兩個角度督促法司依法履職。紹興二年（1132），“嘗有舟人殺士子一家，乃經府陳狀云：‘經風濤損失’，（知臨安府宋）輝更不會問，便判狀令執照�！憋@然，對于舟人謊報事故，臨安府未經實地取會，乃逕行決斷�！昂笫聰∮趪乐�，尚執此狀以自明。鞫之，前后此舟凡殺二十余家矣”，[40]知臨安府宋輝此前瀆職釀成的錯案因此揭出。
三、取會諸弊與應對策略
與宋代嚴密的取會規則體系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取會程序運行之中，滋生出一系列以逾期違慢為顯著癥狀的沉疴痼疾，嚴重侵害法司權威、司法效能和事主權益。真宗景德年間，“每宣敕下諸路相度會問公事，多是稽留，不即結絕，致煩催促”，[41]取會逾期已然屬于司法常態。熙寧三年（1070）知陳州張方平《陳州奏監司官多起刑獄》，更透過“冒請糧米”個案，痛陳會問取索引發的刑獄淹滯、禁系枝蔓、案牘滋繁等司法弊病：
臣到陳州方此親見自二月末赴本任，至四月中所司呈公事一件，稱有兵士指論冒請糧米，事系是去年十二月狀，自后行遣會問，回報始足，遂于四月十二日送司理院，方行取勘，文案未具，當月十九日，有轉運判官張次山到州檢點，取索一宗狀詞將帶前去，尋別差官置院推勘。四月末所差官到院，至九月初，方始結絕，歷一百二十余日，前后所經禁系近六十人，往還三千余里，勾追照證，炎暑之月，系累道路，自夏涉秋，其間病患相繼，亦有軍員枉遭刑禁，及至斷遣，并止杖罪。推院繳送到所取款狀二千一百三十一紙，凈案六百七十張，諸雜行遣照證文字三十五卷，當時若自本州勘結，不過十余日可了，其滋章為弊如此。[42]
一宗看似簡單的“冒請糧米”案，其調查取證卻頗費周折。本案期限之長、證人之眾、案牘之繁，均可視作宋代取會程序畸形運作之典型例證。原本作為有效查明案情及準確適用法律的取證程序，最終淪為司法實踐的枷鎖桎梏，嚴重侵害證人權益，無端滋生冤獄，虛耗司法資源，阻礙公務流程。如前所述，期限問題是會問規則體系的核心所在，在法定期間內查明事實、獲取證據，則是法司推進后續審理工作的基本前提。而與期限直接對應的取會阻滯、回報稽留和禁系淹滯，則成為長期困擾宋代會問之典型弊病，并直接導致羈押、審理、執行等環節產生連鎖延誤。針對上述問題，宋代立法者與司法者曾進行深入思考和反復實踐，此處擬對取會諸弊的破解之道進行專門討論。
（一）取會阻滯
取會是司法程序中經常使用的調查手段，各級官吏唯有恪守“本其心、求其情、精其事”的司法原則，方可最大限度保障取會程序合法、高效和順暢。關于縣、州、監司、刑寺、臺省各自受案權限和調查職責，法律本有明確規定，實踐中卻時常出現擱置、推脫、敷衍、越權等亂象。有鑒于此，宋代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整肅取會阻滯問題。其一，保障縣司依法取會�！蔼z貴初情，初情利害實在縣獄�！盵43]縣司作為基層受案單位，對于查明案件原始記錄，掌控司法進程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縣司應嚴格實施立案審查，如案件已經處于取會調查階段，人戶不得反復陳訴，盡量消弭無效訴訟。“凡有詞在官，如易于剖析，即與施行。但有追會不齊，究實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為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并不收理�！盵44]《晝簾緒論》中提及的“兩月為期”，應為法司辦理案件和事主再次陳訴的法定期限，對于縣司日常法務，具有普遍指導意義。宣和五年（1123）五月二十七日，中書省言外路縣官多有不恤民力、抑勒侵擾，借百姓陳詞之機，催索戶下積欠，客觀限制人戶訴權，“或因對證，勾追人戶到縣，與詞狀分日引受。若遇事故，有遷延至五七日不能辨對了當，非理拘留，妨廢農事�！庇需b于此，朝廷明令對賦役與民訟做合理切割，要求“縣道民訟與追會到公事，并合每日受理行遣，不當分日引受”，[45]禁止將人戶賦稅義務與訴訟權益隨意捆綁，以免縣司受案拖延或滯留證人。其二，禁止上司敷衍推諉。除縣司有效掌控立案審查，保障有效取會以外，諸司、諸州亦應落實司法職責，不得隨意推諉于屬下法司。南宋朝廷曾多次重申監司、州郡及大理寺、刑部等機構的取會職責。若州司認為案情不明，則應憑牒取會，不得將嫌犯退還屬縣。紹興二十三年（1153）十月十一日，大理寺丞環周言：“在法，犯徒以上及應奏者送州。若本州見得所勘情節未圓，事礙大情，委合取會事件，仰行下所屬取會，斷結施行，即不得將解到罪人退送下縣，重行勘結，庶免囚徒迂往，淹延刑禁�！盵46]環周奏請此后結解公事，州司不得退還下縣；如確有情節不圓，州官應審實推鞫，親行追會，依限結斷。紹興二十八年（1158）五月七日刑部言：對于翻異駁勘及別推公事，如果前勘有不當情形，依法與本案合并審理，按照以下標準處置：若原審官吏無替移事故，即依照紹興九年（1139）指揮施行；“如委有替移事故、難以追會者，候供證盡實，先次結案。其不當官吏雖遇恩、去官，仍取伏辨，依條施行�！盵47]對于原審法官及檢斷、簽書、錄問等人的責任追究程序，應在條件成熟時先行結斷，不受別勘或重推進度限制。紹熙元年（1190）十月十一日，大理正季洪批評監司、郡守推勘體究流于形式，“其間蓋有止稱已曾體究，有司拘文，亦末免與之約法�；蛩咐羌疾谎约霸涹w究，逐致倖免，勢須行下取會，動涉歲月，復有留滯之嘆�！盵48]建議監司、郡守按發官屬，如確實查明事因，則不得泛言已曾體究，以供有司據憑約法處置。嘉定三年（1210）四月二十四日，臣僚針對民間各類越訴現象，主張嚴格限制越級受案，濫行追會，以期保障基層司法管轄權限：“乞自今進狀，如系臺省未經結絕名件，許令繳奏取旨，行下所送官司，催趣從公結絕。如所斷平允，即從斷施行；如尚未盡，卻行一按追究，即不得徑行追會根勘�！盵49]其三，落實憲司取會監督。由諸路提刑司主導的常規督查，是化解會問稽滯的基本手段。宣和六年（1124）正月十二日，大理寺參詳：“提刑司既系專行檢察刑獄，若實有情犯可疑，或事干非常，理合要見情由檢察，即合隨事取會�！盵50]由此，若所轄州縣案件取會阻滯，提刑司當隨事檢點，催促督查。紹興三年（1133）二月癸未，大理正劉藻奏請“諸路獄案情犯未圓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即上朝廷酌情處斷施行。從之。”[51]此奏要求刑部、大理寺直接裁斷諸路上報的“情節未圓”案件，而不再取會地方，同時強調諸路提刑司派員審問州縣案件，最大限度發揮地方司法效能，紓緩中央裁判壓力。此外，特殊條件下，尚書省也可就會問阻滯問題進行專項督查，紹圣元年（1094）六月十九日，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近年官吏、軍民詣闕，辨明酬獎，理訴冤抑，司勛、刑部會問稽留，有逾一二年不決者”，建議尚書省左右司每季專項督查，“分取司勛、刑部辨訴未了事，具情節及詰難、疏駁因依，如（望）〔妄〕作滋蔓，行遣稽留，隨事大小罪之�！盵52] 總之，取會阻滯的癥結在于法定取會期限無法得到有效遵守，上級司法機關有意推諉拖延，導致基層法司壓力劇增，諸路監司監督地方刑獄的法定職責也并未有效落實。上述因素迫使宋代臣僚對取會阻滯問題進行深入考量，試圖通過限制惡意濫訴、保障及時受案、依法憑牒取證、憲司隨事督查等路徑，維護法定取會程序，嚴格恪守取會期限，有效推進司法進程。
（二）回報稽留
宋代通過建立以下三項機制，應對承受官司取會回報中存在的各類問題。其一，按期回報。對于常規司法取會事宜，須以法律規定為準，催促承受官司盡快回報。紹興二十三年（1153）九月辛丑，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論州縣推勘罪人，于他處追取會問，往往回報稽留，致淹刑禁，乞申嚴令甲程限施行，從之�！盵53]淳熙七年（1180）五月十四日，“詔諸路州軍將應承受到疏駁再勘獄案，須管遵依鞫獄條限。如承受取會不圓情節，亦不得過會問條限。自今如有違滯去處，仰本路開具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取旨，重作施行。”[54]乾道六年（1170）八月十七日，刑部曾言地方官司借會問之名，行拖延之實，“其間卻稱見移文他處會問，動經歲月，不能結絕”，奏請懲治經辦稽留官吏。同時，“內有取伏辨之官，亦仰專差人監督共責，各除程限五日具申朝廷。若有拖延去處，從本部將被受官司開具因依，申朝廷先賜施行，庶得不致遷延，避免朝典。從之�！盵55]乾道六年八月九日，臣寮言承受官司拒不審實、敷衍塞責、規避實情，“乞下刑部、棘寺，將諸處取會事件加嚴程限，有稽違者，具官吏姓名糾舉以聞。從之�！盵56]承受法司按期回報，本為法定職責而無需贅言。紹興、乾道之際，臣僚卻多次揭露回報稽留之弊，充分說明法司履職實情與法令規定之間，顯然存在較大差距。其二，計次催問。對于未在法定期限內回報者，取會法司應及時催促。若反復催問仍回報稽滯，經辦官司須接受處罰。政和四年（1114）八月十七日，權發遣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林箎奏：“乞應今后獄司取會獄事，其承受官司再催不報，故作不完者，并令獄司除申所屬官司施行外，在京徑申御史臺，在外申提刑司，依法案治。從之�！盵57]同時，若回報繁衍，經多次取會仍無法確證者，應由大理寺指定裁斷或由提刑司處置。紹興二十六年（1156）十一月乙酉，刑部郎中孫敏修言：天下所奏獄案，其間有情節不圓、行下取會者，建議“取會三次，供報未盡徒罪以上，許令法寺貼說指定，或作兩斷行下。仍專委提刑前去審問，情實定斷歸一。如尚有不盡，及事涉疑似，即選官別勘，庶無冤滯。詔刑寺長貳看詳，申尚書省。”[58]計次催問實質上是在按期回報原則無法落實情形下，被迫延長取會回報時限的無奈選擇。無論是“再催不報”，抑或“三次取會”，均是在承受法司無法按期回復取會事宜條件下做出的權益舉措。其三，酌情立限。宋代律法固然對取會期限、回報期限、回報次數、展期次數等均有明確規定，但在實踐中回報稽留問題仍長期存在，并嚴重阻礙取會法司推進后續程序。究其根本，在于部分期限規定脫離基層司法實際，遂在實際操作層面產生嚴重障礙。因此，應允許承受法司在特定條件下破限取會�！吨菘h提綱》指出：對于上司追會、大辟劫盜、冤抑未申之類，則“不可拘常限，故不得已而用破限焉。破限必量地遠近，蓋遠鄉往返有四五百里者，若初例與一二日，追會不至而輒撻之，則是責人以其所不能也。里正受賂，詐以所追人出外或病而妄申者，固其常矣。其間豈無實外出者，豈無實病者，必酌情而行，庶亡冤濫�！盵59]同時，在恪守法定程限的同時，盡量做到“立限有別，應限有程�！睂τ谧窌录谙藿刂挂院�，實際上可以經歷“申展”（三次）、“定到”（二次）、“不展”（不可復展），實際共計六次寬展期限。“若更稽違，則當勘杖若干，枷監追集�！庇纱耍ǘㄈ谙迣嵸|上可能出現倍增式延長。同時，還應依據地域廣狹、遠近不同合理設限，且限期內差辦事務不宜過繁，“先令限司立定規式，每都一限，給引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余引與給后限。若里正違引，一件與免笞，兩件量加笞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違八九則勘杖錮身，不容輕貸�！盵60]以上雖是針對各類公務程限概括而言，對于基層官司日常公務之司法追會，當可一體行用。總之，落實依限取會、計次催問、酌情立限三項原則的貫徹施行，反映出宋代司法審時度勢、權宜變通的立法理念，以及在恪守期限法定原則的基礎上，最大限度提升司法效能，提升辦案效率的價值追求。
（三）禁系淹滯
兩宋的司法實踐中，非法拘系、淹禁干證人始終是執法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弊端。[61]禁系淹滯固然是取會阻滯的直接產物，卻又與審判流程之草率、敷衍不無干系�！傲蠲坑兴椒夼�，輒置人于圄，兩爭追會未圓，亦且押下。佐廳亦時有遣至者，謂之寄收。長官多事漫不暇省，遂致因循淹延�！盵62]“寄收”雖屬臨時羈押措施，卻可能因取會逾期產生長期留置。案件一日無法結絕，在押嫌疑人及干連人等亦無法發落或釋放。針對取會程序存在的禁系淹滯問題，宋代主要采取監司檢察、差官疏決和分類管束等對策，試圖破解禁系逾期難題。其一，監司檢察。宋代諸路提刑司肩負監督地方司法的重要職責。熙寧三年（1070），張方平奏請朝廷特降約束完善羈押檢錄規則，詳細記錄“所送公事因由，據到院出院月日，但系勾追禁系人數，于在禁日有無病患死亡，所追干系人州縣程途近遠及斷放刑名”，[63]申報中書、御史臺或法寺看詳事狀，而系囚檢錄事宜，當由提刑司負責落實。紹興六年（1136）八月一日，中書舍人董弅言取會刑部、諸路見勘奸贓不法等罪一百二十一件，“其干連禁系有及三四年未結絕”，奏請諸路提點刑獄官詳加檢察，“其有事匪究實，妄作滯系，并按劾以聞。如提點官故縱不舉，他司自合互察”，[64]試圖通過逐級監察、諸司互察等交叉監督路徑，紓解滯獄難題。淳熙六年（1179）四月四日，廣西經略安撫劉焞言本路賓、邕、昭、象等州見有劫盜公事一十五火，未曾結斷。“自來候提刑司請覆取會，或奏聽敕裁，動淹歲月……乞許經略司索取各州勘到情款，將跡狀顯著、贓證明白之人一面約法，依上件敕條酌情斷遣，候事定日依舊。從之”,[65]此為經略司代行提刑司疏獄職責之例。其二，差官疏決。配合監司常規檢察，朝廷曾多次差遣使臣巡檢疏決各地滯獄，其中因取會稽留者，可在一定條件下責保暫釋。元祐元年（1086）四月己亥，“詔在京并開封府界諸縣見禁罪人，內有根究未見本末，或會問結絕未得者，在京差左司諫王巖叟，開封府界諸縣差監察御史孫升，親往逐處分視獄囚……應照證未圓、會問未到者，并召保知在，聽候斷遣。”[66]政和三年（1113）九月九日，尚書刑部郎中錢歸善以刑獄淹延枝蔓，申都省請在京委刑部郎中及御史一員，大理寺等處委本部員外郎耿良能分頭點檢，催促結絕�；兆谠t曰：“仰所委官限一月結絕，如取會未圓、見行推治公事，自合依條施行�！盵67]紹興十三年（1143）正月丁未，“詔大理寺選寺丞一員，往郴州鞫前知邕州俞儋獄”，[68]并催結湖南北、廣西見禁淹留公事。三月十三日，刑部言：諸路見承圣旨、朝旨取勘公事一百三十三件，“內有委合守待追取會問公事，即嚴立近限催促。如或出違所責日限，仰提刑具職位、姓名申部，取朝廷指揮施行。從之�！盵69]其三，分類管束。監所應嚴格區分系留人等身份，對于已決囚徒、證人、鄰保等做不同處理。大觀二年（1108）十二月十八日詔要求法司會問逃軍之類，應區分罪名類型，不得以輕罪妨重罪，以重罪待輕罪，“可自今勿俟輕罪，免其追證，庶無留獄�！盵70]宣和五年（1123）十一月十八日，大名府路安撫使徐處仁奏：被群盜驅虜、脅從農民，“雖曾隨從驚劫縣鎮，元不曾放火殺人，雖曾受賊，能自脫身，雖被捉獲，便招本情，候會問到鄰保，委見詣寔，直與疏放�！盵71]然而，泛濫追證、淹留禁系給無辜“干證人”帶來了極大的災難，使無罪之人受到不應有的傷害。[72]上述橫亙兩宋的疏決禁系措施，也從側面反映了取會程序中非法拘禁現象長期且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更為重要的是，證人長期遭受非法禁系的殘酷現實，促使證人作證意愿大幅減損。因證人合法權益缺乏有效保障而滋生的厭訟、懼訟、避訟心理，成為傳統社會阻礙和困擾證人作證的癥結所在。
四、取會積弊之成因思考
作為常規司法程序的取會行為，本有明晰而完備的法律規則可以依循，有識之士經過反復實踐與探索，亦總結和實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竭力維護程序正義，保障司法效率。然而，縱覽兩宋司法實踐，圍繞取會阻滯等法律問題，各項應變機制和改革措施的實際效果卻顯得捉襟見肘，因取會逾期所暴露的因循、推脫、賄賂、拖延等違法現象，始終無法得到根除。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對造成取會弊病的深層原因進行探究。
（一）州縣難治
地方州縣是審理各類案件的基本單位，具體實施取會和承受事務。各地經濟、治安、人口、地理、民風有別，治理難度存在顯著差異，“難治之邑”的記述時常見諸各類文獻。如常州無錫縣，“本縣所管三十二鄉主客戶口，獄訟浩繁，積年不決，號為難治之邑�！盵73]王質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難治�！盵74]周必強[嘉定八年（1215）卒]任紹興府溪口鎮稅兼蕭山、諸暨兩縣巡檢，“鎮據山依谷，其民險悍，號為難治，販鹺茗者，百十位群，率以成習�！盵75]宋代任官詔敕之中，亦不諱言某地為難治之邑。如蘇軾《羅適知開封縣程之邵知祥符縣制》敕言：“赤縣之眾，甚于劇郡。五方豪杰之林，百賈盜賊之淵。蓋自平時，號為難治�！盵76]在時人文集中，也時�？梢园l現典治州縣的痛苦經歷，王禹偁《送徐宗孟序》言：“余去年出內庭，臨滁上境，與合淝接，聞其郡大獄煩，號為難治�！盵77]楊億《奏舉李翔狀》言“龍泉縣山深地險，俗薄民頑。歲有逋租，獄多滯訟，號為難治，非止一朝。”[78]在為數眾多的宋代官員仕宦履歷之中，獄訟繁難等類似表述占據相當比例。由于司法取會是地方政府日常公務之一，基層司法重壓往往在取會程序中得以充分暴露。知平江軍府事趙彥橚、權兩浙西路提典刑獄公事王棐曾痛陳嘉定年間嘉定縣獄訟、劫盜、賦役諸害，其中“爭競斗毆，燒劫殺傷；罪涉刑名，事干人命；合行追會，不伏赴官，至有經年而不可決者”，[79]獄訟淹延之害首當其沖�？梢�，地方居戶駁雜、獄訟繁雜與民風健訟等因素相互作用，遂使追會不暢、獄訟淹滯等現象普遍且長期存在。
（二）有司瀆職
宋代相當數量的取會阻滯問題，皆由基層法吏敲詐索賄、推諉懈怠、魯莽疏忽、粗暴干預等因素所致。譬如，對于斗毆、爭界等必須取會追證者，“富者有賂，則可以非為是；貧者無賂，則可以是為非。專憑證會，則凡貧弱者皆無理矣�！盵80]部分縣官專任胥吏、里保進行調查，案件真相則可能因經辦受賄而無法澄清：“里正會實，受賕偏曲，或乞差鄰都再會。若憑吏擬差，或受賕再差其親密，則偏曲如初，卒不得差�！盵81]其次，因案發地官司申報資料粗疏，迫使刑寺反復取會，貽誤時限。政和五年（1115）四月十六日，因處置命官、將校犯罪自首，遇恩去官事，刑部郎中李繹奏：“緣自來在外官司于狀內多不如令詳具有無專條戰功、別犯并計，卻致刑寺再行取會，動經歲月，莫能結絕。”[82]此外，異地官司推脫遷延，干擾追證進程，也是造成取會受阻的因素之一。紹興九年（1139）八月三日，臣僚言：“契勘廣右（避）〔僻〕遠，刑禁每多淹延……追證取會及差官審錄之類，一涉他州，互相推避，文移往返，動經歲月。”[83]異地取證之難，由此可窺其詳。值得注意的是，上司取會事務也可能對基層司法構成嚴重干擾，其中尤以上級官司“差吏之弊”為甚。宋代州司因場務、附稅、取會等公務，時常向屬縣官司差遣辦事吏卒。曹彥約《納諸司白札子》曾對差吏于追會之際干預縣政、勒索揮霍、挑唆詞訟等劣跡進行深刻揭露：
然而州郡倅廳之差人，有未免肆行于縣者。一兵卒而入縣門，則一縣之事半廢矣�？h令坐于上，聞廊下有叫呼而不敢問�？h吏竄于市，聞上司有期限而不敢出。幸而解去其人，不足恤也。不幸而鎖之于客邸，縱之于道路，則縣官有占護而不發之名，而公私有計會紙札之費。遣卒愈多，而官錢愈不解也。一職級而入縣門，則一縣之事全廢矣。旁立側視，而縣令不安于坐，朝宴夜飲，而縣吏不循于法，求耗剩之名色，以為食錢，其實皆官物也。剝縣吏之衣食以為日用，其實皆官蠧也采一縣之所聞以為己功，主張有力者之民訟，以號令官吏，甚至于安坐半年，承行公事而不追回者，此則差吏卒之弊也。[84]
除了面對上級辦差吏卒的侵凌，縣司官員還須時常警惕本地屬下非違，以保障取會事務順利進行。朱景淵（紹熙年間進士）任建康府上元尉，“君即置三帙幾上，一曰受委，凡符移之下于臺府者籍焉；二曰受詞，凡牒訴之關于職守者籍焉；三曰追會，凡引帖之下于閭里者籍焉。日視事已，即手自勾校而核其違，吏不能欺。”[85]公文、詞訟與追會三事縣尉須逐日核銷、檢查，以防屬吏作弊。縣司在應對州府吏卒騷擾的同時，還須督促屬下依法履職，處境逼仄，苦不堪言。荀卿言“有治人，無治法�！背袚∽C責任官司因主客觀因素干擾，時常無法有效獲取或提供證供，導致宋代司法程序往往因人為因素遭遇阻斷甚至擱淺。與此同時，諸司官員與屬吏之間在觀念、作風、利益層面的根本差異，也是造成地方法司怠政瀆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治獄草率
宋代取會之難又與上級司法機關敷衍塞責直接關聯。慶元三年（1197）七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因案件壅滯，大理寺為追求從速結案，竟然行下州縣，妄作追會：
今聞大理寺遇有發下獄案，數目壅并，詳斷不及。吏輩慮恐省部催促問難，多是搜尋些少不圓情節，申乞取會，便將名件銷豁，作已結絕之類。殊不知一經取會，遠地往反又是一二年，是致州郡刑獄多有淹延，盛夏隆冬，饑寒疾疫，囚系者（瘦）〔瘐〕死，監留者失業，召民怨而傷和氣，莫此為甚。[86]
證據是否圓備全憑大理寺認定，取會名目亦難免存在吹毛求疵之嫌。為逃避司法監督，大理寺利用取會程序將案件行下諸州，雖可暫時沖抵案件存量，卻可能直接導致案件擱置和取會稽留。同時，基層法司濫用奏裁程序草率結案之弊亦值得充分重視。嘉泰三年（1203）三月十一日，江西運副陳研言：“竊見諸路州軍大辟公事到獄之初，不先審定罪人本情，多為遷就之詞，求合于疑慮可憫之條，此最今日治獄之大弊……推求其故，縣獄禁勘無翻異，即申解州，州獄覆勘無翻異，即送法司，具申提刑司詳覆，行下處斷。往往州吏必多方駁難縣胥，憲司吏人必多方駁難州吏，追呼取會，因而受賂�！盵87]縣司為避免刁難，往往逃避申報，教唆獄囚，以疑慮可憫奏裁，以免追呼需索之擾，最終卻催生大量無效取會和司法腐敗。由于嫌犯更多關注最終實體裁判與量刑結論，因此各級法司所謂“壓力傳導”，最終演變為胥吏與嫌犯之間的串通舞弊行為。原本作為法定正當程序的取會環節，在司法實踐中已然面目全非�；诟骷壏ㄋ咀陨砝嫘枰�，取會濫行與追會淹滯等非�，F象竟然得以合理并存。
余 論
取會理論與實踐的矛盾現象，深刻揭示了宋代司法困境的一個側面：一方面，法律詳盡規定了取會規則，且經司法實踐檢驗不斷修正；另一方面，不斷完善的規則體系卻始終無法有效解決長期存在的司法弊病，取會阻滯、回報稽留和禁系淹滯幾乎貫穿宋代司法之始終。其中固然存在司法環境、法吏素養、審判規則等客觀因素，卻也與宋代追會規則本身在設計與執行層面均存在的先天缺陷不無關系。部分法定取會期限標準設定脫離實際；法定追會、禁系期限與實際執行落差懸殊；直接經辦取會的基層吏卒、里保等不堪重負等�；鶎铀痉ㄐ畔o法有效傳遞并及時轉化為長官決策和立法參考，各類司法機關在處置取會事務時權利義務失衡，進而導致承受官司敷衍塞責，久拖不決。究其根本，因中國古代奉行“疑罪從有”、“疑罪惟輕”、“罪疑從赦”等訴訟原則，對于取會無果、查無確證的案件，無法按照無罪推定原則,迅速終結裁判程序并開釋干系人等。與此同時取會程序客觀形成的諸如展期時限、催問次數等慣例性規則，亦未能及時轉化為訴訟制度，從而對無法有效推進取會程序的規則修訂與高效實施。考察宋代以時限所貫穿、統領的取證規則體系不難發現，通過司法實踐檢驗法律規則，及時發現并矯正規則層面之缺漏與不足，是中國古代證據規則體系發展完善的基本路徑。“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宋代“依限取會”原則的形成、發展與實施，深刻反映出中國傳統社會崇法、務實、權變的精神面相，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將為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提供歷史鏡鑒和理論支持，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法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