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法治中國，要求將全面依法治國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進行整體謀劃和協調推進，充分實現“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有機結合，高度重視整合力量、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所有這些工作中，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是具有基礎性、廣泛性和根本性的前提和任務。脫離了社會主義法治文化這個前提，脫離了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這個靈魂，就很難說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客觀必然性，很難說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的理論貢獻，很難說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獨特優勢。習近平法治思想包含非常豐富的關于法治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這些重要論述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文化基礎，也是實現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文化基礎。
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
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的文明智慧和文化底蘊有全面論述。他指出：“先秦時期，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唐律更是廣泛影響東亞。中華文化的精神觀念、文明理念熔鑄在傳世法典之中，古代法制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智慧和資源，中華法系源遠流長、燦爛輝煌，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按照這一論述，當前我們急需挖掘傳承的傳統文化淵源。
一是德治與法治相互融合的文化淵源。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二是黨規黨紀嚴于國家法律的文化淵源。黨規黨紀與國家法律都是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處理好二者關系對治國理政意義重大。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吸收中國先賢高度重視道德修養，強調“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的治道傳統，明確要求“黨規黨紀嚴于國家法律，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不僅要模范遵守國家法律，而且要按照黨規黨紀以更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實屬理所應當。三是家庭家教家風問題的文化淵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春節團拜會上指出，“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緊密結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這就要求我們重視家庭的法律保護和法治文化建設，同時將現代法治社會的倫理規范融入其中。
繼承革命法律文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法律思想、創建的法律制度，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本來”，也是不斷完善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營養劑”。革命法律文化是半個多世紀前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方面，我們應糾正對它的各種誤讀，另一方面，需要基于現代法治精神，更好地實現其創造性轉化，這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內在要求。這種繼承，有如下幾條原則性特征。
第一，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絕對領導。各級政法機關加強政治建設和作風建設，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決聽從黨中央指揮，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指出，“‘公生明，廉生威。’要堅守職業良知、執法為民，教育引導廣大干警自覺用職業道德約束自己”，“要靠制度來保障，在執法辦案各個環節都設置隔離墻、通上高壓線，誰違反制度就要給予最嚴厲的處罰，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群眾當作法律價值的依歸和法律真正的主人。黨領導下的法治建設，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樸素經驗與實踐智慧。“馬錫五審判方式”就是司法結合人民群眾智慧的反映，也是“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傳統文化的體現。當下的法治建設，同樣離不開“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指引，要體現人民對法治理想的追求，體現法治保護人民權益的基本精神。第三，堅持實事求是，注重問題導向。謝覺哉在總結新民主主義司法時說：我們是和群眾結合的司法，“條文不是第一，第一是群眾的實際；經驗不是第一，第一是到實際中去獲得新經驗；形式不是第一，第一是能解決問題”。現代法律，特別是司法強調“形式理性”，要求對法律條文采取“教義”式的嚴格解釋，這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但在民事領域，特別是鄰里糾紛、家庭矛盾等訴訟及調解中，還是應該更多地運用實踐智慧，以解決問題、修復社會關系作為指向。
借鑒國外法治文化合理元素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學習借鑒世界上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認真鑒別、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盤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應加強對當代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經驗和理論的比較研究，合理提取具有普遍價值、體現法治發展潮流的法治話語、法治技術、法治思想。
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借助于其在國際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強勢地位，通過主導建立國家組織，掌控“文明標準”的判斷權，提出的“歐洲中心論”和“文明等級論”，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國際法秩序并形成相應的國際法治文化。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時指出，“不同歷史和國情，不同民族和習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豐富多彩。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文明差異不應該成為世界沖突的根源，而應該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習近平法治思想關于法治文化建設的重要論述體現了“文明互鑒論”，是世界法治文化理論的重大進展。這是促進世界永久和平的精神基石，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新動力，也為以“文化多樣性”為價值理念的國際法規則重構提供了廣闊空間。
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法治文化
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相適應，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相統一，經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育而成的法治文化。它包括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法治原則、法治精神、法治價值等精神文明成果以及相關制度實踐。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進入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法治文化體現了人民主體性、歷史傳承性、體系開放性和發展漸進性等鮮明特征，對于法治中國建設具有基礎性作用和持久性功效。具體而言，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這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在領導文化建設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成功經驗，為此，還要制定完善意識形態相關法律和黨內法規，推進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陣地法治化。第二，健全人民權益保障的文化法治制度與法治文化制度。依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積極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實現我國文化法治建設和法治文化建設的快速發展。第三，建立健全“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法治文化建設體制機制。
總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意義重大：第一，它能夠強化人們的法治信仰、法治觀念和法治習慣，為法治中國建設夯實重要人文基礎，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和價值支撐。第二，它是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內在要求，有助于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進行決策，采取法治辦法推進工作，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糾紛，不斷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第三，它是營造尊法學法守法用法良好社會氛圍的前提，有助于激發人們投身依法治國實踐的熱情和信心，鞏固法治中國建設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