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構造論》一書是作者李心鑒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作者界定了構造概念、整合構造類型、評說國外主要學說、透視訴訟目的與構造的關系，繼而從構造理念的研究回歸構造運作的探討，指出革新中國刑訴構造的出路，設計并論證各主要構造的改造方案與完善措施。在結構上，這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為理念篇，分為五章：刑事訴訟構造概說、美國刑訴模式學說、刑訴構造的基本類型及評價、刑事訴訟的目的與構造、我國刑事訴訟的構造。下篇為運作篇，分為四章：偵查程序、起訴程序、審判程序、證據法則。
盡管這本書成稿于1991年，書中有的觀點也難免存在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作者通過現代刑訴法學軸心問題——刑事訴訟構造的研究，對于當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和刑事訴訟法律制度，依然具有較強的理論解釋力和現實穿透力，不僅有助于理解實務中的種種沖突和選擇背后的刑事訴訟法理依據，更能夠進一步認清刑事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的立法考量和改革方向。
系統梳理了刑事訴訟構造的理論
在本書中，作者首次使用了“訴訟構造”這個概念，并在區分其與“訴訟形式”“訴訟模式”“訴訟結構”等詞意辨析和相關中外理論的基礎上，將刑事訴訟構造界定為“由一定的訴訟目的所決定的，并由主要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的訴訟基本方式所體現的控訴、辯護、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特別是包涵了偵查、起訴程序的構造問題以及證據規則中的刑訴構造問題等重點理論問題，這為評價國外有關刑訴構造、考察刑訴構造的基本類型、研究決定刑訴構造的刑訴目的、認識我國的刑訴構造、探討我國刑訴構造的完善等，劃定了清晰的研究范圍。
在研究進路上，作者選擇首先到“現代刑訴構造理論的發源地美國”進行基礎理論溯源，全面介紹和深入評析了美國刑訴模式學說，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與正當程序模式、格里費斯的爭斗模式與家庭模式、戈德斯坦的彈劾模式與糾問模式、達馬斯卡的職權糾明模式與當事人抗爭模式、達馬斯卡的階層模式與同位模式。其中，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與正當程序模式學說深入地研究了美國刑訴構造在理念上和實際運作中的兩種傾向。作為美國刑訴模式的開創性理論，不僅對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刑訴構造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研究我國刑訴構造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也貫穿于作者在論及我國刑訴構造的運作中。
與之相比，反駁“爭斗模式”，“把利害調整的可能性和愛的理念作為前提”，提出充滿博愛色彩的“家庭模式”的格里費斯模式學說，被稱為“刑事程序的第三種模式”，盡管書中介紹的理論較為單薄，但對于當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等，具有較強的理論價值。
達馬斯卡的職權糾明模式與當事人抗爭模式學說、階層模式與同位模式學說，在正面研究刑訴構造基本類型的同時，以刑訴構造背后起決定作用的不同的意識形態、訴訟目的、權力結構形式為研究重點，將刑訴構造理論引入一個嶄新的境界。而僅僅著眼于刑訴構造類型表面特征的戈德斯坦的糾問模式與彈劾模式學說，其理論價值則甚為有限。
在刑訴構造的基本類型方面，作者認為刑訴構造的基本類型有：歐洲古代中世紀的彈劾式與糾問式訴訟構造；現代歐洲大陸的職權主義與英美國家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構造，以及日本的當事人主義為主、以職權主義為輔的訴訟構造。作者以主要訴訟程序和主要訴訟問題為背景，通過考察和比較，進一步提出：“當事人主義雖然是以彈劾主義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但其內容要比彈劾主義豐富得多；職權主義與糾問主義有相似之處，而同時又有著與彈劾主義的相似；二者均不能混同”“現代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互有吸收，但并未趨同，也并不存在完全徹底的職權主義或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構造”等，這些在當時是非常具有理論價值的觀點。
尤其是，作者十分推崇日本刑訴構造，他認為：“這一訴訟結構是集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之大成的構造類型，是值得當事人主義構造類型和職權主義構造類型借鑒的模式”“一方面重視國家專門機構在訴訟中的地位，強調發揮審判官的訴訟積極性，從而使刑事訴訟所應有的懲罰犯罪的功能得以有效地發揮。另一方面，強化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地位，賦予被告人一系列訴訟權利并通過各種程序和制度保證其得以實現，從而使刑事訴訟能夠切實地保護被告人，防止冤錯”。
在刑事訴訟目的方面，美國學者帕卡主張犯罪控制模式和正當程序模式具有不同的價值理念，立足于懲罰與保障的對立，且是不可調和的；格里費斯則否定爭斗模式，提倡家庭模式，著眼于懲罰與保障的調和。對于我國刑事訴訟的目的，作者區分了抽象意義上的目的觀即“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辯證統一和具體意義上的目的觀即“實體真實與法律程序的辯證統一”，他寫道：“實體真實與法律程序統一的目的觀，能夠使我們從一個正確的角度來認識刑事訴訟中客觀存在的真實性與合法性的沖突，并且能夠在這種目的觀的指導下，在沖突面前做出正確的選擇。”據此，作者提出，我國刑訴目的要求刑訴構造應當兼顧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兩個方面，而在實體真實與法律程序發生沖突時，則應當選擇法律程序。具體說，刑訴構造應當貫徹刑訴目的上的“統一論”和“沖突論”。
充分體現了強化人權保障的完善思路
現代文明國家無不把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作為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我國刑事訴訟的構造上看，作者認為有三個主要方面特點，即控、辯、裁三方分立，構成刑訴構造的主體；控、辯雙方既對立又統一，決定二者特有的法律地位；控、裁雙方既配合又制約，形成特有的相互關系，這也是我國刑訴構造的特點和優點。
關于起訴程序，是刑事訴訟中承前啟后的程序。作者將注意力集中在免予起訴的性質和限制、辯護律師參與起訴程序和應否實行起訴書一本主義這三個問題，他寫道：“免予起訴頗具中國特色，筆者現階段還需要繼續保留這種性質的免予起訴，通過對免予起訴的運用進行必要限制（包括必須征得被告人同意、賦予被害人對免予起訴決定提出申訴的權利等），能夠防止和清除其實際存在的弊端”“辯護律師參與偵查程序已成現代刑訴發展潮流，起訴程序作為偵查程序之后的程序，辯護律師的參與是不言而喻的”等。
需要重點提及的是“起訴書一本主義”，作者借此奠定改革我國刑訴構造的基礎，他寫道：“在起訴上，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差異，即起訴卷宗移送主義和起訴書一本主義”，并指出：“在我國根除‘先定后審’，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防止審判人員或其他可能干預審判的人員在正式庭審前閱卷，即借鑒起訴書一本主義”“起訴一本主義表明，對于公安和檢察機關認定構成犯罪并需要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來說，偵查和起訴僅僅是預備程序，而審判程序則是正式程序；刑事訴訟的中心不是偵查程序，而是審判程序”“不是審判程序受制于偵查程序，而是審判程序最終制約著偵查和起訴程序”，他形象地描述道：“審判程序不是一個‘生產程序’，審判機關不是‘生產車間’，而是‘產品檢驗部門’”。這些獨到的觀點，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穿透力；同時，作者還特別提出：“借鑒起訴書一本主義，必須同時建立嚴格的證據展示制度，是防止起訴書一本主義在訴訟構造上發生相反作用的唯一途徑。”
關于審判程序，作者再次深刻指出：“樹立審判中心的觀念是實現刑訴目的，準確懲罰犯罪，切實保障人員所必須的”“通過賦予控辯雙方平等的訴訟權利和設立有關訴訟規則，以確保控辯雙方的平等關系，是審判程序構造的核心問題”。因此，應當明確審判人員證明責任的非控訴性質，從而確立其客觀、公正的立場，保障控辯雙方的平等；肯定直接、言詞原則的一系列訴訟價值，完善具體保障措施包括確立當庭查證的證據規則、建立被害人、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等，確保切實加以貫徹；采取審判長指揮下的交叉詢問，以避免庭審形式化，達到實效化。
“中國的問題，世界的眼光”
“中國的問題”是法學研究的對象，“世界的眼光”則是研究者的視野和思路。作者在撰寫《刑事訴訟構造論》一書時，將其納入到與世界主要國家刑訴法學的信息交換和發展循環之中，遵循司法規律，順應發展潮流，提出刑事訴訟目的“雙重論”即“懲罰犯罪和人權保障”，就改革和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構造提出了許多十分有益、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并有力推動了我國刑事訴訟構造理論的發展。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刑事法治的發展進程，權利理念、制度和實踐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特別是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其貫穿的一條主線就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兼顧平衡，《刑事訴訟構造論》一書中的許多觀點和設想已經成為現實，比如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增設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完善了辯護制度等。
刑事訴訟法作為“小憲法”“人權法”，是權利保障的重要制度根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加強人權司法保障”，作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重大決策，符合訴訟規律、司法規律和法治規律，是破解制約刑事司法公正的突出問題、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的必由之路。
正如《刑事訴訟構造論》一書所寫的那樣：“我們是中國人。行動的犁只有耕耘中國的土地，才能收獲金色的秋。”作為一名來自實務界的博士研究生，更應當培育自己獨特的學術眼光，注重提升“世界眼光”的視野，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鑒西方法學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成分，但決不能離開中國具體實際而盲目照搬照套，而是對“中國問題”進行獨立的學術研討，努力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