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雪陽，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青年學者；馮嘉，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卓越法治人才培養中心聯席主任；吳俊、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教授，卓越法治人才培養中心主任。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法治建設和法學教育得到了快速的重建和發展。截止2018年3月，全國開設法學本科專業的高校有627所，在校法學本科生31萬余人；全國法學一級學科碩士點195個，法律碩士點242個，法學碩士生1萬人左右，法律碩士生1萬余人；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49個，法學博士生約1100人。無論是法學院校的規模，還是法學專業學生人數，我國均已位居世界首位。
對于從事高等法學教育的全國各法學院校來說，如何確保規模如此之大的法科學生可以得到科學有效地培養，一直是一個難點問題。有專家認為，法學教育和法學專業人才的培養應當致力于實現知識傳授、能力培養和價值塑造三個方面（徐顯明等）。這樣的總結是非常準確的，但在具體的法學教育實踐中，如何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并進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需要進行研究和探索實踐。
目次
一、從卓越法律人才到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和改革
（一）卓越法律人才1.0的探索方案及其不足
（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方案2.0的改革與優化
（三）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方案2.0的運行機制
二、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的優勢
（一）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教學實踐符合卓越法治人才培養目標
（二）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教學實踐能夠解決法學教育的痛點問題
三、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的成效
四、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的啟示
五、結語
從卓越法律人才到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和改革
（一）卓越法律人才1.0的探索方案及其不足
2012年，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入選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基地之后，一直積極探索卓越法律人才的培養模式改革。在最初運行的三年間（2012-2015），該院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機制主要是從每一屆本科生中遴選20名左右的優秀本科生，然后為每個選入學生配備理論導師，并在正常的教學培養計劃之外為卓越班學生開設實務性特色課程（比如“民法實例研習”“刑法實例研習”“勞動法實例研習”等），以此來增強學生利用所學法律知識解決現實法律問題的能力。
客觀來講，這種培養機制確實取得了許多良好的效果，但也出現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身份固化。入選該班的學生可能會因為具備了這一身份而放松對自己的要求，沒有入圍的學生則會因為在沒有機會參與這一項目而產生負面情緒。
其次，教學資源浪費。上述人才培養模式的核心是，在正常的人才培養計劃之外為入選項目的學生提供更多的專業課程，這些課程對于鍛煉學生的專業能力助益很大，但由于根據正常的人才培養方案，學生在4年內就需要完成160個左右學分的課程，這意味著平均每個學期要修完6-7門課程才能順利畢業。在這種情況下，入選“卓越班”的學生常常會因為與其他教學或課外活動時間沖突或精力不足，而消極參與卓越人才培養項目提供的課程或活動，由此導致學院和學校所提供的教學資源（包括教師、課程和設施等）就無法發揮其預期的作用。
最后，雖然授課的校內外導師已經有意識地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了課程講解和討論之中，但這種“說教式的道德教育”究竟效果如何，能否實現“立德樹人、德法兼修”的目標，很難進行評判。
（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方案2.0的改革與優化
自2016年起，蘇大王健法學院按照“堅持立德樹人、德法兼修，踐行明法篤行、知行合一”的教學目標，開始探索依托院內卓越法律人才培養中心進行卓越法律人才培養2.0版實施方案。這一方案的核心是將法學本科人才培養目標確定為“培養德才兼備的法律解決方案供給者”。然后根據這一人才培養目標和近些年教育實踐的經驗和教訓，對本科生的人才培養方案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
具體而言，首先，壓縮必修課程，將部分偏重抽象理論思辨的課程作為高階選修課供學生選修，同時與學校教務管理部門以及兄弟院校溝通，開設更多的通識選修課，強化法科學生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和國際視野；其次，鼓勵任課老師將一些基礎性的知識，制作成在線開放課程（MOOC）供學生課前學習，從而將課堂時間從教師知識講授中解放出來，用于更多的教學互動與討論以及法律案例分析，提高學生“明法篤行”的意識和能力；最后，與上海小城（蘇州）律師事務所、吳中區律師協會、蘇州廣播電視總臺等單位協商，面向二年級以上的全體本課生，每年舉行“小城公益之星”創意訴訟大賽,并努力通過這一活動實現“德法兼修、知行合一”之教育目標，增強學生公益心和社會責任感。
（三）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方案2.0的運行機制
每年1-2月份，學生通過實踐調研，確定立項題目，收集材料填寫項目申報書，組隊參賽。每個參賽隊參與學生以3-5名為宜，比較復雜或需要進行大規模社會調研作為訴訟基礎的案件可以吸收不超過8人的學生。
學生3月中旬確定選題進行項目申報。學院根據申報情況遴選10-15個訴訟案件進行立項。
遴選的標準是：（1）學生提起的必須是真實的訴訟案件，而不能是虛擬的案件。同時，案件應當具有可訴性和成熟性，對于尚在進行中的法律案件或者可以通過投訴、舉報解決的案件，不納入本項活動之中；（2）學生須以自己的名義作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訴訟案件的類型可以是民事訴訟，也可以是行政訴訟，但鼓勵學生集中在消費者權益保護和環境保護等領域開展訴訟；（3）訴訟的主要目的應當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即應當具有一定的社會公益性，而不能僅以維護原告自身的人身、財產權益為目的。
年度公益性訴訟選題立項并公布后，學院和校外主辦單位分別為每組學生團隊指定2名指導老師（一名為院內教師，一名為律師），對案件訴訟過程中可能涉及的法律問題和實務操作問題進行指導。學生應當在立項后盡快開展相關的訴訟前期準備工作和訴訟工作。相關訴訟費用由主辦單位支付。
自2019年人才培養方案修訂之后，參賽學生可在6月份在學校的選課系統中選修學院在秋季學期開設的《法律文書與實務訓練》課程。9月份正式上課之后，該門課程的任課老師會進行為期4周的理論課程講授，并集中檢查和分析學生前期公益性訴訟的準備和實踐情況，并有針對性地為年度參與“小城公益之星”創意訴訟大賽的案件提供指導意見。
12月份，學院和校外主辦單位聯合召開年度“小城公益之星創意訴訟大賽答辯暨總結大會”，評定”年度公益之星”獎，并根據該答辯結果來確定該門課程的課程成績。
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的優勢
（一）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教學實踐符合卓越法治人才培養目標
從王健法學院過去四年多的探索和實踐來看，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可以同時實現“厚德育、強專業、重實踐”這一人才培養目標，具體而言：
1. 立德樹人，通過參與真實的公益維權實踐培養學生的公益心和社會責任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加強品德修養上下功夫，教育引導學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踏踏實實修好品德，成為有大愛大德大情懷的人。”多數大學生潛意識中都有著幫扶弱者和維護社會公益的意愿，到法學院來學習的學生尤其如此。但學生的公益心和社會責任感需要通過一定的實踐來激勵和引導，而激發學生這種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意識的重要方法，就是讓其體會到幫扶弱者、維護公益的成就感與快樂感。因此，通過引導學生親身參與具有公益性案件的維權實踐，可以讓其真切地體會法律人的社會責任感，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 知行合一，通過參與真實的法律實踐提高學生運用法律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法學課堂教學通常只能根據具體的法律來分門別類地傳授，但社會生活是復雜的，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往往需要綜合運用多個部門法或法學以外的知識，才能形成合理的法律解決方案。也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5月3日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專門強調“要讓法學專業學生多走進社會，在實踐中提升法律素養”。通過支持學生提起公益訴訟，既可以讓學生更多地走進社會，了解社會，也可以讓他們通過實際的訴訟案件提高運用法律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從而實現“知行合一”的教育目標。
3. 明法篤行，通過學生提起公益性案件促進社會法治進步。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我國的法治進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過，受數千年傳統人治思維的影響，我國的法治建設工作依然任重而道遠。王健法學院之所以支持學生提起具有公益性的法律案件，一方面是讓法科學生通過訴訟檢驗自己所學的知識，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個案裁判來建設性地推動社會法治進步，并給社會大眾樹立“知法、學法、用法”的榜樣，讓廣大人民群眾遇到法律糾紛時“信法而不是信訪”，愿意運用法律來解決他們所遇到的實際問題。
（二）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教學實踐能夠解決法學教育的痛點問題
雖然近些年全國各大法學院校已經加大了法律實踐或實訓課程的開發力度，但是法律實踐部門依然抱怨法學院培養的學生“只懂理論，不懂實踐”或“眼高手低，實踐能力不強”。批評和抱怨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我們需要在法學本科教育領域制定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教學實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實現這一目標。具體而言：
1. 提起公益性訴訟可以快速提高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
提起公益性訴訟對學生法律實踐能力的培養和提升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社會生活紛繁復雜，除了極少數事實清晰，法律關系簡單的案件，很多法律案件都需要學生綜合運用民事、行政、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乃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環境法、勞動法等專門法律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這就需要學生綜合運用在課堂上所學的概念、原則、規則來理解和適用法律，而不可能只考慮單個部門法的問題。因此，支持學生提供公益性訴訟可以鍛煉學生綜合運用部門法的能力。
其二，法律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社會科學，支持學生提起公益性訴訟，不僅考驗學綜合運用法律條文的能力，而且考驗學生從證據搜集和整理，到訴訟請求權的選擇，再到司法管轄權的確定，以及最后參加庭審、進行法庭辯論的能力。凡是經歷過從起訴到審判全過程的同學，都會感受到法律的嚴謹性和嚴肅性，也都會在此過程中不斷總結和提煉自己在證據搜集、法律論證、文字和語言表達以及溝通協調方面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訓練是講授式的課堂教育和模擬法庭難以有效提供的。
2. 解決德育和社會責任意識培養不足的問題
傳統法學教育比較注重學生法學知識體系的構建，但對學生公益心與社會責任感的培養關注不夠，導致一些學生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甚至法學院的畢業生很多最后走到了法律的對面，成為了違法犯罪份子。
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和法律糾紛，作為掌握了法律適用能力的法律人來說，如果不重視對公平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習，只看重法律職業的經濟收益或個人利益，很容易違反法律人的基本職業操守，最終變成唯利是圖乃至助紂為虐的工具。
不過，社會責任感和公益心是不可能完全通過課堂講解（比如講授式的）建立。誠如我國著名的教育家葉圣陶先生所言，“七分八分的想和說，不如一分二分的實踐”，“能使學生能夠把所學的東西化為自身的東西(這就是‘有諸己’), 能夠‘躬行實踐’,才是名副其實的教育。”
為了培養學生維護社會公益的社會責任意識，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除了開設《法律職業倫理》課程外，還該課程與《法律文書寫作與訓練》課程相結合，要求學生在遴選和進行訴訟時，應當從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利，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角度出發申報選題，開展具有一定范圍內的公益案件進行訴訟。對于一些僅僅對個人有利但不具有普遍公益性的案件，學院并不禁止也不反對，只是不會將這種訴訟入到“公益性訴訟大賽”和課程考核體系之中。
3. 解決學生被動學習，學習熱情不足的問題
首先，隨著信息技術的發達，從小學到大學，學生越來越被各類娛樂新聞、綜藝節目、游戲和電影、電視劇所吸引，甚至在課堂上，學生都不能集中精力進行學習。因此很多教育者為學生學習熱情不高或者注意力不集中感到擔憂，我們認為，這種擔憂是必要的，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不能是一味地批評和指責被教育者，而應當讓學生明白相關教學內容的現實意義，唯有如此，才能激發學生的求知欲，解決其學習熱情不足的問題。
自從啟動“小城公益訴訟”項目以來，蘇大法學院的本科生從大一入學就了解到，他們可以在一年或兩年之后就可以在學院和律所的幫助下來實踐和檢驗自己所學的知識，維護自己和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合法權益，所以學習態度和熱情異常高漲。而且這種學習熱情會在訴訟結束之后依然持續下去，因為無論訴訟成功與否，學生都已經體會到了學習法律對于自身職業發展的重要性。
其次，日常經驗告訴我們，學習者在解決自身必須解決的問題時對相關知識的學習熱情、投入度和精力集中度是非常高的，而且人類往往比較容易記憶和掌握與自己切身相關或自己曾親身參與其中的知識或事情。因此這一旨在“讓學生親自作為案件的原告或訴訟代理人參與案件解決”的教育方法，也大大增強和加深學生對課堂講授的法律條文和法學理論的理解和記憶，實現了對課堂教育的“反哺”和強化。
最后，截止到2011年，我國就已經制定了1 部憲法、236 部法律、690 多件行政法規、8500多件地方性法規，期待通過法學教師將所有的部門法都在課堂上進行教授既沒有必要，也不現實。課堂教育只能教授基本的、主干性的部門法，更多的法律知識需要學生通過自主學習、主動學習的方式進行掌握。學生提起公益訴訟的過程中，必然要復習自己在課堂上所學的法律知識，同時為了解決自身所面臨的問題，還必須查閱相關資料和法律規定來學習更多新的知識，因此這個過程可以有效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主動學習能力。
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的成效
“法庭就是法律人的戰場”。在這個“戰場”上，任何一個微小的、細節上的疏漏都可能會導致法律訴訟的被動乃至失敗。在蘇大法學院學生最初開展的“小城公益訴訟”中，同學們也出現過很多失誤。比如有的訴訟雖然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價值，但因為訴訟前期沒有進行證據固定，導致最終的訴訟結果無法實現預期的目標；有的訴訟因為訴訟請求權或管轄法院選擇不合理，最后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或被駁回起訴；還有的訴訟因為沒有認真研究訴訟期限而導致案件難以進入法院，最終不得不放棄。不過，經過2年多的教師訓練和學生之間的“傳幫帶”之后，立案率和勝訴率都得到了較大提升，并辦理了多起引起全國性關注的案件。
比如，在2017年的“小城公益訴訟大賽”中，王健法學院本科生吳佳祺同學發現，其在蘇州準備乘坐地鐵時，雖然公交卡里還有7元錢，但地鐵刷卡系統卻顯示公交卡“余額不足，不能進站”。經過溝通和了解之后，其發現出現這一問題的原因是《蘇州市軌道交通票務規則》第13條規定“蘇州通市民卡、江蘇交通一卡通本地卡余額低于軌道交通線網最高票價的折后金額（7.6 元）時將不能進站。江蘇交通一卡通異地卡低于軌道交通的線網最高票價時將不能進站。”
吳佳琪認為，該《票務規則》第 13 條在性質上屬于格式條款，加重了乘客負擔，排除了乘客主要權利，減輕了蘇州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的義務，為軌交公司的利益設置過度保障，當屬無效，因此訴諸蘇州工業園區法院。在此案審理過程中，蘇州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該案屬于本區域具有重大影響的案件依法進行了提審，并在2018年以調解方式結案。根據法院的調解結果，被告蘇州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應當于2019年12月31日前按最低票價進站的原則對《蘇州市軌道交通票務規則》第 13 條進行修訂并同步施行。最終，蘇州市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根據法院的判決修訂了其不合理的規定。這一案件有效維護了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社會各界廣泛贊譽。
在2018年的“小城公益訴訟大賽”中，王健法學院本科生孫燁婷同學發現，愛奇藝網站在觀看視頻的右上角時有“會員跳廣告”的廣告宣傳語，但是購買了“黃金VIP會員3個月”的會員共計58元后，觀看視頻時，依然有以舞臺劇形式和動畫形式呈現的卡姿蘭、即刻APP等廣告。孫燁婷認為，愛奇藝網站的此行為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6條關于“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應當依照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履行義務”的規定，屬于以違法方式履行合同，侵犯了原告的財產權，因此向姑蘇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此案經過一審和二審之后，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為，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帶有一定誤導性的廣告宣傳語，在訂立合同之前未盡到充分告知消費者的義務，違反誠信原則，導致孫燁婷作為會員用戶的預期體驗效果降低，造成孫燁婷一定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這一案件不但被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列入“2019年度全省十大典型案例”，而且還引發了多家全國性媒體對會員付費模式的持續性反思和討論，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同樣是在2018年的“小城公益訴訟大賽”中，王健法學院本科生劉智超同學發現，雖然中國知網（www.cnki.net）設置了個人用戶最低充值限額 50 元的限制，這導致其為下載 7 元的文獻而被迫充值 50 元。購買一篇文獻后，劉智超就賬戶余額退款問題與中國知網客服溝通，而客服以退款需要手續費，退款程序復雜、周期長為由，拒絕給原告辦理退款。此后雖然多次交涉，但中國知網依舊未辦理退款。
劉智超認為，中國知網所設定的充值金額限制變相強制原告購買該網站產品，侵犯了其所享有的自由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違背了其真實的意思表示，屬于《合同法》第54條規定的可撤銷合同范圍。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向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訴訟。2019年1月30日，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
法院認為，被告同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在其經營的中國知網（www.cnki.net）充值中心關于最低充值金額限制的規定無效。判決后，方知網（北京）技術有限公司蔣中國知網的最低充值金額從50元改為0.5元。
此案不但獲得了媒體的大量關注和廣泛正面報道，而且被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列入“2019年度全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十大典型案例”，并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報遴選了典型案例，用以指導全國相關案件的審判。最高人民法院從本案中提煉的裁判要旨是“經營方單方設定的最低充值金額條款不僅侵犯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無故占用了消費者的資金，還會額外增加消費者申請退款時的負擔，因此，該最低充值金額條款屬于限制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格式條款，系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應認定無效。”
從這一裁判要旨來看，本案不僅對中國知網的充值問題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所有的“經營方單方設定的最低充值金額條款”都產生了影響，對于保護各類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產生了廣泛的公益影響。
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的啟示
首先，近些年來幾乎所有的法學院校都強調法學教育的實踐性，但囿于師資隊伍、教學時限等方面的限制，實踐環節主要通過舉辦各類模擬法庭、到公檢法實習、見習或旁聽庭審等方式來完成。然而，模擬法庭畢竟不是真實的法律訴訟，其很難訓練學生的證據搜集、掌握和固定能力以及與法官、當事人的溝通和協調能力，而實習、見習或旁聽庭審時間較短，并不能全方面鍛煉學生的案件分析和法律適用能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近幾年通過讓學生以原告的身份真實體會“證據搜集與固定+判決先例檢索與社會調研+管轄法院選擇+撰寫起訴書+起訴+法庭辯論+上訴（可選）”訴訟全流程的教學改革和探索，大大提升了學生的參與度和對法律案件流程的熟悉度，對于提高學生運用所學法律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起到了事半功倍的功效。
其次，習近平同志指出，“法學學科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教育要處理好知識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系。要打破高校和社會之間的體制壁壘，將實際工作部門的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引進高校，加強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實際工作者之間的交流。”這一改革思路是非常重要的，但具體如何落實需要進一步思考。因為法律實踐部門專家的本質工作也是異常忙碌的，只有找到高校和社會實踐部門的契合點，實現優勢互補，法律實踐教學才能有序平穩、保質保量地推進。
通過支持學生起訴公益性訴訟，法學院校的教師可以為學生提供基本法學理論和法律理解和適用能力的指導，法律實踐部門的律師則可以為學生提供訴訟技巧方面的指導，而法官則可以通過審判過程中的溝通和判決來引導學生進行理性訴訟，因此可以有效實現“打破高校和社會之間的體制壁壘，將實際工作部門的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引進高校”的目標。
再次，從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近四年來的“小城公益訴訟案例大賽”實踐來看，當前法學本科教育和人才培養方案應當以培養和訓練本科生的法律適用和論證能力為核心目標，除了基本的概念之外，課程考核不宜過多地考察記憶性知識或者單純地考察理念性知識，也不應當將簡答題和論述題設置過高的比例，而應當通過具體案例的分析，讓學生置身于具體法律案件的“事實裁剪+法律適用+法律論證”場景中，從而得出法律上的解決方案。唯有如此，學生在在校期間提起公益性訴訟乃至畢業后從事司法實務，才能具有扎實的基礎。
最后，以“公益性訴訟”為抓手進行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沒有地域限制，也沒有非常高的準入門檻，只要學院和教師進行有效組織、引導和指導，學生愿意進行法律實踐，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學效果和社會效果。
比如，近幾年來華東政法大學也在推動該項活動。在2019年該校本科生王潔瑩同學認為，上海迪士尼樂園規定禁止攜帶食品入園的格式條款規定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遂訴至上海浦東區人民法院，經過法庭的公開審理和調解之后，被告上海迪士尼樂園對入園規則中相關條款內容進行了修改，即“除少數特殊食品仍禁止攜帶外，游客可攜帶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飲料進入該游樂場”。王潔瑩同學也因為這一公益性訴訟，獲得了中國消費者協會和人民網主辦頒發的“啄木鳥獎”，以表彰其在維護消費者權益領域所做出的貢獻。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學生的主要工作依然是學習為主，而且其對法律的理解和掌握能力還需要多加訓練，因此法學院校在開展此項活動時，應當側重于支持學生就身邊具有公益價值的小型訴訟開展相關法律實踐，不宜直接讓學生參與到具有高度對抗性、復雜性和利益紛爭的法律案件中。
另外，雖然我國近幾年正在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但司法資源也是異常寶貴的，因此法學院校在支持學生進行公益訴訟時，應當對案件的可訴性、成熟度和公益性等方面進行把關，確保真正有價值的案件進入到該活動當中，避免出現爛訴、亂訴以及其他浪費司法資源的案件出現。
結語
卓越法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其要求各大法學院校結合自身的情況，從教學理念到人才培養方案再到具體的教學實踐都要進行系統地調整和完善。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作為國內法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重鎮之一，一直在積極進行相關教學改革研究和探索。
經過四年多的實踐，我們發現，以“支持學生進行公益行訴訟”為中心的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模式和法律實踐課程創新模式，有效提升了法學專業的教學效果，訓練了學生運用法律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培養了學生的公益心和社會責任感，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獲得了社會輿論的廣泛好評，符合中央政法委和教育部在卓越法治人才2.0計劃中所提出“堅持立德樹人、德法兼修，踐行明法篤行、知行合一”的人才培養目標，可為國內法學院校提供借鑒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