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代法學家昂格爾的代表作《現代社會中的法律》所探尋的目標對象——法治，是一個在法學歷史中不斷被思考和論說的命題。昂格爾對法治由來和法治未來的思考和論說，不僅與他從事的法學專業相關，更重要的是，他試圖從法治現象看清更為宏大的社會問題，正如他在本書開篇坦率展現的，他渴望自己的解說可以超越前輩思想家的社會理論，重新塑造對現代社會的理解、對現代人的理解。在昂格爾看來，法治的未來即現代社會的未來。
作為特殊歷史現象的法治
昂格爾是在一種比較的類型結構中，在個體意識與社會結構的互動過程中，去講述法治這樣一種獨一無二的現代社會的法律秩序，從而闡發現代文明特質的。昂格爾勾勒了三種不同的社會類型結構，與之相對的是三種不同的法的類型結構：習慣法之于部落社會；官僚法之于貴族社會；法治之于現代社會。
昂格爾所稱的部落社會，是一個具有高度同一性的共同體。習慣法維系著人際交往和社會團結，是共同體成員心照不宣的行為標準。與社會自發形成的習慣法不同，官僚法是由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集團，明確、公開并強制規定和施行的。由于個體成員對于共同體并沒有高度一致的認同感，所以具有強制力的法，成為控制社會關系的工具。而現代社會中的法律，雖然仍然由社會權力機構制定和強制執行，卻不再作為等級社會維護優勢階層統治的工具，而具有“普遍”和“自治”的特性。
在昂格爾看來，現代法治的“普遍”和“自治”，是特定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社會結構打破了貴族社會中最高等級集團占據的支配地位，分化為多元利益集團。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分化的社會格局中，普遍存在并信奉一種更高的秩序和法則，用以識別或批評現實法律。昂格爾指出，如果沒有對高于現實社會那種秩序的信奉，多元格局中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就會與當時的政治力量對比，通過靈活的利益平衡予以解決。正是得益于西歐社會對高于現實的神圣秩序的信念，使得法治成為多元格局中的普遍標準。法律的內容和程序使每一種力量認可，這種安排可以合乎自己的利益，不受另外力量的絕對壓制，并可以對其他力量形成掣肘，從根本上動搖了貴族社會中個人與他人存在等級差別的正當性。這種強大觀念與多元集團結合，形成現代自然權利理論和自然法理論，繼而成為構建現代法治的理論基礎。
在這種特定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共同作用之下，昂格爾論斷說，現代法治的產生是一種偶然，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其他文明形態中，或者也存在多元集團，或者也存在超驗的世界觀，然而，這兩種因素沒有結合在一起相互作用。昂格爾以古代中國為例。在君主集權的制度之外，并無與之抗衡的政治力量，并且宗教知識始終為政治服務。在此社會形態中，法律具有官僚法的公共性和實在性，卻因為君主和行政的干預，始終不能產生現代法治的普遍性和自治性。
法治的理想與現實
法治產生于特定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中，這種結構和意識與部落社會、貴族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就多元化的社會格局來說，現代社會中的法律是“通過害怕而相互制約的工具”，而就現實法之上的自然權利和自然法來說，法治又蘊含了“共同認識和價值觀”，一種獨特的關于人性的理解——“人并不具備天生的，經過培育就可以保證公正秩序的善，但是人值得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且他們有能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達成關于正確和錯誤的共識。”于是，法治在這種利益和觀念平衡中，被賦予了中立、客觀，并保障個體平等的理想價值。
在昂格爾看來，法治的這些理想價值，賦予現代文明一種虛幻的光環，它使人誤以為現代是對傳統的革命，它與前代斷裂，并帶來了一種嶄新的社會生活。然而事實上，昂格爾指出——法治被寄予了過高的期望。法治從來沒有達成真正的平等，也不可能真正的客觀中立，法治從來沒有真正實現它的普遍性和自治性。
部落社會形態中內部人和外部人的界限，從來沒有在現代社會中真正消失，而是潛隱在民族、種族、家庭和友誼等私人生活領域。加之多元集團之間的合作和利益聯盟，加強了這種內與外、友與敵的部落時代的觀念。而官僚法制的等級制度，仍然在家庭、工作場所以及市場中直接、深刻地影響著個人生活。現實中的不平等，并沒有因為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規范，而得到徹底的糾正和改變。但由于多元社會結構較之貴族社會形態更易于變動、開放，使個人有機會和空間改變其社會地位，所以對不平等的現實狀況的反應反而更加強烈。立法的中立很難實現，因為立法過程不可避免地摻入某種政治傾向，而司法過程同樣取決于，法官在相互競爭的價值觀念中的權衡和取舍。
不僅如此，分工和專業化使人向其同伴展現的從來不是一個豐富而具體的人，而是一個職業化的個體以及有限的人性。部落社會的同一信念和道德，以及官僚法制中的價值觀念和各階層的專屬的榮譽感，在現代社會都失去了公共權威的支持，單憑法治根本不能促成現代社會的價值共識。在普遍的價值觀的迷失中，個體開始產生對日常工作價值的懷疑，甚至絕望。
為什么法治的現實沒有能夠實現它平等、客觀、中立和自治的理想價值？昂格爾認為，現代社會的法治內部，隱藏了一些矛盾沖突的因素。
首先，多元的世俗世界，要求特殊和靈活的規則，而自然秩序權利理論則要求普遍、穩定的規則。這些被視為理想價值的權利原則能不能隨著現實的改變而改變，如何賦予它解釋現實的彈性空間，成為諸多憲法要案爭議的核心。
第二，在現代社會，雖然貴族時代至高的優勢集團被分化分解，權力由多個集團共同分享，沒有誰有支配他人的權力，但現實中，確實有些人、有些集團享有的權利更多。因此，在法治平等的原則下，為追求更多的權利和權威的斗爭連綿不絕。
第三，法治的實現取決于一個重要前提，即權力是非人格化的，只有非人格化的權力才能受到規則的有效制約，使享有權力的人不能以公謀私，實現立法和司法的客觀中立。可是，法治所要求的非人格化，與享有權力者的人性本身存在矛盾，法律的內容和適用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參與者政治傾向和價值觀念的影響。
后現代法治
當福利國家日趨積極地介入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規劃、安排，法治的內在矛盾沖突不斷加劇。世俗世界要求更加特殊和靈活的規則，在立法、行政、司法中，一般性的法律規范和標準的適用范圍、適用邊界迅速擴張；為現實的平等權利的斗爭，要求法律從關注形式公正、程序公正，轉向實質的公正，對現實中不利處境的群體予以特別補償；法律從關心形式到關心實質的轉變，需要調動權力享有者的人格因素，這些阻礙法治的品質——它的普遍性，以及在法律內容、方法、機構、職業方面的相對自治。
在西歐之外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國家，傳統制度與現代法治相互滲透。一些傳統因素，非但沒有成為這些國家現代進程中的障礙，反而促進了商業、工業等經濟技術領域的發展，促進了文化和社會結構的改造。
在這種雙重的社會結構中，法治與部落社會式的習慣法體系并存。雙重的意識形態既相互交織又相互沖突。一方面，習慣法支撐著現代化的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而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和現代法治文化呼喚著個人的獨立和平等，呼喚對傳統等級制度的切割。接受傳統的觀點還是現代社會的文化？脫離所屬團體，獲得一種更大意義的自我和自治，還是隱匿個性，依附在影響其生存的穩定的社會背景中？昂格爾將這種在后發的法治社會中的個體的困境，稱為 “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癥”。
所以，無論在后發的法治社會，還是福利國家的后現代社會，法治與部落時代的習慣法、等級時代的官僚法，相互重疊、滲透，同時，它們之間的矛盾沖突也永無休止。昂格爾告訴我們，我們可以預見的是——由于法治內在的，以及與傳統之間的矛盾沖突，統治世界的法則永遠在發生變化，一定會轉變成另外的形態，這種形態同樣取決于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這不禁讓人想到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萬物流變”的觀點。正如昂格爾在《奇異宇宙與時間現實》書中一再表達的時間觀——在時間的長河中，沒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變的，任何事物都會發生變化，自然規律也無法逃脫這一常性。
（作者單位：首都經貿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