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連體嬰兒的父母為科索沃難民，居住在馬耳他。父親44歲，母親34歲，結婚2年，無子女。生活不易，父親無業，失業達8年之久。母親能找到工作，但因懷孕終止了工作。收入微薄，勉強度日。懷孕四月后，超聲波掃描發現母親懷有雙胞胎，而且是連體。醫生曾經在英國曼徹斯特圣瑪麗醫院實習過，他建議他們去英國治療。
馬耳他與英國有協議，可以送一定數量的病人去英國就診，但是，夫妻倆的難民身份，不能享受這個待遇。由于本地醫院無法治療連體嬰兒，地方政府出錢讓母親去英國，父親也想辦法跟隨。再次磁共振掃描后，父母的個人陳述稱：醫生認定嬰兒過小，難以存活，其中小的那個難以活著出生。在其家鄉，終止妊娠是違法行為。到英國后，得知特殊情況下，可以終止妊娠。但是，他們是羅馬天主教徒，強烈相信每個人都有生命的權利。上帝讓母親懷上了雙胞胎，上帝的旨意讓雙胞胎一直活著、繼續前行，以及在第一個7天里保持發育。婦產醫生的說法是：為了尊重夫妻倆的意愿，盡量不予人工干涉。到妊娠第42周的時候，才給母親剖腹產。2000年8月8日，雙胞胎出生，聯合重量為6公斤。出生后立即送進急救室。大一點的嬰兒代碼名為朱迪，有啼哭充滿活力，呼吸進食正常；小一點的嬰兒代碼為瑪麗，情況較糟，上氧氣面罩，通氣僵硬，聽不到空氣進入，無胸動或呼吸的聲音。一小時后無進展，胎兒掃描顯示，胸部有大量積水，估計是在肺部。心臟超大，不能自主呼吸。
雙胞胎外表上盆骨連體，各有四肢。內在里，每個嬰兒有自己的大腦、肺、肝和腎。唯一共有的器官是大膀胱，主要處于朱迪腹部，但是通過兩個獨立的尿道自由貫通。醫生給出的關鍵解剖學事實是：朱迪的主動脈供養瑪麗的主動脈，動脈循環從朱迪流向瑪麗。靜脈則從瑪麗返回朱迪。
朱迪9天后的醫生診斷是，她有解剖學意義上的正常的大腦、心、肺和肝。腸、脊椎、腎，都屬正常。下肢大致正常。神經方面，她有多種神經反應，屬于正常。智力方面，她有正常的大腦和智力，能指望正常工作。三周后，她有正常的反應和正常的發育，唯一不足的是她要供養她的妹妹瑪麗。朱迪心臟保持穩定，顯示能與環境合拍。
但是，瑪麗的情況不樂觀。在三個關鍵期，她的情況嚴重不正常。首先，她有一個發育不善的原始大腦。發展遲緩，認知困難，可能會發展為腦積水，導致損害，最后有可能心臟病和癲癇并發。其次，她的心臟超大，功能虛弱，泵送無力。第三，肺部組織缺少功能機理，不能自主呼吸呼出空氣。心、肺和大腦的殘缺，使得瑪麗不能獨立存活，只能借朱迪的供養維持。
（二）
基于連體雙胞胎的情況，醫生給出了三個方案。其一，永久性連體。不做手術，維持現狀。潛在正常的朱迪攜帶著不正常的瑪麗。朱迪不能行走和正坐。高強度的心臟輸出，可能導致她在幾周或者幾月內死亡。如果供血不足，那么重要器官和腎臟將無力工作，大腦缺血缺氧會導致兩個嬰兒均告死亡。其二，有選擇性的分離手術。讓瑪麗死亡，就會使朱迪獲得獨立的、長久的和良好的生活機會。她能無須輔助和相對正常的獨立行走。分離手術可以使朱迪參與與她年齡和發育匹配的正常生活。其三，半緊急／緊急分離手術。如果瑪麗突發狀況而死亡，那么緊急手術會對朱迪帶來災難，威脅她的生存。與選擇性手術比較而言，選擇性手術的死亡率為6%，緊急手術的致死率為60%。對于瑪麗來說，分離手術意味著死亡。比較而言，醫生更傾向于選擇性手術。
連體雙胞胎所涉及的法律和倫理困境，已經有大量的文獻。本案中，父母不愿意做分離手術，醫生和醫療機構則傾向做分離手術。醫院向法院申請執行令，希望通過法院裁決給連體嬰兒做分離手術。
父母提供的陳情書說，他們首先感謝醫護人員提供的治療，也感謝英國政府的幫助，但是，不能接受死亡一個孩子來挽救另外一個孩子。他們說這是上帝的意志，每個人都有生命的權利，不能殺一個女兒來救另外一個女兒。另外一個方面，如果手術后朱迪活下來，她也需要特殊的看護和治療。朱迪要去英國接受治療，他們兩人無力承擔，也不知道政府是否愿意支付費用。父母難以下此決心。不過，父母愿意接受英國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同意法院對此作出裁決。
（三）
高等法院于8月18日按照1989年兒童法案發布傳票，稱：如果未成年人不能給出有效的同意，而且父母又拒絕給出同意書，那么為了孩子的最佳利益，第一，實施不分離朱迪和瑪麗的手術，第二，實施緊急的分離手術，第三，實施選擇性的分離手術，都是合法的。
約翰森法官一審獨立裁決，他認定朱迪應當過一種“相對正常的生活”。手術意味著朱迪的生，瑪麗的死，但是，朱迪值得擁有同類兒童品質的生活。他將孩子的福利當作最高準則。他尊重孩子的父母，但是，此種情況下，孩子的生命更加重要，這是一個自由社會追求的目標。就朱迪和瑪麗而言，法官說他應該做出平衡。是讓朱迪過上正常的生活，還是延長瑪麗幾個月的生命，他得進行利益的權衡。瑪麗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同情歸同情，同情不能改變她的結局。即使不做分離手術，她也只能存活幾個月。法官說，在聽證會上他咨詢過醫療顧問和兒科大夫，他們的說法是，瑪麗不能哭，她沒有肺器官去哭泣。
法官說，分離手術是一種積極的行為，積極行為導致瑪麗的死亡。法律上無法避免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嫌疑。醫生的解釋是，朱迪可以被看作是瑪麗的生命維持器，分離手術實質上是切斷了瑪麗的生命維持機。但是，法官不同意這樣的觀點。他寧愿看作是，瑪麗的死亡是中斷和撤回從朱迪那里吸取的血液供應。這樣理解的話，手術不再是積極的作為，因此合法。法官作出了同意分離手術的判定。
父母不同意初審法官的判決理由，提起了上訴。上訴法官們分別從醫療法、家庭法和人權法做出了分析。主審法官沃德稱，按照醫療法，基本的原則是，未經過本人同意在他或者她身上手術，是違法行為，這既是刑法上的傷害，也是侵權法上的人身侵害。每個成年人都有健全的腦子，有權決定對他自己的身體作出決策。對于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則適用普通法上的緊急避險的原則。緊急避險可以使非法行為合法化。對于未成年兒童，則適用代理人同意的原則。按照1989年兒童法案，父母已婚，父母行使代理權；父母未婚，母親行使。
如果父母代理權與未成年孩子最佳利益不符，那么就要尋找新的處理。按照普通法，法律從來不將父母的權利視為至高無上，或者超越必要的審查和控制。對父母代理權的否決權，由法院掌握。任何人有利害關系，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提交法院，由法院決定。
按照家庭法，父母監護權是第一位的。但是，為了未成年孩子的最佳利益，也同意法院行使否決權。其中，孩子的福利是法院最高的需要考量的因素。上訴審中，提出的問題是，其一，朱迪與瑪麗的分離，是朱迪的最佳利益嗎？其二，瑪麗與朱迪的分離，是瑪麗的最佳利益嗎？其三，如果利益發生沖突，法院就要平衡雙方的利益，允許一方的利益優先于另外一方的利益。第四，如果優先利益是做分離手術，那么如何手術才合法。
預設的問題是，連體的兩人，其中的每個人都是人嗎？法官說，對此并無一致的意見。但是，所有當事人，以及相關醫學人士比如產科醫生、婦科醫生、放射科醫生、心臟病學家等都認定兩人的個體性，“盡管雙胞胎有共同的一些組織，但是他們各有獨立的心臟、大腦，因此醫學上講他們是獨立的個體”。
對于朱迪來說，分離手術無疑是最佳價值的，因為生命可以從幾個月延長到正常的生命期望值。即使手術可能帶來腦損傷，也有生命的危險，但是，她可以有一個完整的膀胱，最壞的結果只是戴一個結腸造口袋。手術成功，她還能有正常的性功能。生命的價值和生命的神圣性，都讓分離手術給朱迪帶來最佳利益。
對于瑪麗來說，是否有最佳利益是個難題。上訴法官說，分離手術導致瑪麗的死亡，不可能促進瑪麗的最佳利益。除非適用安樂死的分析，一個晚期病人生不如死的時候，結束她的生命也許是最佳選擇。即使是按照羅馬天主教的道德神學，過度治療會導致身體痛苦、精神折磨、社會隔離和財力支出，因此拒絕治療也具有正當性。治療的價值與生命的價值不等同，生命無價，治療則可以取舍。法官說，雖然手術對瑪麗無利，這情形叫人絕望，但是，她的生命仍然不可減損、充滿了尊嚴。
最后，法官將朱迪和瑪麗的利益進行平衡。法官說，手術能給朱迪帶來全新的生命，卻給瑪麗帶來了死亡，但是，法官還是將天平傾斜給了朱迪。他說他不是平衡生命的質量，而是更看重生命的潛在價值。瑪麗靠朱迪生存，她實質是在吞噬朱迪的生命之血。朱迪活，瑪麗才能活。瑪麗的寄生生活是朱迪死亡的原因。法官假設，如果朱迪能說話，她肯定會說，“停下來，瑪麗，你在謀殺我”。瑪麗將無言以對。法官說，在我的公平和正義的天平上，結論是醫生能夠幫助朱迪，幫助不了瑪麗。法官的結論是，同意醫院進行分離手術。
手術后，瑪麗死了，朱迪活了下來。全家回到馬耳他生活。15年后，朱迪接受采訪時說：“現在我想成為一名醫生，這樣就可以幫助像我們這樣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