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強調，要深化改革法律服務體系建設、加快整合律師、公證、司法鑒定、仲裁、司法所、人民調解等法律服務資源，盡快建成覆蓋全業務、全時空的法律服務網絡。2020年5月29日，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強調，要推進政法領域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各地各級法院將司法審判移步至網絡空間，積極推行在線訴訟模式，提供網上立案、在線庭審、在線調解等多項服務，將在線訴訟從專門的網絡法院推廣至普通法院，逐漸推動在線訴訟普及化。新形勢下，政法公共服務制度如何形成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機制體制，值得探討。實踐中，有的地方訴訟服務與公共法律服務已開始融合。
融合基礎及實踐
杭州市互聯網法院成立后，北京、廣州等地互聯網法院相繼成立。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顯示，智慧法院在疫情防控期間“大顯身手”，全國法院網上立案136萬件、開庭25萬次、調解59萬次，電子送達446萬次。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民事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試點實施辦法》明確提出，要探索推行電子訴訟和在線審理機制，推進電子訴訟的基本原則、適用條件和主要規則。疫情防控期間，最高法又發布《關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加強和規范在線訴訟工作的通知》，使得在線訴訟快速發展。但實踐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由于有的法院在線上核實當事人身份后又在線下現場核對身份，加大了當事人負擔，降低了工作效率；和傳統線下送達方式相比，電子送達更快捷、便利，但無法保證當事人是否已閱讀送達內容等。但在公共法律服務領域，我國已經建成了覆蓋城鄉的公共法律服務平臺體系，并實現了網絡、實體、熱線三大平臺融合。這為訴訟服務與公共法律服務融合、對接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廣州、上海、浙江等地已開始探索訴訟服務與公共法律服務的融合，比如2018年1月，廣州市中院與廣州市司法局簽署《關于開展公證參與人民法院司法輔助事務試點工作合作框架協議》，推進人民法院司法輔助事務與公證機構工作有效對接，公證機構參與調解、取證、送達、保全、執行協助，以幫助法院緩解“案多人少”壓力。同時，公證機構可以向法院查詢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件、宣告失蹤、宣告死亡案件、監護權案件等的生效裁判文書；建立遺囑類、繼承類公證案卷和相應裁判案卷查閱快速通道；建立與繼承事務相關業務風險信息通報機制等。2020年2月，上海高院、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律協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推廣網上訴訟服務的通知》，其內容所涉及的主體既包括法院和法官，也包括律所和律師；程序貫穿網上調解、網上立案、網上閱卷、網上庭審、網上保全、電子送達、網上繳費等。這說明開展訴訟服務與公共法律服務的功能對接，既能補足法院在電子訴訟中的短板，又能切實提升公共法律服務的質量和效益。
融合創新路徑
要充分發揮公共法律服務中心與訴訟服務中心的“雙中心”功能，既要做好公共法律服務中心與訴訟服務中心在訴調對接中的融通，又要做好訴訟活動中公共法律服務與訴訟服務的融合。
一是訴調對接中“雙中心”的融通。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和街道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站、村（居）法律顧問室可以為人民調解工作室提供場地，通過公共法律服務平臺與訴訟服務的數據對接，保障訴前調解的電子案卷材料信息、調解人員的資質信息直接向訴訟服務中心流轉。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為人民調解員的“以獎代補”經費提供支持。
二是電子訴訟中“雙中心”的融合。在電子訴訟中，公共法律服務中心與訴訟服務中心的功能融合可以貫穿到立案、宣判、送達等全過程。立案階段，通過與律所信息對接直接查驗律師身份，普通群眾可以到所在轄區村（居）法律顧問室由村（居）法律顧問、基層法律工作者對其查驗身份，并通過公共法律服務平臺對身份信息予以確認。送達階段，為彌補電子送達的不足，既可以由訴訟服務中心委托村（居）法律顧問室代為送達，又可以委托村（居）法律顧問室代為搜集當事人地址信息自行送達。庭審活動，可以在公共法律服務平臺設立獨立的遠程庭審室，配置符合遠程訴訟條件的設備，以便于當事人或證人就近能找到符合在線訴訟條件的場所，保障庭審活動的嚴肅性。此外，訴訟服務中心和公共法律服務中心建立普法案例庫對接機制，將轄區內高發性矛盾糾紛典型進行匯聚、甄別、篩選，通過法治宣傳教育的精準投放，將社會矛盾糾紛扼制在萌芽狀態，從而有效實現基層社會矛盾糾紛源頭治理。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