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防衛既是一個法律判斷，也是一個事實判斷。這個事實判斷就是侵害行為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以及防衛行為的及時性和必要性。可以說，正當防衛首先是一個證據和事實問題，在搞清楚證據和事實基礎之上，才是規范判斷的問題。
正當防衛審查程序作為正當防衛遷移至偵查環節的判定程序，實際上就是在以往彈性化、非正式的、建議性的檢察介入引導偵查制度上，以正當防衛為內容進行部分剛性化、制度化改造。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對于正當防衛問題要及時正確處理，但如何兼顧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滿足更大的法治訴求？對此，筆者認為，正當防衛既是一個法律判斷，也是一個事實判斷。這個事實判斷就是侵害行為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以及防衛行為的及時性和必要性。可以說，正當防衛首先是一個證據和事實問題，在搞清楚證據和事實基礎之上，才是規范判斷的問題。而在事實和證據判斷問題上，一線偵查人員更有優勢，其親歷性更強，那么，制約偵查人員能夠及時得出正當防衛結論的原因到底為何？
唯結果論的執法觀。即只要有傷害結果，就看誰的結果重。這在某些案件中不會出錯，但在別的案件中卻可能出錯。死亡結果、更重的傷情結果，作為一種被害的標識，可以博取同情，可以引起關注，可以向司法機關施加壓力。而正當防衛要證明其中的合理性，比唯結果論定案要復雜，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付出數倍工作量，并能承受被害方的信訪壓力，以及不明真相者的質疑。
信息披露與公眾接受度。這其實是一種公眾性心理，容易將自己預設為被害人而予以同情，并設想自己也可能處于被害人地位，因此被害人的不公就是對自己的不公，從而產生一種情感共鳴。因為這種情感共鳴，就容易喪失是非判斷的理智。而對被害人的判斷，其實是根據被害信息來判斷的，這個表面上看起來是結果，但其實是一種信息。面對這個全面的信息，公眾可以得到合理的結論。但很多案件，都不具備公民獲得全面信息的可能，對于幾乎看不到特別詳細的起因和過程，公眾按照常理自然會得出一個誰被打得重，誰受到的暴力侵害就多，誰就更弱勢，而對方就更強勢的結論。可以說，案件信息通報的簡單化，以為言多必失，不愿意披露視頻證據，害怕引起重大輿情等擔心，就構成了暴力案件信息披露的有選擇性、粗線條，從而產生誤導公眾和上級機關的效應。與之同時，這還會導致因為案件結果及簡單化的原因描述所誘發的錯誤聯想，并據此對被害方施加了過多的，甚至是不當的同情。
在偵查機關和司法機關有選擇地、謹慎地披露案件信息的同時，被害方卻可能借助自媒體進行無限制發聲，從而向公眾呈現一邊倒的“案件信息”，那必然是對被害方有利，而對嫌疑人不利的證據和描述。如果說公眾是法官的話，那兩造雙方處于一種不平等的狀態，一方是捆住手腳的，另一方卻是不受約束的，這樣的語境很難指望它得出公平的結論。如果希望正當防衛的判斷可以前移的話，那就必須要解決好信息披露與公眾接受度的問題。
判斷能力和判斷程序。最高檢公布的有關正當防衛典型案件中，其中有雖然有死亡結果，但是以過失致人死亡移送過來的，可見偵查機關已經意識到正當防衛的性質了。只是在是否擁有無限防衛權的問題上，判斷得不夠準確。但這種要求對偵查機關來說，確實有點苛責了，因為涉及到無限防衛權，已不僅是證據事實的問題，更是刑法理論的運用問題，這確是檢察機關更加擅長的。而且對于這種微妙的判斷，一早由偵查機關確定，不再移送過來，這樣是否合適，也需要研究。但從其他典型案件來看，還都是以故意犯罪移送，而對正當防衛完全沒有認識，確實暴露出在正當防衛基礎認識上還存在很大的傳導空間。這里邊，可能也不僅僅是完全認識不到的問題，也存在即使認識到這個問題，但是為了避免承擔過大的偵查負擔，或者害怕被害方和部分公眾的壓力，而把矛盾上交的情況。事實上，也許有些與正當防衛有關的證據都已經取到了，甚至就在案卷里，只是不想在移送審查起訴意見中認定防衛性質，從而避免擔責。
事實上，必須承認，面對這種壓力，司法機關確有顧慮。應對的方法唯有更加審慎處理，收集更加完整的證據，充分還原事實真相，通過公開聽證等形式回應當事方訴求和社會關切，通過更加完整的法定程序，比如檢委會討論等，從而形成更加強大的抗壓能力，贏得訴訟各方及公眾的認同。
從這個意義上說，正當防衛前移處理必然會引起更多的關切，必須以適當的程序來予以回應，并且在偵查機關自身的判斷能力之外還要引入檢察機關的判斷能力。這也是昆山反殺案給我們帶來的啟示，雖然是在偵查環節處理，但是在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和引導下，最終得出的結論。所以這個結論不僅有偵查機關的聲音，也有檢察機關的聲音，同樣也必然擁有兩個機關的審慎判斷程序，這就給結論的正當性加上了一個雙保險。
因此，筆者建議，在重大復雜暴力犯罪案件中，如果一旦發現存在正當防衛性質，尤其是存在無限防衛權的判斷問題，偵查機關一般應當邀請檢察機關介入，為案件的最終處理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只有這樣才能在確保判斷能力充足，判斷程序足夠嚴謹，也才能在確保公正的前提下，提高正當防衛的認定效率。具體而言，就是要構建一套“正當防衛審查程序”，作為正當防衛前移至偵查環節的判定程序。
程序啟動。有些案件在偵查環節就已經認識到存在正當防衛的可能，那當然就應該全面收集有罪和無罪證據。但考慮到直接作出撤案決定有很大輿論壓力，同時也有很大的判斷難度，公安機關應提請檢察機關介入引導偵查，并對正當防衛問題提出一個判定意見。這個程序將來可以在刑事訴訟法中單獨設定，有別于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如可以命名為“正當防衛審查程序”。在“正當防衛審查程序”中，經公安機關提請由檢察機關進行審查，并提出判定意見，建議撤銷案件，或是繼續偵查。審查方法與審查逮捕的方法類似，但是可以提前至偵查啟動后的任何時間，且結論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從而將正當防衛的理念落實到偵查環節。不僅偵查機關有提請“正當防衛審查程序”的權利，也應當賦予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以提請權，由檢察機關審查判斷是否啟動。一旦啟動，作出的決定公安機關就應執行。這實際上就是在以往彈性化、非正式的、建議性的檢察介入引導偵查制度上，以正當防衛為內容進行部分剛性化、制度化改造，從而促使正當防衛在訴訟環節能夠不被延誤地及早落實，通過引入檢察判斷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偵查機關法律判斷能力的不足。
程序實施。“正當防衛審查程序”的審查時間不能過長，以3天至7天為宜。審查方法可以包括閱卷、提訊、詢問等常規方法，但聽證應該成為一種重要審查方式，從而提高審查的公開性和效率。但考慮到偵查活動的秘密性，應該對公開的范圍有一定的選擇。在正當防衛審查聽證會上，檢察機關應當全面聽取偵查人員、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但考慮到“正當防衛審查程序”的啟動都具有一定的緊迫性，因此審查方式可以適當靈活。為了保證審查效率，可以在執法辦案中心、看守所、檢察機關辦公區分別設置檢察聽證室，方便及時開展工作。
程序處理。處理結論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建議撤案，另一種是繼續偵查，并就偵查方向和內容提出建議。能夠在“正當防衛審查程序”中就認定為正當防衛的，就沒有必要等到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環節再作結論。而且現在羈押率降低，很多案件并不羈押，等到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再作結論，恐怕會延長很多時間，并且錯過了最佳的偵查時機，很多證據將難以獲取，從而造成進退兩難的“夾生案”，空耗很多訴訟時間，讓嫌疑人和被害人背負巨大訟累，最后即使作出存疑不起訴處理，也會讓案件不清不楚，讓被不起訴人不能清清白白復歸社會。這是“正當防衛審查程序”設立的意義所在，確保在偵查環節發現存在正當防衛可能即予查處并盡快得出結論。即使不能馬上作出判定，也應該由檢察機關向偵查機關提出明確、具體的繼續偵查意見，從而保證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都能夠得到及時充分收集，保證不枉不縱。
信息發布。對于公眾關切的“正當防衛”疑案，應由檢警聯合召開案件信息發布會，就“正當防衛審查程序”發現的有必要發布，且不易篡改的關鍵證據予以適當公開，比如監控錄像、照片、痕跡及鑒定結論等。在案情發布時不能僅僅突出案件的結果，應該最大可能對案件原因和過程進行客觀描述，從而使公眾對案件的判斷掌握全面信息，以有利于司法機關與社會輿論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