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趙赤 常州大學史良法學院教授，刑法研究所所長。
如何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我國公共衛生及重大疫情防控法治發展，是我國當前法治建設的重大需求及緊迫課題，為此我國法律界應當做好包括全球視野研究在內的深入研究。
一、國際社會公共衛生及重大疫情防控法律規制的特點趨勢
當代國際社會代表性國家的公共衛生及重大疫情防控法律制度快速發展，其特點趨勢表現在法律體系、觀念創新、重點內容等多個方面。
（一）憑借創新觀念打造契合風險社會需要的創新型疫情防控法律制度。
尤其是，針對重大傳染病采取等同于“生物恐怖主義”的法律應對是當代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及共同趨勢。全球視野看，“生物恐怖主義”這一概念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鑒于重大傳染病與“生物恐怖主義”所共同具有的極大風險，因而當代各發達國家及眾多發展中國家不再將嚴重傳染病暴發理解為傳統的常規性危害，而是將其與“生物恐怖主義”并列納入國家“反恐”法律及制度框架。
（二）突出重點特色彰顯公共衛生及疫情防控法律制度的針對性有效性。
就重大傳染病緊急應對而言，風險信息的及時獲取、科學分析及通訊交流至關重要。例如，美國多數州及地方的衛生法典就要求醫生和實驗室就衛生法典已經列出的特定嚴重傳染病以及衛生法典所沒有列出的新出現傳染病進行報告，此外多數州還要求報告任何不常見的傳染病及其臨床特征。實際上，美國發現的好幾起傳染病案例就是起源于敏銳地發現并報告了不常見的傳染病風險信息。
二、新時代我國重大疫情防控法律制度創新發展的路徑要領
基于我國現狀并結合前述當代國際社會公共衛生及重大疫情防控法律制度的最新發展，我國亟待推進公共衛生及重大疫情防控法律制度的創新完善。
（一）以創新發展引領我國公共衛生及疫情防控法律制度的發展完善。
一方面從立法現狀看，我國雖然已經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1989年制定實施，2004年、2013年兩次修改）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2007年制定實施），但在重大傳染病這一當代最為巨大的風險領域的緊急反應法規方面卻僅僅擁有國務院出臺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2003年5月制定實施，2011年1月修訂），至今沒有制定專門針對重大傳染病應急反應的專門法律。另一方面從重大疫情防控實踐看，以此次武漢為中心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阻擊戰為例，無論是早期一些地方及有關方面的具體應對還是整個過程的應對和反應，都表現出倚重行政管理手段而法律制度支撐不夠的明顯特點。
（二）突出重點特色進一步提升我國重大疫情應急反應法律制度質量。
以風險信息舉報及其法規保障這一重點內容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31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傳染病病人或者疑似傳染病病人時，應當及時向附近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或者醫療機構報告。顯然，前述規定的細致性、針對性、操作性不夠，有待完善。全球視野看，近年來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眾多國家紛紛加強了針對風險信息舉報人即所謂“吹哨人”的法律保護。比如，英國于1998年制定了《公共利益披露法》，該法專門就“吹哨人”的法律保護予以明確規定。根據該法，相關人士尤其是專業人士基于善意以及合理的信賴并且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而就相關的危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和事態予以披露，即使實際上存在一些失真也予以法律保護。不難看出，我國如果出臺類似的細致化規定，則此次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中的“李文亮醫生事件”就可能避免。
（三）著眼公法以強化我國公共衛生及重大疫情應急反應的法律保障。
根據刑法及司法解釋，我國刑法第330條規定的“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屬于危險犯且最高法定刑為7年有期徒刑。實際上，全球視野看許多國家紛紛擴大或提高了重大疫情犯罪的犯罪圈和法定刑。例如，英國法律規定，值班醫生等職業人士不報告重大疫情信息的，就構成犯罪；同時許多國家法律規定，重大疫情期間，被采取強制性措施的當事人擅自脫離制定地方的，即使沒有造成危害結果也構成犯罪。考慮到重大傳染病所具有的極大風險危害，我國應當適當擴大重打傳染病應對的犯罪圈范圍，同時降低“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入罪門檻并提高其嚴重情節下的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