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審判制度歷來是經國序民、定國安邦的重要制度。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制度接地氣、順民意，在定分止爭、消弭矛盾、維護穩定方面獨領風騷：以最宏大的裁判文書網亮曬裁判結果；以最強悍的“執行”舉措亮劍失信被執行人；以最快速的辦案節奏回應社會……在聶樹斌案、張文中案、“電梯內勸阻吸煙”案、“追趕交通肇事逃逸者”案、于歡案等一系列案件中，人民法院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嚴格依法審慎裁決，最終成功回應“冤不冤”“糾不糾”“勸不勸”“追不追”“防不防”等眾多社會普遍關注、利益糾葛復雜的重大爭議，在全社會樹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旗。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過程中，結合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制度顯著優勢進行了系統研究和梳理，旨在通過客觀、全面、真實地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制度的顯著優勢，深化認識，促成共識，從而進一步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制度之路，更好服務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民，為世界法治文明貢獻中國智慧。
本報特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制度研究”專欄，刊登系列文章，從政治性、人民性、統一性、正義性、高效性、透明性、規范性、回應性、適應性等方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制度顯著優勢進行論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不斷探索實踐，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為新時代推進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人民政權建設理論指導下，全面總結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司法實踐經驗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司法制度，體現社會發展規律，具有豐富的社會主義內涵，適應中國國情，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我國的審判制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論述的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一樣：“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我國審判制度的理論基礎，決定了我國審判制度的本質屬性。
一、馬克思主義人民民主的價值理論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是社會發展的主體，是創造社會歷史的根本動力，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也是社會進步的最終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第一次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必須“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系統闡述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的階級本質、組織形式和組織原則。新中國審判制度就是在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指導下，逐步探索和建立起來的。我們黨在新中國前后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建立人民司法制度、進行司法改革運動，是人民民主政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司法權是國民的直接所有物，國民通過自己的陪審員來實現這一權力，這一點不僅從原則本身，而且從歷史上來看都是早已證明了的。”因此，人民專政理論是我國審判制度人民性的理論源頭。新時代人民法院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圍繞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公正司法、為民司法的實踐有著堅實的理論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司法審判既著眼于“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又努力實現讓每一個案件的當事人個體感受公平正義。
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理論
馬克思主義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議行合一的政治原則，即社會主義共和國政權組織形式理論——人民代表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理論和民主集中制理論。人民代表機關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共和國必須建立通過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機關作為國家統一的、最高的權力機關，并依此體現人民主權，在我國這種理論的實踐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即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統一行使國家權力。民主集中制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機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權力機關和其他國家機關之間的關系、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以及各個國家機關內部的關系都必須既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導下民主。鄧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的制度。”在人民代表機關理論和民主集中制理論下，一是我國政權機關實行議行分工，而不是三權分立，即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統一的國家權力之下，實行立法、政府、監委、法院和檢察院分工原則。民主集中制理論決定了我國審判機關與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檢察機關的關系。二是體現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時，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障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這項憲法原則下的檢警關系模式和檢審關系模式是我國法治建設的獨創，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能夠保證公正執法，有效應對和妥善處理復雜的社會問題。三是民主集中制決定了法院內部組織形式，合議庭制度和審委會制度都是民主集中制的表現。我國是人民法院和審判組織集體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組織和個人干涉，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法官個人獨立審判。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形式和決策方式，保證辦案質量，發揮集體智慧，同時有利于加強監督。西方一些國家在分權與制衡理論基礎上，實行國家政權的三權分立制度，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權力制約和監督，但也極易導致議而不決，缺乏效率。這些國家雖然實行三權分立，標榜司法獨立，但法官的選任受到立法、行政和政黨的直接影響，甚至是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而且法官裁判往往受到其本人政治信仰和傾向的影響。
三、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本質理論
堅持三者有機統一，是我國政治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本質特征，集中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國國家政權的階級本質，人民性是我國社會主義審判制度的階級本質。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根本要求。政治性要求審判制度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人民性要求審判制度踐行為民宗旨，法律性要求審判制度發揮職能作用。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從國體、政體和治國方略三個層面綜合體現了社會主義審判制度的本質。在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中，最高境界是堅持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實現法律效果，就是嚴格依法辦事，以法律作為判斷是非基本依據，這是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實現社會效果，就是既要實現個案公平正義，又要兼顧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普遍認同，最大限度增進社會和諧。實現政治效果，是人民法院審判承載政治功能的必然要求，司法審判要站穩政治立場，善于在法律框架內實現政治意圖，發揮政治功能。堅持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體現出我國審判制度的優越性，既能防止機械司法，又能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對經濟規律和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開始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創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造性的重要體現，既能夠發揮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又能夠發揮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促進和推動發展生產力的制度優勢，是人類社會公正性和效率性的有機結合。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自身內在屬性和鮮明的特征：以自上而下的培育而不是走資本主義用幾百年的原始積累老路為外發型發展模式，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政治保證，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基本經濟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為基本分配制度，以達到共同富裕為終極目標等。我國的審判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隨著我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而變化，而且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起著促進、規范和保障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依法打擊刑事犯罪，維護政治安全和制度安全，為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創造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依法審理和調處各類民事商事糾紛，平等保護各類主體合法權益，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尤其是黨的十八以來，我國的審判制度、機制和活動，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積極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加強產權保護和維護企業家權益，營造公開透明可預期營商環境，服務和保障國家發展重大戰略等。
五、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精髓和靈魂。堅持實事求是，就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來研究和解決問題，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來制定和形成指導實踐發展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是要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我們現在的基本國情，主要是人口多，底子薄，發展很不平衡。就我國法治建設而言，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就是符合中國國情，就是堅持實事求是。在審判工作中，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具體化為“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強調重視調查研究，認定案件的事實上靠證據，嚴格適用法律為尺度裁判案件。西方國家自古羅馬以來實行“一事不再理”原則，所謂“官無悔判”，堅持既判效力。我國對確有錯誤的生效裁判通過審判監督程序進行糾正，這既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又符合中國追究實質正義的申冤法律文化的國情。近年來，各級法院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以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依法糾正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等一批重大冤錯案件。
六、中華法律文化傳統精華的歷史根基
張晉藩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法制文明，尤其是中華法系，在世界法制文明史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顯示了中華民族對于世界法制發展的偉大貢獻。梁啟超認為，“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我國古代社會以家族為單位，法律以身份為核心，法律文化體現集體本位、集體利益至上的特點。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提倡和發揚集體主義，堅持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在保證集體利益的前提下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當兩者有沖突時，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表現在司法審判中，就是司法審判要堅持人民整體利益和集體利益出發，服從服務于黨和國家大局。引禮入法，禮法融合是我國傳統司法最鮮明的特征，它所體現的道德與法律的結合，親情義務與法律義務的統一，對我們當今時代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對審判注重天理、國法與人情三者的和諧一致具有直接影響。以民為本，明德慎罰，注重教化的人本主義法律觀傳承，我國司法審判重視民命，實行死緩和死刑復核制度，實行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行“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方針政策。無訟是求，調處息爭，官民協同化解矛盾的傳統是我國現代調判結合、案結事了以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源頭活水。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