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將于2021年1月1日起實施。民法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隨著民法典的實施，群眾對民事訴訟制度公共服務的訴求也會不斷提升，其在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構、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糾紛中，也將產生重要的意義。
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重心在于全面推進社會治理的法治化，讓基層社會治理步入法治軌道。在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建設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對實現法治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將從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等方面為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化發展提供路徑保障。在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有效互動中，公共法律服務制度體系建立需要通過科學有效的治理途徑轉化為實在優勢，并進一步推動、保障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發展。在市域社會治理中，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城市的制度優勢和技術優勢，將完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與應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相結合，將城市社會各項事務治理途徑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和治理手段數據化、信息化、智能化相結合。
完善公共法律服務建設的意義
公共法律服務，是指為滿足社會經濟發展中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法律需求，彌補市場供給不足和資源配置不均衡，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由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法律需求為主要目的而組織提供的必要服務設施、各種服務產品、各項服務活動以及其他相關服務事項。它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市場性”，對促進和規范法律服務市場“供給側”改革，提升法律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具有重要意義。公共法律服務的公共性決定了其與市域公共領域的社會治理方向目標相統一。從這個角度看，提升公共法律服務建設，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
第一，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務為市域公共事務依法決策提供共識機制。實現市域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是治理法治化，推進法治城市建設，要完善權力運行機制，加強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在公共法律服務建設中，將法治化建設與數字化建設相結合，以數字化促進執法公開化、決策過程科學化十分重要。一是自上而下的共識引導機制，即健全政府重大決策法律顧問制度，由政府法律顧問將公共法律服務中反映的突出問題形成調研報告，將公共法律服務中反映的主要社會矛盾和具有社會可接受性的糾紛化解途徑作為社會基本矛盾的“晴雨表”和政府公共決策的“風向標”。二是自下而上的共識引導機制，健全社會公共事務法律宣傳機制，針對城市治理公共事務決策加大普法宣傳的力度。用普法的方式讓市民正確理解各項公共決策的法律意義和正確行使法律權利的途徑，確保對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事項的合法性審查、專家論證、公眾參與、風險評估等法定程序環節的實施形成有效監督，凝聚社會治理的最大共識，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
第二，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務為市域空間治理體系提供法理學支撐。現代化的城市空間治理體系需要針對性的法學理論支撐，從而使得治理路徑不偏離法治軌道。城市不僅是法治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是法治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盡管法律是獨立自成體系的領域，但在法治實踐中，法治建設與城市的經濟、政治等生活環境分不開。因此，現代城市法治建設中，要提高法治建設和治理水平，就要重視城市生活環境的變化，將法律放置在具體的空間中進行討論。
第三，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務為形成市域內良法善治提供規則系統。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善治城市的基本要素是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等。市域治理作為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多主體、多機制、多方式、多依據的現代執法理念和制度設計。在數據治理全球化的趨勢下，只有在保障市民對于政府公共數據信息依法獲取的基礎上，才能保障市民參與市域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因此，建立健全高效公共法律服務網絡必須打破各政府機關和公共事業單位之間的數據壁壘，形成數據信息、智能輔助的全程貫通、全網覆蓋，將各項司法行政審批事務和法律公開信息查詢、法律咨詢等各項對接形成“一網通辦”。
第四，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務為市域新業態穩定發展提供多元糾紛解決途徑。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城市經濟發展中新的行業形態出現，不能被動地以司法裁判作為單一糾紛解決途徑，而應當通過深化新業態糾紛的源頭治理，充分發揮公共法律服務在新業態糾紛中的疏導和預防功能，加強律師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商事調解與訴訟調解的有機銜接。同時，因地制宜，結合城區內的地方發展特征，根據優勢互補原則建立道路交通、醫療損害、金融糾紛、網絡交易、特種行業糾紛等個性化、特色化的糾紛解決一體化平臺，為優化營商環境、穩定行業發展提供多樣化、專業化、便捷化的糾紛解決模式。
第五，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務為市民參與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法治話語溝通機制。公共法律服務有利于促進政府機構與司法機關之間的法治話語體系生成。政府和社會的關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對社會的管理；社會對政府的支持和監督；政府與社會通過精誠合作共同治理，作用于市場機制，增進社會整體福利。要建立促進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話語體系，不僅要建立起基層組織、行業協會、基層司法所的聯動機制，還需要充分運用民間法、習慣法、行業慣例、村規民約、傳統法治文化經典思想的話語轉換作用。在多元矛盾糾紛化解中，要讓專業法律術語更加貼近各行各業、各個基層社會的日常生活語言概念。不僅如此，還要發揮傳統中國文化的凝聚力，促進糾紛解決方案的合法性與合情理的統一。
完善公共法律服務的路徑與方法
公共法律服務能夠有效推進社會治理。近年來，為適應新時代人民群眾對公共法律服務的新要求，各地結合實際進行了深入實踐探索，比如大力推進公共法律服務實體、熱線、網絡三大平臺建設，但當前公共法律服務建設的配套制度還不夠健全。基于基層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現狀，建議完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框架，建成以產品體系為核心，以平臺體系為窗口，以政策體系、人才機構體系、供給體系、評鑒體系為支撐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框架。統籌規劃公共法律服務的各項制度，實現體系建設各環節齊頭并進。
公共法律服務平臺體系是“需求側”獲得公共法律服務的途徑，但平臺不能僅成為面向群眾提供公共法律服務的窗口和渠道，其要真正發揮支撐作用，還必須發揮平臺背后的公共法律服務政策體系、供給體系、人才隊伍體系、產品體系、評鑒體系的作用。
公共法律服務產品體系是公共法律服務體系表達的內容。公共法律服務產品存在有形產品和無形產品。有形產品包括看得見、摸得著的各種文書范本、法律服務工具等；無形產品包括豐富的與法律相關的業務咨詢服務等。因此，公共法律服務的產品體系應當是多層次、多維度的立體式供給體系，從而才能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為不同年齡段、不同經濟收人水平、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訴求的人提供多元化的法律服務。
公共法律服務人才機構體系為公共法律服務供給體系提供人才機構供給。人才和機構都屬于服務提供的主體。因此，人員和機構體系的建設也應當成為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重中之重。政府作為公共法律服務的安排者，主要通過以下方式進行供給：政府服務、政府間協議、合同承包、特許經營、補助等。
公共法律服務評鑒體系為公共法律服務供給體系提供反饋以保障公共法律服務質量。如何著力提升人民群眾對公共法律服務的知曉率、首選率、滿意率？需要各地司法行政機關普遍建立“領導干部直接面對群眾、直接聽取批評意見”制度、“領導干部公共法律服務接待日”制度、“群眾批評意見分析報告”制度，不斷改進服務群眾工作。建議豐富多元化的公共法律服務評鑒主體，統一公共法律服務質量標準，以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對公共法律服務做出客觀、公正評價，通過激勵機制激發公共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潛能。
公共法律服務政策體系為公共法律服務的順利開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共法律服務在現實中的成效除受靜態的基本理論、核心原則及不同組織之間職責分工、不同組織形式法律制度的影響外，還受動態的具體運行方式、手段、途徑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確定公共法律服務競爭機制的制度、建立公共法律服務績效評估制度和規范柔性公共服務行為的制度。實踐中，將這些制度轉化為靈活的政策，并不斷發展創新，才能保障公共法律服務有序開展。
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要的是實現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法治化，發揮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在市域社會現代化轉型中的作用。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在運行過程中反映的社會治理中的突出性、敏感性、復雜性社會問題以及產生的相應矛盾解決機制和新的秩序規則，將會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發展、促進群眾生活語言與法律專業語言相互轉化，并將提高政府管理的公眾參與度，提高行政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