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而黨的領導制度在其中發揮著根本性作用。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也是根本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稿起草情況的說明中強調，“大家一致認為，決定稿準確把握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演進方向和規律，突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抓住了國家治理的關鍵和根本”。發揮好黨的領導制度的根本制度優勢，才能確保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正確方向和組織動員，保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
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認為，統治階級要建立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必須以取得執政地位為前提條件，通過執政黨來領導、建設和治理國家。政治體制本身構成了一套復雜的制度系統，其中執政黨的領導制度在整個制度系統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從根本上制約著整個政治體制和制度體系。馬克思恩格斯也曾在《共產黨宣言》中深刻闡明了一個基本道理：要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必須建立共產黨人領導下的國家政治體制，確保國家機器始終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自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政權并實現長期執政以來，就始終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己任，不斷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大廈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統領地位的是黨的領導制度”。黨的領導制度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其他地方拿來的，而是黨帶領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具有深厚的實踐基礎和群眾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更不會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歷史一再揭示，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證，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根本領導力量。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自覺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形成和發展了黨的領導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使國家治理的各項工作和活動有了根本遵循。總之，黨的領導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居于統領地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所在，也是我們取得一切成功的根本保證。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更要發揮好這一根本領導制度優勢。
黨的領導制度保障正確方向
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往什么方向走、走什么道路，是一個帶有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認為，國家的性質不同，其發展道路和國家治理形式必然存在差異。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既不能走傳統社會主義的老路，也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治理模式，而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也強調，“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歷史和實踐反復證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正確的前進方向，始終把方向問題、道路問題放在首要位置。
作為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都必然表現這個國家的性質和統治階級的意志，從而必然反映這個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方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在于“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現代化的鮮明指向、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基本走向，都是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必須遵循的正確方向。這些正確方向從根本上要靠黨的領導制度來保證，靠黨握緊政治方向盤、把準道路指南針、用好前進指揮棒，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共產黨人的斗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方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條件，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性與顯著優勢。歷史一再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夠把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民族復興不懈奮斗，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命脈所在，是全國人民的利益所系，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只有抓住了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這個關鍵，才能確保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黨的領導制度保障組織動員
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其中多元治理主體的協同參與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一方面，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每個人息息相關，離不開包括公共部門、私人部門、社會組織和個體公民在內的多元治理主體的共同推進；另一方面，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有一個協同各類主體、發揮橋梁紐帶作用的組織機構，使多元治理主體以及治理體系內部各要素之間形成聚合力。美國學者格里·斯托克提出，治理是一個過程，是一個協調的過程。這個協調過程面向社會問題、公共事務與國家要素的方方面面，需要一個起協調作用的組織核心和領導核心。換言之，國家治理是一項涉及多主體、多領域、多要素的長期系統工程，離不開多元治理主體在一個組織核心的領導下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協同推進，共同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在當代中國，這個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只有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協調各方力量形成強大合力，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始終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中國共產黨是靠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具有崇高的組織使命、嚴密的組織體系、嚴肅的組織紀律，能夠展現出強大的組織動員力、行動力、戰斗力。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強有力的組織體系和組織動員能力、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等，都有力凝聚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智慧和力量，保證了黨的領導能夠落實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鄧小平同志曾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黨的力量來自組織，黨的全面領導、黨的全部工作要靠黨的堅強組織體系去實現”。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廣泛組織發動醫務人員、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員、社區工作人員、志愿者等參與其中，統籌患者救治、科研攻關、物資保障、輿論引導、交通管制、社會隔離等各項工作，取得了抗擊疫情的巨大成功，展現了黨的領導制度的高效動員力、組織力、協調力和執行力。總之，黨的領導制度不斷促進并保障著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保障著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組織動員始終堅強有力。
黨的領導制度保障效能轉化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我們既要堅持好、鞏固好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又要完善好、發展好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不斷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從本質上講，制度是一種規范，治理是一種行為，制度優勢不能也無法直接轉化為治理效能。如果要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就必須借助于轉化中介，也就是多元治理主體多方面、全方位、深層次的制度執行。因為制度是由人設計的，也必須要人來遵守和執行，如此才能保證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發揮制度治理的效力。否則，再好的制度也只是一紙空文，形同虛設。正所謂，“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因此，制度執行就成為國家治理能否取得實效的關鍵因素。亨廷頓就認為，“一個社會的成分越復雜，各種集團越是縱橫交錯，其政治共同體和維持就越依賴于政治制度的功效”。在當代中國，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從根本上說，我們能不能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優勢順利且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能不能打通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最后一公里”，能不能強化制度執行力這個轉化中介，關鍵在中國共產黨。
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治理在這樣一個大國，沒有現成經驗可循，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把人民的力量凝聚起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9000多萬名黨員、46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也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導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生命力、巨大優越性、高度執行力的集中體現，就是黨的領導。要順利實現制度優勢到治理效能的轉化，就必須始終把黨的領導地位放在首要突出位置，確保黨對制度執行的監督和引領，確保全國人民始終在制度的軌道上推動各項事業的發展。只有不斷強化黨的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人民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依制辦事、依法執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的能力，著力加強黨員干部率先垂范、帶頭遵守、做好表率的意識，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執行力才能獲得根本保證。因此，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也就抓住了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關鍵和根本。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科研基金項目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