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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保障數據安全，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數字科技的應用催生了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出現，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數字技術運用給人們帶來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并推進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從數字科技到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治理的神奇發展，有其必然的發展規律及特征。相關規律及特征可從數字技術價值的實現邏輯、數字技術擴張的演進之路、數字科技引導的轉型過程、數字經濟務實的效益原則四個方面來進行總結。
數字經濟是經濟發展的一種嶄新形態
數字科技的萌芽、形成和發展過程，催生了信息經濟、知識經濟、數字經濟的出現，體現了數字技術價值的實現邏輯。數字經濟是在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基礎上出現的經濟發展新形態。
數字經濟超脫于知識經濟，利用了更加豐富、更強功能的數字技術，特別是諸多數字技術的融合應用，突破了信息和知識標志的經濟形態，數字技術被廣泛使用并由此帶來了整個經濟環境和經濟活動的根本變化。如果說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時期，數字技術對經濟活動主要發揮著工具、技巧、方法的作用，那么數字經濟條件下，數字技術及其積累的數據本身成了價值的主體和核心。以往，任何一個產品，用過一次，價值就大幅下降；現在，數據用過一次后通過分類，數據就可實現增值，再使用一次，數據完成重組編號，價值就更高，有了再次利用的價值。數據成為最具價值的生產資料和要素，它能助人化解不確定性，有效提升規劃和行為的成功率。面對重要的數字資源，需要建立新的社會契約，防止數字資產獨占，禁止個人數據濫用，確立數字資產所有權。
數字技術及其價值實現得到了擴展
遵循著數字技術擴張的演進之路，以數字科技為起點，人們正在梯次實現著數字產業化、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治理。
一是數字科技。隨著云計算、大數據、5G、人工智能、區塊鏈、萬物互聯等數字技術的逐漸發展和融合，它們成了數字世界的基礎，這些數字技術越運用越普及，發揮出了它們深厚的運用價值和潛在的延伸價值。
二是數字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率先實施數字技術的運用和擴散，包括基礎網絡通信運營商、互聯網企業、信息通信設備終端和軟件產業等，推進了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
三是數字經濟。通過數字技術在各大產業的運用，或者通過信息產業的傳導，放大了數字技術的價值實現，包括工業、農業、金融服務貿易的互聯網和數字化。
四是數字社會。在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之后，各種數字產業、數字服務、數字平臺為社會生活提供產品和服務，使社會各方面呈現出數字化應用及其數字化場景。
五是數字治理。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帶來一些新業態、新行業、新崗位，過去的常態業務和崗位需要調整和整合，相應的帶來了大量新的有關決策、規劃、管理、監督和安全等方面的工作，這就需要相應的職業道德、規則和法律予以規范和治理，數字治理應運而生。
數字技術及其價值實現還得到了四個擴展：第一，數字技術的價值，通過數字技術產業化，向信息通信和互聯網產業擴展；第二，數字技術的價值，信息通信互聯網產業的價值，通過產業數字化，向一二三產業擴展；第三，數字技術的價值，由經濟領域數字化向社會文化領域數字化擴展；第四，數字技術由生產力的功能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兼有的功能擴展。
把數字經濟虛擬和快捷的特點最大化
從數字科技引導的轉型過程來看，數字科技向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擴展，需要企業、政府、社會及相關單位的協同，數字社會轉型涉及思想觀念、體制機制、基礎設施三個方面。我國的新基建就是以數字技術為主展開的基礎設施建設轉型。近些年的轉型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特別是在此次抗疫過程中，人們在接受數字技術帶來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的實惠的同時，也在文化觀念、生活習慣、工作方式中逐漸接受了數字技術，大大縮短了轉型過程，推進了數字化步伐，為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規模發展做出了特別的鋪墊和準備。
未來，我們還需做更多扎實的工作，特別要整合相關資源，避免重復浪費，注重針對性配備設施，講究實際和效用，為基礎設施的升級換代留有改造和擴容的余地。配合觀念、監管轉型，展開相應的企業數字管理、政府數字治理和社會數字治理，對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予以反饋，做好統籌，及時改進和完善。
從數字經濟務實的效益原則出發，我們可以發現數字經濟在信息產業、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的運用和價值實現，都有著虛擬和快捷的特點。如何把相關特點最大化，最大程度地促進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發展？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要用數字技術武裝制造類企業，包括政府推動的新基建，由過去純粹的物理空間向虛擬空間以及虛擬與物理融合的空間轉變，在產品的設計、生產、營銷等環節，部分或全過程地實施數字控制，從自動化向智能化升級，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產品研發及產業化，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和對傳統產業的替代步伐。
其次是實施數字虛擬與實體制造的融合運用，包括人機協作及創造新的生產方式，比如共享經濟中的訂單、支付等環節可在數字空間內完成，而具體的生產、物流、供貨在線上統籌支配，與線下物理空間相應對接，通過人機協作、機器與機器銜接，讓數字技術應用得到進一步擴展。
再次是規范數字制造的管理模式，革新企業經營監管方式，讓企業內部管理決策鏈、生產制造鏈、客戶服務鏈反應更加敏捷高效精準，降低監管成本，緩解委托—代理的信息不對稱矛盾，提高管理效率，最終以實際效益及用戶對產品和服務的滿意程度來檢驗數字經濟的發展效果。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邵春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