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總結了深圳等經濟特區40年發展的10條寶貴經驗，其中第二條是“必須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通過改革實踐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為我們精準理解經濟特區發展的制度創新貢獻和示范意義指明了科學方向，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深圳等經濟特區40年的發展史，是一部鮮活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經濟學史
理解經濟特區發展的歷史貢獻，尤其是制度創新貢獻和示范意義，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指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特區的起點就根植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互動關系之中。1979年，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經濟特區要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就是要在“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中殺出一條血路，探索出一條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良性互動的制度創新進而制度成熟定型之路。
經濟特區的起點是“特”，通過制度創新之“特”的改革，促進生產力快速持續健康發展。經濟特區的目標是“同”，通過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經驗復制推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是從“摸著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的理性演進之路，更是一條從特殊性到一般性的科學探索之路，亦是一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辯證法實踐之路。
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起點是增量改革，在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外，殺出一條做大蛋糕（生產力）的體制改革之路（生產關系）。伴隨著經濟特區建立與發展，增量意義上的市場化改革就出發了。深圳率先提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帶來的沖擊與爭議，實際上是市場體制（增量）對計劃體制（存量）的沖擊與爭議。1984年，鄧小平同志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肯定了經濟特區市場化改革的制度創新雛形。1987年，深圳土地拍賣第一槌，奏響城市土地市場化改革序曲。這意味著，深圳等經濟特區引領著中國從商品市場化向要素市場化的演進之路。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等地并發表重要談話，明確回答了一系列關于中國改革發展的重大認識問題。當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我國從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增量改革，邁入全國層面的存量改革。這是一個典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真實試驗，由點到面、從特殊性到一般性，是一條從“摸著石頭過河”的增量改革到目標清晰的“頂層設計”的存量改革之路，更是一條實現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良性互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路。
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是現代企業制度。1992年之后，深圳等經濟特區開始探索現代企業制度之路，又一次體現了經濟特區的“特”，逐步形成了國有企業、股份公司、民營公司、外資公司等多種企業組織形態共生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又一次體現了經濟特區的“同”，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深圳等經濟特區率先探索引領企業、產業、經濟體系全面融入全球市場，開啟了集聚高端要素的全球化“融資”與全球化“融智”之路，華為公司、中興通訊等微觀主體快速發展壯大，展示了經濟特區的“特”在更高層次上的升華。深圳等經濟特區再一次引領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創新之路，再一次展現了從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制度變遷與制度成熟定型。
深圳等經濟特區引領的從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制度成熟定型之路，為“中國奇跡”（生產力）提供了制度支撐（生產關系），鮮活地踐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創新實踐，又是一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鮮活試驗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離京視察的第一站就是深圳，希望深圳等經濟特區引領改革開放再出發。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由貿易試驗區等重大戰略決策率先在深圳踐行。特別是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再一次視察深圳，并發出時代最強音，向世界宣示“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中國一定會有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
新的更大奇跡（生產力），需要更新的制度創新（生產關系）。2019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再次賦予深圳新的歷史使命，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在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進程中，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我國經濟由大變強的高質量發展態勢，深圳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創新實踐，又是一場從特殊性到一般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鮮活試驗。
深圳等經濟特區探索從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制度成熟定型之路，最為關鍵的是，探索解決了生產關系中最核心的問題、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核心的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經濟特區的成功發展實踐表明，“看不見的手”（市場）與“看得見的手”（政府）應該握手。政府與市場，不是替代關系，而是互補關系，政府的職能是增進市場功能的提升。這一實踐豐富了市場經濟理論體系。
可見，深圳等經濟特區探索從特殊性到一般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定型之路，是支撐“中國奇跡”乃至“新的更大奇跡”的中國之治的科學探索之路。中國之治，突破了秉承自由主義理論的“華盛頓共識”，顛覆了依據自由主義理論得出的“歷史終結論”。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深圳等經濟特區是“北京共識”的先行探索者。
從宏觀歷史看，深圳等經濟特區探索從特殊性到一般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路，具有制度模式創新貢獻的世界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4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發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經驗、展現了光明前景，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強大力量，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重大貢獻”“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不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深圳等經濟特區是“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的實踐者與引領者。
展望未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又將開啟深圳等經濟特區通過改革實踐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經濟學史的新篇章。（作者：劉金山 系暨南大學投資咨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