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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重要論述的辯證思維
發布日期:2020-10-29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內容提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新時代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完成這項戰略任務,需要科學工作方法和思維方法,尤其需要唯物辯證的科學思維。習近平圍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時代課題,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論述,從制度認識論、制度建設論、制度執行論、制度自信論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論斷中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思維,為進一步正確認識制度、推進制度完善、提高制度效能、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動指南。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制度建設 制度執行 制度自信 辯證思維

  作者簡介:任潔(1977-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北京100732)。

  辯證思維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觀察事物、分析矛盾、解決問題的思維。這種思維要求客觀地而不是主觀地、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認識問題、處理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明了辯證思維的本質和特征:“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泵珴蓶|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將唯物辯證法形象地稱為我們認識世界的“望遠鏡”和“顯微鏡”。習近平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善用辯證思維把握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各項事業的復雜關系,統籌謀劃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的開展,增強各項事業和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實踐和治國理政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寶貴經驗。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意高遠、勇于擔當,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論斷,這些新理念新論斷在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制度形成、制度作用、制度建設、制度執行、制度自信等問題上體現出鮮明的辯證思維特征,為進一步正確認識制度、推進制度完善、提高制度效能、堅定制度自信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動指南。

  一、制度認識論中的辯證思維

  制度在國際國內治理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是規則制定權的競爭。制度競爭力成為衡量國家綜合實力的核心變量之一。制度重要性的彰顯引發了制度研究熱潮。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都根據自己的理論需要和研究偏好對制度進行研究,甚至還催生了許多跨學科研究,如制度哲學、制度經濟學、制度社會學等。盡管這些研究觀點各異,但是都必然涉及制度的本質、制度的形成、制度的作用等問題,而如何看待制度的本質、制度的形成、制度的作用等問題,就構成了制度認識論的基本問題。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要闡述的認識論問題不是哲學意義上的認識論問題,不是探討認識的本質、產生和發展規律等,而是從狹義上談對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制度的作用等問題的看法和觀點。對這些問題如果能夠運用全面的、發展的、系統的、聯系的思維進行分析,就能夠辯證地看待制度的本質、制度的形成和制度的作用。習近平關于制度認識方面的重要論述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思維。

  第一,辯證地認識制度的本質,堅持制度問題上的“發展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現存制度只不過是個人之間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產物”。人們為了生存必須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而生產必須以一定的方式進行,即以個人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以生產資料為媒介形成彼此之間特定的關系,首先是所有權關系,繼而派生出人們在生產中的社會地位以及產品的分配關系。生產關系是生產得以進行的社會形式。以生產關系為基礎又衍生出社會生活領域中的交往關系。交往過程是人們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建立和處理彼此相互關系的活動過程,稱之為關系形態的交往。這一層次的交往活動更加充分地體現了人是一種社會存在物。不論是在生產交往活動中,還是在社會交往活動中,人作為關系存在物必然與他人發生各式各樣的關系。由于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社會關系、社會立場的差異,導致人們所追求的利益也存在差異。追求不同利益的人的行為在現實中互動必然會產生沖突,制度即是通過利益分配和協調,為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并將沖突限制在一定范圍內而產生的確定性規則。需要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既存在矛盾沖突的一面,也有相互合作的空間。為了使社會有機體有效運行,必須人為設定或博弈商定一系列規范關系的行為規則。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制度的本質就是對人的行為進行約束和規范的行為規則。

  制度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穩定性。制度作為約束人們行為的規則不能朝令夕改,否則制度約束行為、協調關系、維護秩序的作用無法體現。但是,制度又需要不斷發展完善,處于變動之中。制度的“發展性”根源于人的生產實踐活動。隨著生產力發展,經濟基礎、生產方式、交往活動和社會關系都會發生變化,制度也必然會發生變化。習近平指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制度總是需要不斷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敝贫鹊陌l展和完善一般通過兩種方式實現,一種是改革舊的不適應社會發展的制度,另一種是構建新的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制度,即除舊、布新。習近平強調,一方面,要在堅持和完善現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另一方面,要順應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制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

  第二,辯證地認識制度的形成,堅持制度演化問題上的“轉化論”。制度的形成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從習俗慣例、文化傳統中漸進演化形成的,另一種是由領導層自上而下設計出來的。制度由習俗、慣例演化而來的方式,是一種漸進的、內生性的演化方式。恩格斯曾指出:“在社會發展的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借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習近平結合具體的黨內規矩,闡釋了制度與傳統、慣例之間的互補、轉化關系。他提出黨的規矩總的包括黨章、黨的紀律、國家法律和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四大類,特別強調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是十分重要的黨內規矩,這些規矩雖無白紙黑字的明文規定,但都是“一種傳統、一種范式、一種要求”。“紀律是成文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不成文的紀律;紀律是剛性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自我約束的紀律!秉h內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作為黨內規矩,與黨章、黨的紀律、國家法律等共同對黨員行為進行規范引導,未來根據實踐需要有可能成為明文規定,完成從傳統、慣例向制度的轉化。在闡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辯證統一關系時,習近平提出,“要把實踐中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這體現了制度演化問題上的“轉化論”思想。

  第三,辯證地認識制度的作用,堅持制度功能問題上的“二分法”。制度作為規范人們行為、調整人們關系的正式規則,在引導行為、協調關系、穩定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國古人云,“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依靠制度治國理政的歷史已久。對于制度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習近平也多有論述,他說:“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規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具體到管黨治黨問題,他說:“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么管,憑什么治?就是要靠嚴明紀律。”與此同時,他也強調制度地位和制度功能的限度。比如,在管黨治黨問題上,他強調既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也要“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的同向發力、同時發力。在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關系問題上,他提出“法安天下、德潤人心”,強調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這些思想充分顯示出習近平雖然強調制度在治國理政中具有全局性、長期性、根本性意義,但是對制度發揮作用的范圍、限度、效果有辯證的認識,制度并非萬能,制度發揮作用的限度受具體體制機制制約,制度發揮作用的效果受文化傳統、思想水平、道德素質、價值立場等因素的制約。

  二、制度建設論中的辯證思維

  制度作為規范人們行為、協調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正式規則,必然隨著人們社會實踐的發展、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制度建設是一個始終處于“現在時”的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成果,是以制度的形式對社會主義建設成果的鞏固。經過幾十年的接力建設和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但是這樣一個制度體系“并不是盡善盡美、成熟定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需要不斷完善”。習近平強調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指導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從而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成熟和定型提供了科學方法和精神引領。

  第一,堅持保持戰略定力與改革創新的辯證統一。制度建設是有主張、有定力、有方向的。習近平強調:“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边@個主張、定力就是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變。他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繼續把這篇大文章寫下去”。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首要的、基本的原則也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圍繞這一首要的、基本的原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的重大政治問題,闡明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牢牢堅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則。

  第二,堅持制度系統論與重點論的辯證統一。制度建設是一項大的系統工程,既要考慮整個制度體系的完備性、系統性、協同性,也要抓重點、抓關鍵、抓根本。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睆闹贫认到y論的角度講,加強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就是為了增強制度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統籌國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之間的銜接、貫通問題,統籌不同領域不同層次制度之間的配套、協調問題,做到整個制度體系的系統完備、互相銜接、有機統一。秉持制度系統論的原則,在制定和推進制度建設的過程中,要注意制度建設方案協同、貫徹落實協同、執行效果協同,促進各項制度建設在政策指向上相互配合、在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在執行成效上相得益彰,朝著實現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聚焦發力。

  強調制度建設的系統整體推進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沒有重點、不分主次!吨泄仓醒腙P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13項制度必須堅持和鞏固的根本點、完善和發展的方向,其中,把“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作為堅持和完善的第一項制度,這突出了黨的領導制度的重要地位。習近平提出我國制度改革和治理體系改革“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原則既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核心要求,也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核心要求。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習近平進一步強調:“決定稿準確把握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演進方向和規律,突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抓住了國家治理的關鍵和根本!

  第三,堅持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的辯證統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黨的十九大確立的戰略目標和重大任務出發,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

  在總目標的引領下,我們的制度建設主要以解決現實問題為引導向前推進;仡櫸覈40多年的改革開放史,可以發現問題邏輯貫穿改革開放始終,習近平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 2016年1月,習近平在重慶調研時強調要使改革落地生根,提出“要吃透中央制定的重點改革方案,同時完善落實機制,從實際出發、從具體問題入手,見物見人,什么問題突出就著重解決什么問題,使改革落地生根”。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發展中的問題也不斷出現,比如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發展動力問題、發展方式問題、資源能源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民生建設問題、生態保護問題、反腐敗和黨的建設問題等。矛盾和問題始終是存在的,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這決定了改革永遠不會完結,永遠處于進行時;飧母锇l展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只能通過改革發展來解決。習近平指出:“必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著力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敝贫日窃诨貞F實問題、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完善起來的,也正是在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和效果中彰顯出其所具有的特點、優點、不足和治理能力的。

  三、制度執行論中的辯證思維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要“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運行有效、治理效能關涉的就是制度執行的問題。有沒有系統完備、科學規范的制度體系是一回事,制度體系能否發揮治理效能、能否被有效執行是另一回事;谶@一點認識,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是包括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個方面的全面目標。2013年,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圍繞“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這一問題,結合世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根據我國國家治理的成果和經驗,對照“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對我國國家治理作出了總體論斷:“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薄耙幼⒅刂卫砟芰ㄔO,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于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把各方面制度優勢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實質就是提高運用制度治理國家的效能,增強制度的執行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全面總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但同時強調制度的執行問題,要求從強化制度意識、維護制度權威方面著手,在全黨全社會形成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的氛圍。

  第一,堅持完善制度與加強執行的辯證統一。對于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要從兩個方面完整理解:一方面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前一方面強調制定必備新制度、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舊制度的重要性;后一方面強調發揮制度治理效能、提升制度執行力的重要性。在充分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優越性的前提下,在“堅持方向不變、道路不偏、力度不減”的定力下,制度是否可執行、是否得到執行、執行效果問題最需要關注。習近平指出:“制定紀律就是要執行的!薄爸贫ㄖ贫群苤匾,更重要的是抓落實,九分力氣要花在這上面。”“我們的制度不少,可以說基本形成,但不要讓它們形同虛設,成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應’。”“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實,只是寫在紙上、貼在墻上、鎖在抽屜里,制度就會成為稻草人、紙老虎。要強化制度執行,加強監督檢查,確保出臺一個就執行落實好一個。要堅持執行制度沒有例外,對違反制度規定踩‘紅線’、闖‘雷區’的,要零容忍,發現一起就堅決查處一起!薄耙岣咧贫葓绦辛Γ屩贫、紀律成為帶電的‘高壓線’,使查處違紀違法問題制度化、經常化,使黨員、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制度的執行能力和執行效果是更重要的問題,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在制度問題上,我們反對“唯制度論”,反對就制度談制度,更強調有效發揮制度效用和提升依靠制度治國理政的能力。

  第二,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得益彰。把依法治國確定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堅持依法治國并非不重視以德治國,而是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這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首先,法律和道德之間有明確的界限。法律對人的行為起剛性約束作用,屬于外在約束,違背法律應受硬性懲罰,具體懲罰根據違法事實而定;道德對人的行為起柔性約束作用,屬于內在約束,違背道德會受到良心懲罰,卻不一定構成違法。其次,法律和道德之間相互支撐。法律和道德雖然在國家治理中各有地位和作用,但二者之間存在相互支撐的關系。從法律的角度講,法律需要道德的教化作用,道德能為更好發揮法律作用提供良好文明環境;法律需要道德的滋養,法律規范要與道德體系相銜接、相協調、相促進才能更好發揮作用。從道德的角度講,“法律是底線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教育需要具備法治內涵,加強道德教育需要“培育人們的法律信仰、法治觀念、規則意識,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全社會都講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環境”。道德教化需要制度支撐,要加強制度建設的道德引導,在法治建設中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

  在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問題上,習近平指出,二者之間是相互支撐、相互補充的辯證統一關系,強調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他說:“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在國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

  第三,堅持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同向發力;仡櫸覀凕h近百年的建設史,注重從思想上建黨是我們黨的重要優勢,而注重制度治黨則是我們在總結以往管黨治黨教訓基礎上得出的寶貴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作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九大把“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作為“十四個基本方略”之一,提出“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力,統籌推進黨的各項建設”。提出“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力”,是黨的建設理論的重要創新,體現了習近平對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之間辯證關系的深刻認識。“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彼枷虢h和制度治黨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缺一不可、互為補充。“思想建設是黨的基礎性建設”,涉及黨員鍛造革命理想、遠大理想、共同理想,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精神領域的問題,通過不斷開展思想領域的“自我革命”堅定理想信念、挺直精神支柱、錘煉政治靈魂,是柔性的軟約束,為制度治黨提供思想支撐和理論指導;制度治黨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貫穿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全過程、全領域,通過不斷健全完善黨內紀律、法規,對黨員行為進行規范、約束和引導,為思想建黨提供制度規范和制度保障,決定思想建黨的規范化程度和水平。

  四、制度自信論中的辯證思維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這就是我們的制度自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占領了人類制度的道義制高點。人類思想史上從來沒有一種學說如馬克思主義一樣,不謀一己、一黨、一國私利,不做某個集團或階級利益的代表,而是代表全世界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根本利益,具有最廣泛的人民性。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建立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由此占領了人類制度的道義高地。這是我們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最根本原因。同時,我們的制度自信也具有深厚根基和充分理由:歷史和人民的正確選擇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涵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中國創造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奇跡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中國為全球善治貢獻的方案和智慧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世界比較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我們具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不是不思創新、固步自封的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制度自覺基礎上的理性認知。習近平關于為什么要堅定制度自信、怎樣堅定制度自信問題上的一系列重要論述體現出深刻的辯證思維。

  第一,堅持制度自信與不斷改革創新的辯證統一。對于我國國家制度及其展現出的治理能力,我們黨一直保有充分的自信。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毙轮袊闪70多年來,我國創造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個奇跡”充分證明了我國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特點和優勢。這一制度體系及其治理能力在處理重大危機事件時更得以彰顯。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也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這場抗疫防疫戰爭中,中國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的制度優勢,及時采取聯防聯控、群防群控措施,有效遏制疫情的進一步傳播,基本阻斷了國內疫情的發展。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以及17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充分肯定了中國在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傳播方面采取的有效措施,驚嘆于中國展現的出色領導力、應對力、組織力、動員力、執行力,稱贊中國“正在為全人類作貢獻”,中國的表現“達到了望塵莫及的水平”。經過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中國人民更加切身體會到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更加堅定了制度自信。

  堅定制度自信的同時,習近平特別提出制度自信與制度自負、制度自大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心態,強調要辯證認識制度自信與改革創新的關系。他說:“制度自信不是自視清高、自我滿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在堅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推進制度體系完善和發展!敝袊厣鐣髁x制度特色鮮明、富有效率,但與其他任何制度一樣,并非盡善盡美,尚需進一步發展完善、成熟定型。未來中國的制度建設要在堅定制度自信的前提下,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不斷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推進制度成熟定型,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

  第二,堅持制度特殊性與制度普遍性的辯證統一。特殊性與普遍性具有辯證統一的關系:一方面,特殊性是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中的普遍性,通過特殊性得以表現。在制度問題上,我們同樣要以辯證思維認識制度特殊性與制度普遍性的關系。世界上現行的國家政治制度都是獨一無二的,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即使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政治制度都被稱之為民主制度,其細節上也各有不同,如日本是君主立憲制度、美國是民主共和制度、英國是代議民主制度等。關于制度的特殊性及其形成,習近平說:“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镏积R,物之情也。’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蔽覀兊闹贫茸孕攀紫染褪墙⒃趯χ贫忍厥庑缘目隙ê统姓J基礎上的,如果連本國制度的歷史來源都不承認、文化傳統都不認同、經濟社會發展國情都不尊重,是談不上樹立和堅定制度自信的。

  同時,各國不同的制度之間也具有共性。從制度本質來講,各國建立的制度都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拓展到國際層面,各主權國家讓渡本國權力,形成具有國際約束力的國際組織、國際公約、國際協議等,共同管理國際事務,以達到維護國際秩序、實現國際善治的目的。制度在國際層面上能夠達成某種共識、形成最大規則公約數,并被國際社會認同和遵守,這本身說明制度具有普遍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向國際社會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并被國際社會認可。比如,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先后被寫入聯合國決議,體現了國際社會的共識,表明這些全球治理方案既具有中國制度的特色,又包含能被世界共享的元素,體現了制度個性與共性的辯證統一。

  第三,堅持立足自身與加強借鑒的辯證統一。制度自信并不是自我封閉、止步不前,制度需要不斷發展完善,而與其他制度文明交流互鑒、向其他制度文明學習借鑒是發展完善制度的途徑之一。關于向其他制度文明學習借鑒的必要性和原則性,習近平指出:“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并蓄的態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不變,堅定我們的制度自信,這是我們需要守住的“正”、立住的“根”,在這個前提下,才談得上學習借鑒國外的制度文明成果,否則就是本末倒置,最終會導致“水土不服”“畫貓類犬”,甚至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的災難性后果。

  學習借鑒國外的制度文明成果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照抄照搬、完全復制既無可能也不可行!爸挥性緡寥、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痹趯W習借鑒制度文明的過程中,需要特別警惕和反對別人的“指手畫腳”。習近平強調:“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國有9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56個民族,我們能照誰的模式辦?誰又能指手畫腳告訴我們該怎么辦?”“我們要虛心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們不能數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的發展模式,也絕不會接受任何外國頤指氣使的說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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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辛向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理論邏輯研究》,《國外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3]秦宣:《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論綱》,《探索》2017年第2期。

  [4]劉建軍:《發展與治理: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雙重維度》,《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1期。

  [5]魯鵬:《制度與發展關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6]辛鳴:《制度論——關于制度哲學的理論建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責任編輯:徐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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