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也是新時代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方位，也包含著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要求。把握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進程、歷史任務、基本經濟制度、兩大布局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完善黨的領導制度等問題，對于更好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問題
[作者簡介] 秦剛（1957-），男，黑龍江哈爾濱人，法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接了我們黨改革開放以來的全部理論和實踐主題，同時也凝聚我們黨近百年來的創造和追求。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的堅定信念，也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在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有許多問題需要進行深入思考和把握。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更有助于我們更好推進黨和國家事業，也更有助于我們加深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解。
一、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進程
以黨的十八大為起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方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進程，同時也蘊含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要求。把握新征程，需要關注的問題和挑戰有很多。其中，實現共同富裕，應對來自外部的挑戰，是需要我們格外關注和思考的兩個問題。
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時代”[1]。同時還強調，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時，“人民生活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2]。這已明確，我們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打造出一個強國的現代化，也創造一個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是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最輝煌的體現，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難度最大的問題。讓14億多人實現共同富裕，這本身就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歷史性難題。現階段我國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較大差距，尤其低收入者數量眾多，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較大。“2017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超過0.4。”[3]。如何縮小差距，這是我們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需要努力解決好的問題。
進入新時代，“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4]。我國發展同世界發展的聯系更加緊密，我國同世界各國的交融性、互動性也在顯著增強。我國發展有了更大機遇和更有利條件，但面臨著更加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競爭和挑戰。中國是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正在迅速發展的大國，同時也是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成員。這么多身份集一身的中國，在當今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自然也會面臨著許多必須獨自應對的挑戰。如中國作為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要長期防范來自國外敵對勢力，特別是西方敵對勢力推行的“顏色革命”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由于價值觀的不同，總有一些人對我們這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懷有偏見，懷有不好的用心，難免要制造麻煩，甚至會搞顛覆活動。“臺獨”“港獨”等分裂國家主張和舉動的背后都有國外敵對勢力尤其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支持。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覺。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我們還有許多沒有解決好的問題，還要面對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給我們帶來的壓力和制造的各種封鎖。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強起來起的大國，必須要面對來自西方一些強權國家的紛擾。面對中國的迅速發展，一些國家戒心增大，冷戰思維明顯上升，有的制造摩擦，有的采取牽制舉動，有的企圖打亂中國的戰略部署，抑制中國發展態勢。同時，世界各國圍繞科技、資源、能源、人才也展開日趨激烈的競爭，這使我們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此外，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國，在維護世界和平，引領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還要承擔著更大的責任，國際社會對中國發揮作用的期待也在日益上升。充分認識和把握好這些新矛盾新挑戰，有助于我們更好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
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黨的十九大再次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5]這個總任務，實際上包含著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來說，這兩個歷史任務是一體化的事業、一體化的進程。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尤其是建成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可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創造更加充分的條件，但并不意味著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更加艱巨的歷史任務，用黨的十八大報告的話說，“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6]。
用社會主義方式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我們黨對歷史和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為前提、為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起步發展，就同工業化、現代化相聯系。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目標，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屬性，始終被我們黨和人民所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顯著特點，就是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結合。關于現代化的內涵，盡管有不同的認識和說法，但許多量化指標都有國際公認標準。我國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有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也有現代化一般特征和量化標準。只要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達到國際公認的量化標準，就意味著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黨的十九大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基本經驗的基礎上，綜合分析我國發展面臨的形勢和條件，對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作出新的戰略安排：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樣的戰略安排，是我國現代化進程及目標的時間表設定。只要時代潮流和世界局勢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這一目標肯定會如期實現。
與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相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更加復雜、更加艱巨的歷史任務。從現階段我們面臨的挑戰來看，要完成這個歷史任務，不僅要使我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確保邊疆長治久安，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等。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邊疆的長治久安，是確定無疑的。但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特別是實現和平統一，將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要進行長期的奮斗，付出更為艱辛的努力。
三、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我們黨實現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創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7]。“基本經濟制度即生產關系的制度體現”[8]。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中的三方面相互聯系、相互支撐，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在制度上的表現，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當代中國的創新發展。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這個基本經濟制度不僅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要長期堅持的基本經濟制度，它不會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束而有根本性的改變。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這無論是從中國的社會主義進程來說，還是從世界社會主義進程來說，都具有深遠的里程碑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是我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解決了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長期沒有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9]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們黨也相繼更新了所有制結構和分配結構，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形成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黨的十五大首次在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并強調它“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10]。黨的十六大依據所有制結構的新變化，確立了“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11]。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上的重大創新。有了這一制度創新，不僅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生機活力，也深化了我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識。
從黨的十六大開始，我們黨不再更多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屬性，而是更多把它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內容。進入新時代，我們黨把這個基本經濟制度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12]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可以說是當代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有些人始終固守著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說法，把它看作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制度。其依據就是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發展不平衡。如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由此決定的按勞分配”，而“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還不能全面實行公有制，而只能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13]。至今依然還有人堅持這樣的看法。如果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僅僅看作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必然會帶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束和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是否要放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走向全面公有化？是否要限制甚至取消非公有制經濟？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來看，在可預見的將來，社會經濟發展不可能走向全部公有化，更不可能走向全部非公有化。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多樣性、多層次性將是一種長期狀態，不會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結束而發生決定性變化。私營經濟、個體經濟也不是可以隨意隨時消除的，生產的大型化、集中化和分散化將是一種比較長久的經濟狀態。因此，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不僅存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將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全過程。從已有的實踐經驗來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將不會簡單地向著原來認定的那種單一公有制模式發展。對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有了更好地把握，才能更好地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四、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兩大布局
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先后形成兩大布局，即“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這兩大布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的頂層設計、整體部署。黨的十九大明確強調：“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14]在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必須要把握好這兩大布局，實現兩大布局的相互促進、統籌聯動。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推進，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鮮明特點。這個總體布局的形成，來自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它是我們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的全面規劃、總體安排，是我們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基本遵循。在推進這樣一個總體布局過程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15]
“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這兩大布局，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規律性、經驗性認識。它們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也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如果說“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更多地體現了“做什么”，那么，“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則更多地體現了“怎么做”以及要達到的階段性目標。“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事業內容的展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事業發展的重要保障和目標要求。“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每一個方面發展，都要體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要求，都要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為戰略舉措。“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也進一步明確社會各個領域發展的戰略方向、重點內容。到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就會如期實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我們黨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因此，“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第一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由“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來接續。需要進一步明確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需要長期堅持、完善和發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也需要長期堅持、完善和發展，它不會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的目標的實現而失去其統領作用。把握好這兩大布局，就能對全面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更加深刻的理解。
五、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法治建設問題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法治建設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加強法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而“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16]。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為重要的，就是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7]。“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18]國家制度轉化為治理效能，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合理有效，二是執政黨和政府具有科學運用法律制度治國理政的能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然要求。這里的“現代化”，強調的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要順應時代發展，符合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命題提出以后，有學者把它同“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并列在一起稱之為“第五個現代化”。這是一種不準確、不恰當的定位。我們黨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及其目標的初步認識，而且這四個方面大都局限于經濟層面。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并逐步形成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這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認識已經超越了“四個現代化”。在這樣的情況，再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稱為“第五個現代化”，顯然是不合適的，這也是認識上的一種倒退。
現代化國家的顯著特征是國家制度法治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國家治理體系的建構，執政黨和政府治國理政能力的提高，都要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以法治為基礎，以法治為保障。國家治理體系法治化，就是把國家治理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以法法治擺脫人治的紛擾。國家治理能力法治化，就是要牢固確立法治思維，以法治要求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各種問題，以法治擺脫階級斗爭思維的紛擾。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我們黨和政府治國理政的法治意識不強和法治機制不完善，推進國家治理更多依賴于群眾運動等。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些方式有其合理性，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負面影響也很大。正是基于對歷史的總結反思，對現實的認真分析思考，我們黨才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提出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各種問題的明確要求。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發展前進中的問題。能否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運用到國家和社會治理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關系到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富有成效，也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能否實現。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必須清醒看到，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相比，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有的法律法規未能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比較嚴重，執法體制權責脫節、多頭執法、選擇性執法現象仍然存在，執法司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現象較為突出，群眾對執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題反映強烈；部分社會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意識不強，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這些問題，違背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妨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19]因此，加強法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才能更好體現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要求。
六、關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促進人類進步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主張。這個新主張，反映了當今世界發展的新趨勢，明確了人類發展進步的合理走向。
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發展，這樣的發展超越了歷史上大國崛起的老路，打破了西方造就那種“國強必霸”的邏輯。西方國家的發展和崛起，大都遵循了武力擴張、建立殖民體系、爭奪勢力范圍的路徑。中國的和平發展是不僅沒有擴張掠奪，反而帶動和促進了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其本身就包含著對人類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不可能再重復西方國家走過的老路。和平發展，就是在競爭中加強合作，在合作中實現共贏，以求同取代同化，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的道路，將繼續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種沒有任何說教意味的中國主張、中國經驗，將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及路徑選擇起著重要啟示作用。
積極引領經濟全球化的普惠發展。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不僅促成了世界經濟增長，也使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在當今世界，任何國家要謀求經濟快速發展，都不能割斷與世界的經濟聯系，都必須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并在世界性的經濟交往和競爭中獲取更大發展空間。這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相互依存的局面，使世界各個國家相互影響日益增大，未來的前途命運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20]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已由經濟全球化的追趕者逐步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導者、引領者。面對逆全球化明潮暗流的涌動，我們依然要積極擴大開放，以互利合作引領經濟全球化的普惠發展。
尊重差異、促進交流互鑒。由于世界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不同，發展起點和機遇不同，在走向文明進步過程中，必然會選擇不同的發展道路，形成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道路、社會制度的共生共存，不是人類社會對立和沖突的根源，而是世界充滿活力的動因，是交流互鑒、相互促進的基礎。我們要堅持求同存異的理念，相互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模式，推動超越社會制度的交流互鑒，使各種發展道路、社會制度在比較中取長補短，展現各自優勢和活力，讓世界多樣性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人類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態。
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是一個追求文明進步的過程。追求文明進步，要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戰爭掠奪，反對霸權主義的恃強凌弱，反對唯我獨尊的極端自私自利行為。同時，還要堅守人類的共同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21]這些共同價值，體現了一種人類文明進步的要求，也是反映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以維護和堅守這些共同價值為思想基礎。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把自己所宣揚的民主、自由說成是“普世價值”，并以各種手段誘惑或迫使人們去遵循。實際上，那不過是民主、自由的美國或西方模式而已。維護和堅守人類共同價值，有助于淡化或消除美國等西方國家“普世價值”的影響。
七、關于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更好發揮制度優勢問題
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要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國共產黨是當代中國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也是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核心。有這樣一個政治力量、領導核心存在，是國家政局穩定、社會團結的根本保證。亨廷頓認為，“一個現代化中政治體系的安定，取決其政黨的力量。”[22]中國社會發展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當代中國，如果沒有黨的領導這個核心，“出現了各自為政、一盤散沙的局面，不僅我們確定的目標不能實現，而且必定會產生災難性后果”[23]。
在當今世界，人類政治基本都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又大都以政黨政治為突出特點。很多國家的民主政治也首先表現為政黨政治，或受政黨政治所左右。西方國家始終認定兩黨制多黨制才符合民主政治要求，一黨無法實行民主，這是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實際上，一個國家確立和實行哪種政黨制度，是多種因素的結果。在當代中國，有九個政黨，一黨執政、八黨參政。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它執政的合法性不是由投票箱決定的，而是與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奮斗的結果，是人民經過長期的歷史比較而作出的政治選擇。它不是任何利益集團的代表，也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而是整個社會利益的代表。在其執政過程中，可以超越各種利益關系的掣肘，制定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目標，同時兼顧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及要求，使人民能夠共享發展成果。它發揮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對國家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體現，也是維護國家政局穩定、社會團結重要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領導制度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具有統領地位”[24]。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要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
堅持一黨的長期執政，必須破解一個難題，這就是如何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尤其是如何防止權力濫用、權力腐敗。權力的濫用和腐敗，是黨長期執政面臨的最大威脅、最大挑戰。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反腐敗斗爭方面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決心，推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有力舉措，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并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效，取得了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加強制度建設，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是抑制權力濫用、權力腐敗的關鍵舉措。但制度的建設如同“織網”，網眼再密都漏水，如果人的觀念意識跟不上，甚至底線都不守，任何制度都會失去效能。因此，在加強制度建設過程中，必須強化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觀念意識和理想信念。領導干部堅定不移地踐行理想信念上，發揮示范導向作用，不僅是一般的修養準則，更是一種政治責任和要求。領導干部若是喪失理想信念，就喪失了立身之本。政治上的迷失和墮落，會導致經濟和生活上的全面腐化和墮落。這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是一種潛在的巨大危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始終要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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